《筚路维艰》毛泽东：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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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筚路维艰》毛泽东：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作者是萧冬连，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这本书豆瓣评分高达9.5，主要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道路的成败经验，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买一本实体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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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政纲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里还是得到了实行。首先体现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共同纲领》的制定。1948年5月，中共兑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向各民主党派发出协商建国的号召，从1948年起，加紧了争取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到解放区来的统战工作。1948年9月至1949 年3月，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经秘密交通被接到西柏坡或哈尔滨。1949年6月，民主人士陆续随中共领导机关移至北平。在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和协商人事等议程中，中共领导人表现出相当开放的态度，对一些资望很高的民主人士礼遇有加，给一些亲历者留下了很深印象。

9月21 ~3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党派单位14个，行中，担任正 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5人,担任副职的42人，在15 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党外人士岀任。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 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受邀参会的民主党派 之齐全，党外人士任职之多，使第一届政府有了 “联合政府”的色彩。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 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 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 义”。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把民主党派精英吸纳到政府，也就使他们与共产党同在一条船上，这条船确定无疑是驶向社会主义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早些时候，有些民主人士提 出，要整合出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意在建立“反对派”。这种主张遭到毛泽东的明确反对。毛泽东告诫民主党派： 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 么‘中间路线’。”从领导权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多大区别。1949年1月，毛泽东就向秘密来华的米高扬交了底，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新民主主义政纲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领域。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 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 经济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1）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2）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3）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农民破产和两极分化。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实质就是两条：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一是利用市场交易。虽然强调加强经济的计划性，但还没有考虑计划完全替代市场；虽然估计到会有冲突和矛盾，但可以在新民主主义范畴内解决，而不是用即刻消灭私有产权来解决。联想到之前苏联十月革命后走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弯路，以及之后红色高棉推行消灭商品、货币等极左政策招致败亡的情况，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种幸运，至少抑制了 “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这种思想在一个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为主体的中共党内有广泛的基础，并且不断地冒出来。其表现是，在农村工作中，流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的思想；在城市接管中，出现了平分工商业的思想。这对于即将接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从1947年底起，毛泽东连续发出党内指示，纠正这种“左”的倾向。1948年7月27日，新华社信箱“农业社会主义问答”，批评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平分工 商业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反动的，落 后的，倒退的”。“问答”强调，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

1949年初，随着接管城市越来越多，保护工商业显得尤为迫切，亟须“自由资产阶级”的参与和帮助。当时，私人工商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人工业总值占全国63.2%，职工人数占全国54.6% ；私营商业占比重更在80%以上，从业人员达662万人。保障市场和稳定就业离不开私人工商业的复工。然而，民族资本家在政权更替之际惶惶然。他们中的多数对蒋介石政府彻底失望，不愿跟随国民党到台湾，也不想“流落海外作白华”，大部分人选择把企业、资财、人员留在了大陆；但对共产党心存疑惧，担心“共产”，害怕被“消灭”。“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在共产党进城之际，他们有的撤走资金，隐匿财产，转移设备，有的跑去香港甚至远走欧美，多数消极观望。中共接管干部又以“少与资产阶级接近”为戒，进城以后长期避见资本家。工人中有效法“耕者有其田”，要求“工者有其厂” 的激进倾向，出现了清算斗争资本家的现象，增加了资本家的怀疑和恐惧，“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许多私人厂商关门歇业。据中共华北局报告，天津解放之初，“私人企业开工率不足30%,由于开工不足，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

1949年4~5月，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就是受毛泽东之托去“稳住工商界”，让私人企业尽快复工。刘到天津后，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另一方面，克服干部和工人中的“左”倾情绪，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刘少奇认为，除了要解决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以外，还要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沟通，也就是要解决市场问题“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把它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四句话， 后称为“四面八方”政策。

刘少奇在天津做了许多讲话，后来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针对资本家怕称自己是“资本家”、怕听“剥削”二字 的情况，刘少奇说，剥削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 在青年时代，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 少。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刘的讲话的确“稳住了”天津资本家，也在其他城市起了作用。例如，陈毅就是采用类似的办法稳住了上海资本家，甚至吸引了一些已经出走的企业家如 “火柴大王”刘鸿生、“味精大王”吴蕴初等重返上海。邓小平后来 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刘的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刘少奇有关“剥削有功” “剥削越多越有利”的说法，对于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听起来很刺耳，先是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非议，有资料说，毛泽东看到刘天津讲话的记录时，不满“形于颜色”。毛泽东本人也许认同刘在天津的工作及他提出的政策，但对刘的一些说法很不以为然。5月，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私下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这与刘少奇的说法分歧显见。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 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虽然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的意思是，发展生产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不过，毛泽东这时并没想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共同纲领》 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而社会主义前途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这个前途是毛泽东多次公开亮明了的，对各阶层包括民主人士来说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他们向往还是恐惧。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曾有民主人士主张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周恩来解释说：这个前途是肯定 的，毫无疑冋的，但应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大家看， “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据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中共领导人不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其目的在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同时，也为避免在执行当前政策时出现混乱。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反而使随时结束新民主主义少了法律上的制约。

