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文强在上海被捕，抢过手枪顶住汉奸的头：是你死还是我死？

1941年，老蒋和戴笠给文强派了一个新任务，让他担任“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救军上海办事处少将处长”，其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二是代表戴笠驻上海，领导上海的军统地下情报工作。

文强在上海潜伏期间，七十六号特务悬赏二百万美金抓他，陈恭澍叛变后差点将他诱捕，有一次还直接被四个彪形大汉绑架到汉奸窝里。文强在九死一生之间，搞到了日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只可惜他的情报根本就没引起重视。

文强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在上海潜伏时的危险：“第三战区驻上海少将专员冯作仁被日本人逮捕杀害，我给他的那张名片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知道我到了上海。七十六号有人认出了我照片，一定要在双十节抓到我。开始是悬赏五十万美金，后来慢慢增加，从一百万一直加到二百万。有两次把我抓到，我又跑掉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是狡兔四窟，有四个住的地方，在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都有。（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文强口述自传》，下同）”

七十六号特务手中的文强照片，是军统叛徒万里浪（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处决）提供的，万里浪知道文强是戴笠器重的高级特工，比王天木和陈恭澍的级别都高，要是将文强抓获或杀害，他在七十六号的职位还会高升一步（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就是因为万里浪的出卖被抓的，陈恭澍说自己没叛变，但文强说他叛变了）。

被日伪“熟人”盯上的文强日防夜防，也总有防不住的时候：“一次，我约几个客人在锦江饭店吃饭，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正在餐桌边的时候，日本人在走廊上隔着窗子，对准我举枪，董竹君（爱国志士，锦江饭店创始人）突然发现走廊上有日本人正准备冲着我开枪，她急中生智，把走廊的门啪地掀了一下，日本人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胡乱地打了一枪，跑掉了。我坐在桌旁和客人说话，子弹从我的头上擦过去！”

逃过了日本人的暗杀子弹，文强更加小心谨慎，他在上海跑马厅附近开了一个“黄金交易所”，以大老板的身份，每天出行都带着保镖，礼帽压得低低的，只露出高鼻子和下巴，看起来就像一个外国人。

有一天，文强的参谋跟建议他买一顶新帽子：“你坐在汽车里，脸总是向前看，谁跟你说话也不理，从侧面看上去人家以为你是个外国人。你要是换一顶新一些的帽子，就更像外国人了，外国人不会戴你那样的旧帽子。”

文强一听很有道理，就一个人跑到附近的百货商店去买礼帽，这就给了敌人抓捕他的机会。

文强刚戴着新礼帽出门，旁边突然蹿出来四条大汉，一边两个抓住他的胳膊往后一拧，就把文强摁倒了。

文强暗暗叫苦，被四个彪形大汉推上早已等在一旁的汽车，他忽然认出车中坐着的是原别动军的一个姓李的支队参谋长。

那位李参谋长洋洋得意地看着文强冷笑：“我们见面不容易呀。你到上海怎么不通知我啊？今天‘请’你到上海浦西饭店走一趟，我们的头头在那儿等你！我现在不是别动军的参谋长了，我是浦东丁锡山国民爱国军的参谋长了！”

汽车七拐八拐，来到了到沪西百乐门饭店，大汉们七手八脚把文强揪出来推上二楼，然后就看见了汪伪汉奸师长丁锡山。

文强自认为必死无疑，说话也就不客气了：“丁锡山，没有杜月笙把你保出来，你活不到今天。你这个杀人越货的海盗，今天想把我怎么样？”

丁锡山之所以抓文强，是因为不久之前，文强的人刚制裁了丁锡山的“师傅”、原别动军支队长何天枫，丁锡山要拿文强“一命抵一命”。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丁锡山拍出手枪怒骂，文强也怒目圆睁对骂，骂了一会儿，文强忽然想起：“这个家伙是一个海盗，跟他讲这些话也没有用，他把我抓住，一定是送给日本人，我这条命就没有了。“

练过武功的文强忽然发现了机会，一个箭步蹿到桌子前，把丁锡山的手枪抢到手里，一下子摁住他，用手枪抵着他的头：“今天究竟是你死还是我死？你把我弄死了，你也活不成！”

