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失寸心知：何绍基的隶书训练法 图文解析

何绍基（1799-1873）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书名虽获满朝赞誉，其着意“遍学汉碑”实始于咸丰末至同治初年主讲济南泺源书院（1858-1860）、长沙城南书院（1861-1868）时期。（《何绍基墓表》：“凡主讲山东泺源书院三年，长沙城南书院八年，虚公勤恳，士论推服。”）

泺源书院旧照，1901年袁世凯更名为“山东高等大学堂”

何绍基传世作品中，早年的隶书作品并不常见，与隶书相关的最早记载是道光五年（1825）于济南得奚林和尚所藏《张黑女墓志》与《石门颂》拓本，只是此时的何绍基惟醉心于天下孤本《张黑女》，“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但隶书苍朴浑穆的气息，已烙印在其心底，日后书跋多以“有无分书意”作为书家书写水准的评判标准。（如1837年《道因碑旧拓》题跋“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惟渤海，后惟鲁国，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颃也，此非深于篆分真草源流本末者，固不能信。”）

近年新见何绍基至早年书作《为霁园先生杂书册》，为其二十四、五岁之作，期间父何凌汉（1772-1840）任山东学政，何绍基随侍济南。册中小楷以《玉版十三行》为面貌，而引首“七柏一松轩”则为何绍基自署，以大字隶书应请，尚难辨其取法，应为其早年隶书之风貌。（梅墨生册尾跋语：“此册之珍，乃因猿叟早岁之作极少见于世也。是册为其二十四五岁时之作，锋芒挺健，全从玉版十三行来，乃精心之为也。其父凌汉典试山东之际，故随侍之，猿叟录以奉长辈，因此认真使然，其中颜楷之迹已有，惟不若晚作苍老，而楷行小字令人扼腕叹赏，不让明贤也。”）

《为霁园先生杂书册》（1822-1823年作）

何绍基42岁前后为杨铎（1813-1879）所临《鲁峻碑》，后作跋语：“……石卿索拙书，余不见碑版者将一年矣，于分书尤初学执笔者，徒以其不鄙弃我，试写此纸奉政，聊为相忆之助耳，绍基并记。”

临《鲁峻碑》卷

除此外，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十七，《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信中亦有记载：

子贞临隶字，每日临七八页，今年已千页矣。近又考订《汉书》之讹，每日手不释卷。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浅深究竟何如。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

而何绍基将隶书视为急于示人的书体之一，则是二十年后。

其孙何维朴（1844-1925）在何绍基所临《衡方碑》（1862）后有段跋语详细言及此段经历：

咸丰戊午（1858），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1860）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而于《礼器》《张迁》两碑用功尤深，各临百通。……次年正月（1863）即作岭南之游，七月始归。嗣后筋力渐衰，从游诸生日益众，校艺不遑，隶课亦因之少辍矣。

何维朴跋语

从现存何绍基隶书作品溯源，可归纳其学隶之法主要有三：

壹

临摹（1858-1863）

依何维朴所言，自戊午至壬戌年间（1858-1862）隶课最勤，期间《张迁》《礼器》各临百通，以现存带有年款（1860-1862）的何绍基通临《张迁碑》为例：

庚申又三月十九，临第59通竟（湖南省博物馆藏）

辛酉仲冬（十一月）十八日，临第32通竟（谭泽闿旧藏）

壬戌五月十九，临第55通竟（四川省博物馆藏）

壬戌七月十九，临第60通竟（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壬戌八月廿六日，临第75通竟（湖南省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藏）

壬戌又八月十九，临第86通竟（拓本）

壬戌（未详署日期） 临第93通竟（湖南省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藏）

壬戌十月初四，临第94通竟

壬戌（未详署日期） 临第96通竟（首都博物馆藏）

壬戌仲冬（十一月）三日 临第99通竟（辽宁省博物院藏）

抛却远行因素，我们可以推算出何绍基日课之勤：第60通与第75通间隔时间不足40天，第75通与第99通之间不足70天，频率基本保持在三日内通临一过（每日所临4×3格纸八页，约百字上下）。从风格所看，亦由前期细瘦的“规规模拟”转向后期写意的“变态百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通临完第99通《张迁碑》的11天后，何绍基即已至少完成对《武荣碑》的通临一过。（反复通临《张迁碑》期间何绍基亦掺杂有其它汉碑的临写，如“壬戌九月廿二日”临毕的《石门颂》）

壬戌十一月十四日通临《武荣碑》（谭泽闿旧藏）

何绍基在年过花甲之后，以小学生之态，自订日课，一日不苟，反复临摹同一碑帖。近人马宗霍（1897-1976）在《书林藻鉴·书林记事》曾言其：

暮年分课尤勤，东京诸石，临写殆遍，多或百余通，少亦数十通。每临一通，意必有所专属，故一通有一通之独到处。积之既久，各碑神理，皆得之于手。

节临《张迁碑》（杨白桦补陀洛伽之室旧藏）

何绍基一生日课不缀，这与其成长经历密不可分，近人杨钧（1881-1940）在《草堂之灵》中记录有何绍基少年时事一则：

少时，跅弛不羁。年二十四，文安公携之入都。舟泊永州，舟中闲暇，究其所学，则茫然无所知。文安公大怒，笞掌二十，推之上岸，曰：“不可使京中人知我有此子，以为我羞。”贞翁潜归，闭户勤读，卒得翰林，且为名士。