四 理想与政策之间的张力

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存废的问题，毛泽东的意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各级领导层，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法有相当的基础。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尽管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的必要性讲了不少，并见诸重要文献，许多共产党干部仍然难以理解新民主主义何以必须。正如周恩来所说，一些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总是“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这种紧张关系在城乡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1949年下半年，中共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开始了打击投机资本、 平抑物价的斗争。这次斗争被看作同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较量，投机资本受到致命打击。按中共的理论，商业投机资本自然是有害而无益；《共同纲领》也明文规定“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然而，这次斗争伤及了整个私人工商业，导致市场萧条、商品滞销、开工不足、失业增加。1950年1 ~4月，14个大城市倒闭工厂 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商店9347家，全国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上海陈毅市长向中央报告，3、4月上海人心浮动，市面上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 和捣乱会场等事件，资产阶级再度惶恐不安，上海有300名厂长经理逃至香港，有的要求把工厂“献”给国家。

此时，党内不少人产生了趁势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希望通过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挤掉私人资本主义，并把资本家要停工的工厂接收过来。“常常在经营范围、价格政策、原料供给、银行贷款 和税收方面故意为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企图早日挤垮资产阶级”。 1950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不少人在发言中提出 “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更有人认为，革命既已胜利， 民主党派任务已了，已无存在的必要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针对党内急躁情绪做说服工作。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工商业，通过为私商让出一定市场份额、扩大国家收购和加工订货、调整税负等措施，帮助私人工商企业渡过难关。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不过，毛泽东是从策略上提出问题的。当时，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但西藏、台湾尚待解放，外部威胁仍然严峻；3. 1 亿人口的土改尚未开展，尤其是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经济恢复起来尚待时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以避免 “树敌太多，全国紧张”。当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上说，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安抚党外人士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社会主义一关就将容易过去。1951年5月7日，刘少奇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早讲了十多年。"13日，刘又说：现在工业只占 10% ,要发展到占40% - 50% ,哪怕你跑得再快，总还要10年、20 年。到1951年，在新民主主义存在的时间估计上，毛、刘、周仍 是一致的，至少从言论上看是这样。

然而，在另一个领域，即农村合作化问题上首先出现了分歧。建国之初，全国农村分两块：一块是老区，土改已经多年；一块是新区，土改尚未开展。关于新区土改，1950年6月30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经济上保存富农、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此前， 3月12日,毛泽东在《征询対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中，说明了保存富农经济的5个理由，即保存农村较高的生产力、减少土改阻 力、消除中农疑虑、避免社会动荡、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等。显然，这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岀身农民的干部并不理解，甚至抵触，贫雇农因其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失望。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都有报告，认为南方地少人多，光地主土地不够分，不动富农，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有些地区为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拔高成分，将富农甚至富裕中农定为地主。

真正的难题在老区。各级领导机构无不关注土改后出现的新的分化现象。与此相联系，在是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租佃，是否允许自由借贷和雇工，即所谓“四大自由”问题上面临选择。如果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就应当容忍农村中"四大自由”及一定程度的分化， 因为这对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1950年颁布的 《土地改革法》，“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 的权利”。各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曾先后颁发布告，允许在农村中实行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政 策，以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其实，在1948年7月那篇《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就已经预料到分化的趋势，当时认为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是不可怕的”，“有其一定的 进步性”，甚至批评说，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 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然而，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直接面对现实选择时是另一回事。