丁锡山的五六个手下也拔出枪来，但是“老大”被人家枪口顶着脑袋，他们也不敢开枪，一下子就僵持住了。

就在这危急关头，两个威风神气的洪帮大佬走了进来，他们就是策反委员会委员高翰生和龚君普。

这两人在洪帮中的辈分极高，丁锡山的手下见了他们全都吓得直哆嗦，高翰生跑到丁锡山跟前，一连抽了他好几个耳光：“你这个家伙忘恩负义，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就是文先生说的话，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今天怎么还对付他呀？你这身汉奸皮，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

丁锡山直接跪了下去（文强回忆录原文如此），跪着的丁锡山支支吾吾流泪，文强有两个大佬撑腰，也收起了手枪，痛骂丁锡山后扬长而去，丁锡山居然没敢出去追。

得知文强差点被汉奸杀害，戴笠马上给他拍来电报，让他注意安全，文强只回了八个字：“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黄金交易所”暴露，文强又在霞飞路开了一家照相馆，每天深居简出，晚上十点后才外出活动，但即使这样，他部下一个叫左篆的科长还是被七十六号抓去严刑折磨牺牲了，那位左科长就义前，还在朗诵文强教他的《正气歌》。

当时文强的照相馆在租界之内，日本人想抓他也有很多忌惮，所以只能偷袭或把文强调虎离山，参与抓捕文强的，就有已经叛变的军统高级特工陈恭澍。

半壶老酒手上有四本陈恭澍的回忆录，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既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也不承认跟他同为“军统四杀手”的王天木是叛徒，但是文强坚持说陈恭澍叛变了，而且还曾参与了对自己的诱捕：“那时军统局还有一个单位叫上海区，上海二区的区长陈恭澍是黄埔第五期的，带着四个行动大队在上海杀汉奸。 另外还有一个区长负责情报，两个区长互相不能联系不能见面，戴笠规定由我 每个礼拜与他们两个分别见面一到两次，每一次都是我规定见面地点。“

在某月的27日，文强和陈恭澍约好第二天见面，还没等文强出发，会计蒋志云就哭着跑来了：“陈恭澍带着日本人和汪伪特务把上海区都破坏了。我是从后窗子逃走的，日本人没有抓到我！”

文强得知陈恭澍已经于26日叛变，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昨天叛变，却要跟我明天见面，这肯定是要抓我呀！”

文强“失约”，陈恭澍并没有善罢甘休，五六个日本特务闯进文强的“照相馆” ，幸亏文强的女部下机警，趴在窗口大喊“强盗抢东西”，街上的巡捕闻讯赶来，那几个特务只好仓皇逃掉，文强这才又躲过了一劫。

躲过数次劫难的文强一直在搜集日军调动的情报，他发现日本关东军有两个师团由东北集结到青岛之后再乘兵舰南下，一个师团在新加坡下了兵船， 另一个师团又去了菲律宾。

文强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息：关东军这两个师团装备精良，他们一路南调到底要干什么？

文强破译了日军的一封密电，发现他们要在太平洋搞一个大动作。文强马上将情报上报参谋本部，结果参谋本部回电：“此情报不准确，日军打英美的可能性不大。”

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把文强的报告转给英美，那帮高鼻子蓝眼睛看完之后耸耸肩膀：“这简直是笑话！”

文强继续调查，继续上报，反复提醒相关部门注意，结果参谋本部再次回电：“不是我们不相信，是英美不相信！”

文强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情报，就这样被抛在一边，老蒋和戴笠连番发报，把文强调离了上海，文强回忆时很遗憾：“我离开上海不到一个月，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代替我留下的参谋长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留在上海的电台人员也叛变了。“

据文强回忆，他调离上海，是因为策反任务基本完成，从华北、苏北到东北，他总共策动汪伪部队一百多万人投降。正是因为策反有功，后来老蒋亲笔签发命令，晋升文强为陆军中将。

晋升为中将的文强军衔已经高于戴笠和毛人凤（戴笠正式军衔是少将，死后才追授中将），在军统是待不下去了，就跑到湖南老世伯程潜那里当了“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后面发生的事情，以及文强有多后悔到淮海前线当副参谋长，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有时间咱们再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