此段记录是否尽实，或可商榷。但如史料所载，其父何凌汉“居恒庄敬刻厉，无欹坐，无疾趋，独步必敛容。急遽时作字，必裁划正坐而后书。画郑君及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像悬斋壁，昕夕瞻仰。家范严肃称于时。”（李元度《清朝先生事略·何文安公事略》）则可推想何绍基自少年成长期所养成的端庄严谨的性格。

节临《西岳华山庙碑》（湖南省博物馆藏）

其平日所临书作多有缀语，如“小雨骤寒”、“春雨连绵”、“晴化雪”、“苦雨奇晴”、“夏至后一日甚热，挥汗录此”、“时雨后大风有拔屋之势”、“晨起呵冻”、“呵冻临前后碑，雪后冷极”、“是日大风墨冻”、“雪晨大冷”、“元旦呵冻”、“此次河鱼之疾，自课荒阁可叹”，其《种竹日记》所载一日之际亦多为临书所用，何绍基将习字作为抵御严冬、消除酷暑的良方，就这样不知疲倦地从春写到冬、从晨起写到日暮，写到了白头。

贰

拟古（1863-1868）

同治二年（1863）年初，何绍基作岭南之行，并远赴香港、澳门，至七月始由广州返长沙。此次远游之后，或许是异乡的风光开拓了何绍基胸襟，此后不再拘泥于单一碑帖的临摹，转而遍临汉碑，进而进行“拟古”之作。

对于何绍基的研究，一直以来存在只关注其书写风格而缺少对文本的解读，如我们在各种何绍基图录所见，对其作品名称往往笼统概括为“隶书×言联”、“隶书中堂”等，未详究其书作为临帖抑或创作。

譬如本幅拍品《隶书拟汉碑四条屏》，其章法极为特殊，在隶书书写过程中掺杂了三段行书跋文，依其内容检索，可知何绍基所书为洪适《隶续》中所载汉碑：

《隶释》之《郑子真宅舍残碑》内页

《隶释》之《都乡正街弹碑》内页

洪适（1117-1184），南宋时人，初名造，字景伯，晚年自号盘洲老人，谥号文惠公，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绍兴年间中博学鸿词科，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洪氏酷嗜汉碑，开集录石刻文字之先，将所见汉碑之隶书改用楷书释定写出，对异体字则保留原状。录文后附加有关考释，详注石刻中所涉及史实、人物、石刻形制、所在地等。其所编《隶释》分目摹录汉魏石刻183种，南宋乾道三年成书，被《四库全书总目》称“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隶续》为《隶释》续编，荟萃汉魏碑碣189种。

书成后即有刻本，流通不广，明代有万历刻本。清初朱彝尊（1629-1709）合残抄本数种，参校成编，刊版于扬州诗局，遂为世人所见。乾隆间钱塘汪日秀始并正续二本合雕。

其后，黄丕烈（1763-1825）偶得叶九来所藏旧钞，又借袁廷梼（1764-1810）贞节居钞本、周锡瓒（1742-1819）藏明隆庆钞本，偕顾千里（1766-1825）订诸本之异同，复证之以娄机《汉隶字源》，订汪本谬处汇为一编，希复宋本《隶释》之旧观。是书延请吴县陆损之手书，名工沈良玉刻字，前刊钱竹汀、段玉裁、黄丕烈序，后刊顾千里跋，作《汪本隶释刊误》附于书后，严校精雕，重新刻版印行。

同治年间洪汝奎（1824-1886）集黄氏《勘误》于书后，重新抚印。正书首刊印有“楼松书屋汪氏本。皖南洪氏晦木斋集赀摹刻，同治十年曾国藩署检”牌记，《刊误》书首刊印有“同治十一年，皖南洪氏晦木斋摹刻”牌记。此后二书遂大行于天下。

洪适《隶释》（洪氏晦木斋本）

何绍基至晚于同治九年（1870）即得此书，（参考湖南省博物馆所藏《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八屏，文字取自《隶续》，其款落“庚午秋仲书应召亭世二弟雅属，何绍基时在吴门。”）