根据当年的资料，所谓老区农民的分化，大量的是“中农化” 而不是“富农化”。多数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雇工经营的新富农已经出现，但是数量不多。这本来正是土改的成果，反映经济的发展，兑现共产党对农民的承诺。然而，很多领导人不是欣喜，反而忧心忡忡。他们担忧什么呢？他们担忧的，不在于产生了多少新富农，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方向以及给农民思想带来的变化，即形成 “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担心消灭了一个封建主义，却带来一个资本主义，认为正好验证了列宁“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从各地调査材料看，土改后，确有一些贫苦农民因缺乏劳力、农具和资金有寻求互助合作的要求，不过这与“农业合作化积极性” 还不是一回事。而新中农普遍倾向于单干、个人发家致富，并不要求互助合作，甚至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这使党内一些人担心，如果农民尝到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甜头，“习惯了新民 主主义秩序”，就不想社会主义了。他们尤其担心的是，如果多数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个人发家致富了，将失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力量，甚至失去共产党对广大农民的领导权。老区的报告都反映农村党员干部思想“退坡”的情况，许多人“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顾个人发财致富，而不顾国家利益”。不少党员直接提出退党、脱党的要求。当时，《新湖南报》发起对农民李四喜“半截子革命”思想的讨论，就表露中共党内的这种担忧“这使一些干部产生了 “趁热打铁” 的想法，即趁农民分得土地后对共产党的热情还未消失，紧接着就组织合作社；而组织起来，也可以为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提供新的上升动力，避免政治上的离心倾向。党内这种倾向，正契合毛泽东本人的想法，他后来反复说到，要不断革命，趁穷过渡，富了就不好办了。

这种想法是不是违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呢？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不但不违背，反而正是七届二中全会指明的方向。我们看到，从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到《共同纲领》，关于农村政策都是讲的两句话，一是尊重现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扶助其发展经济；二是不放任自流，引导农民向合作化方向发展。这就使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主张积极组织合作社的与不赞成急于组织合作社的，都能从七届二中全会找到根据。

分歧首先在两个老区出现，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山西。1949年12月，在中共东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就如何对待新富农，是否允许党员雇工、放高利贷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持坚决否定态度，会议决议：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 1950年1月眠秀山带着这个决议进京向中央请示汇报，中组部正式复函东北局，不同意东北局的意见，认为“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刘少奇赞同中组部意见，他在与中组部 长安子文谈话时说，有人主张通过变工互助发展成集体农庄，是 “不可能的”。现在，不要限制富农发展，雇工、单干，应当放任自流。变成富农的党员怎么办的问题提得早了，将来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据资料说，高岗拿到中组部复函和刘少奇谈话，在北京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

—年多之后，山西省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写报告，反映农民自发向着富农方向发展，导致互助组陷于涣散，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通过增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中共中央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明确支持华北局，他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 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泽东明确支持山西省委 的意见。他找刘少奇谈话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 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刘收回已经下发的讲话。刘慑于毛泽东的态度，收回他的讲话，这不难理解。杜润生说：“刘少奇始终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与毛泽东对立的位置上”，“毛对刘已有成见……刘只好检讨”。如果薄一波说的是实情，毛泽东的话“说服了”他和刘少奇，这就不仅仅是服从毛泽东的权威了，有更深的意识形态背景。

这里需要回应一种观点，即认为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还没有把土地捂热，共产党又从农民手里收回，这是对农民的“失诺”。 其实，中共从来就没有承诺将自己的目标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阶段，没有承诺，何来失诺？当时，中共的坚定信念是，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共产党相信， “组织起来”是帮助农民摆脱穷苦的唯一出路，并认为发展合作社是巩固其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

刘少奇在1948年九月会议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谁胜谁负”，“关键是小生产者的向背”，要巩固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合作社是最有力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刘的观点完全一致。 据陶鲁笳回忆，1949年春天，薄一波传达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一段话：“如果只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群众实现 了一半领导权，还没有实现全部领导权。只有组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走向集体化，才是实现了全部领导权。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领导了农民，那么就连一半领导权也要失掉的这个传达，为山西省委主 张将互助合作提高一步提供了依据。不过，当时设想的合作社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刘少奇强调的不是生产合作社，而是消费合作社，国家通过一种商业关系把农民联系起来。后来，刘少奇的想法有所变化。他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岀发，认为不必过分担心农民“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倾向。他还认为，农业要走上集体化，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个体经济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械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说法。这本来是中共高层在一个时期内的共识，它依据的是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说过，“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然而，国家工业化有待时日。如果找到根据证明没有机械工具的武装，依靠简单劳动协作也能提高生产率，那就没有理由推延合作化的进程。毛泽东关于“工场手工业”的说法，看起来正好满足了这个条件。这里的关键在于，农业要朝合作社方向发展，这个大目标是一致的， 分歧在于对过渡的条件和步骤有不同考虑。因而，积极主张互助 合作的意见总是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我们知道，苏联全盘集体化之前，在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路线之争；而在中共党内，毛、刘之间有分歧但没有正面争论，历史上没有形成一条所谓刘少奇路线。当然，高层分歧引发出一个高岗事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