拟《郑子真宅舍残碑》（湖南省博物馆藏）

拟《翼州刺史主纯碑》（湖南省博物馆藏）

拟《藁长蔡湛颂》（湖南省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藏）

拟《藁长蔡湛颂》（杨白桦补陀洛伽之室旧藏）

拟《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八屏（1870年作，湖南省博物馆藏）

拟《樊毅复华下民租碑》（1871年）

以上诸作皆取自洪适之书，遇其顺手之文字，则不厌于屡次书写，如《藁长蔡湛颂》二作，虽均未署年款，于书风明显可见其所作时代之先后。而湖南省博物馆所藏《郑子真宅舍残碑》，与本拍品之前二条屏内容相较可知，何绍基仅关注于“拟古”本身，遇不欲书写之字，輙随意跳过，故其书作本身文意之艰深晦涩，在所不免。

“拟古”之作亦可见于：

拟《孔林碑》（湖南省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藏）

拟《道州文宣王庙碑》（湖南省博物馆藏）

叁

创作（1869-1874）

何绍基晚年在臂病之前，（同治十一年，何绍基去世的前一年，其好友方浚颐在诗中提及其来信仍称“手颤不能成字。” 其挚友吴云致陈介祺的信中也有记载：“自去年以来多病手颤，艰于握管。”）进行了大量的隶书创作，此时之作已脱尽模范，纯以意行，每作各有其趣， 以湖南省博物馆藏品为例：

向前追述，何绍基于己未（1859）春日重跋之《杜甫诗杂书册》中言：“有持予昔年所书小册来看者，真隶相半，未署岁月名字，亦忘为何时书矣。”于此册可窥何绍基作书心态的转变，即其潜意识中将隶书的创作凌驾于其他书体之上，从而于此之后，将其学古的对象由楷、行二体转向了隶体。（与其相类似，本文上节所述及之“拟《南安长王君平乡道碑》八屏”其后两屏，则转隶为篆，体现了其古稀之后“溯源篆分”的思想变化。）

杜甫诗杂书册（上海博物馆藏）

何绍基后期的隶书临摹已打破原碑帖的束缚，虽言临摹，实际已是“以临代创”，如《西狭颂》旁往往为人忽视的《黾池五瑞图》左侧两列汉人隶书，仍未“逃脱”何绍基的“临摹”：

左：临《东汉黾池五瑞图》（湖南省博物馆藏）

右：《汉李翕黾池五瑞图石刻》（清代《金石索》木板摹印）

何绍基作书多为穷款，向不喜落年款、年岁等，甚而如长沙博物馆存一联 “名论不求缝掖外，古风犹想结绳前。”款字一字未署，仅钤名章二枚，郭㯉叟跋语中释曰：“书成不属款，曰非何子贞，谁复能为此怪字者？奚以款为？是亦好奇之过矣！”

名论不求缝掖外，古风犹想结绳前。（长沙博物馆藏）

何绍基至晚年作隶书，有明确年款者，除上文述及之“拟《樊毅复华下民租碑》（1871）”，尚有南京博物院藏《隶书周礼句》四屏，款末属“蝯叟书，年七十有二（1870）。”

除此外，其所赠翁同龢（1830-1904）之《蝯臂老翁诗稿卷》之前半卷，隶笔录苏东坡之《水龙吟》（未完）。据《蝯公残墨》册页中翁同龢跋语：“同治壬申（1872）十一月谒蝯叟于吴门。”是年，何绍基73岁，半年后何绍基即因病去世；翁同龢42岁，已贵为同治帝师。此次会面之后，此作便秘藏翁氏家族百年，直至近年现身拍场，应为目前所见存世之最晚年隶笔之作，已是老笔纷披，墨瀋淋漓。

蝯臂老翁诗稿卷（翁同龢家族旧藏）

清人杨岘（1819-1896）曾在何绍基隶书联书一跋语：“蝯叟分书不多作，作必横厉无前。” 张謇（1853-1926）亦有类似之语：“盖晚年之作，笔势振奋，横原无前，如出一辙。”

燕见不将命，退息必有邻。（长沙博物馆）

外间人见子贞书，不以为高奇，即以为恅愺（注：即潦草）。岂知无日不从平平实实、匝匝周周学去，其难与不知者道也。但须从平实中生出险妙，方免乡愿之诮，岂惟书道如此哉！它凡百皆同此理。

何绍基一生践行“实践出真知”，所留书论绝少，但其自评如是一段文字，或许是其最愿意后人忆及之形象。

何绍基年谱（部分）

何绍基非为天纵之才，其所处正是朴学大兴之际，其同辈中人临汉碑者亦不乏人：郑夑、黄易、孙星衍、伊秉绶、钱泳、翁树培、姚元之、赵之琛、吴让之、钱松、胡震、杨岘、赵之谦、吴昌硕、陆恢……而使何绍基凌驾同侪之上者，恰是其一步步扎实地推进“临摹——拟古——创作”这一客观规律所得。

如果说各人对“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之句理解不同，那么何绍基终其一生之践行，自早年依傍《黑女》、鲁公；中岁倾心《道因》《争座位》；晚而耽溺篆分，每一阶段无不以决绝之心对待，即是对“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的最好诠释，也是对今人学书所树立的最佳模范。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何绍基《隶书拟汉碑四条屏》逐屏欣赏

图文数据来源：北京开拍国际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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