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宋元明的中国“森林革命”如何塑造现代林业制度？

《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美]孟一衡 著，张连伟 李莉 李飞 郎洁 译，上海光启书局2022年8月版。

杉木人工林的培育史始于一场危机

1793年，大英帝国首次来华的外交使团返回途中，特使乔治·马戛尔尼经过了中国南方地区。马戛尔尼在日记中记录了对这一地区勤劳农作的印象。在浙江和江西交界地带的附近，这位爱尔兰伯爵写道，他“看到只要能耕作的地方都被充分利用起来”，留意到“任何可以利用的山坡都被开垦成梯田，种上不同类型的作物”，并且“池塘和蓄水池是一个公众关心的问题”。最后，马戛尔尼观察到“山上都是新种的树木，主要是杉树，有成千上万英亩。从这里到广州一路上基本都是如此”。25年后，植物学家克拉克·阿贝尔（Clarke Abel ）陪同另一个英国使团访华，对于中国森林留下了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字材料。他也注意到长江沿岸漫山遍野的“橡树和杉树人工林”。根据以上两位旅行者的描述，中国南方林木茂密，尤其是存在大量幼杉人工林。

200年前，这些英国观察者看到的正是许多现代学者所经常忽略的：布满山峦的针叶树，都是人们亲手种植的。马戛尔尼和阿贝尔认识到这些森林是人类培育的产物，如同低山坡上的水塘和梯田。从杭州到广州的山上长满了树木，不是由于缺少人类的干预，反而就是人们种上去的。正是他们来中国旅行的时候，在欧洲，林务员开始推广这种针叶树类型的人工林，但是在中国南方，这种“新植树木”的森林并不是什么新现象。马戛尔尼和阿贝尔看到的杉树，是早在12世纪和13世纪就开始培育的树木的克隆繁殖后代，这些树木不仅是人造林，还是经过人类改造和再改造的森林，几个世纪以来不断重复。

农民在苗圃中进行培植杉木苗的工作。纪录片《杉木》（1955）剧照。

像任何好的故事一样，这些杉木人工林的培育史始于一场危机。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利用并改变中国的森林而没有造成灾难，是因为他们通过炼山、择伐和小规模种植，促进了有用树木的生长。但是，在11世纪，这些主导人们行为的习惯性措施开始失效，急需木材的人们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砍伐有用的树木，甚至连林木繁茂的边远地区也报告说过度采伐。当过度采伐威胁到木材供应稳定的时候，政府管理者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宫殿、城市、堤坝和船舶都需要木材。为了应对这种需求高峰，官员和百姓都在寻求新的木材来源和节约方式。他们加强了对共有林地的管理，寻找新的伐木区域，扩大国家和私人造林的范围。如果时间允许，这些策略的任何组合都可能解决木材危机。但是，它们并没有时间等待成熟。12世纪20年代末，战争和洪水给中原带来了混乱。尘埃落定时，私人造林和商业得以幸存，但新生的国家林业体系却不复存在。

在接下来的五个世纪里，中国的地主不断精细化和传播着这种最初由于应对木材危机而革新的森林管理方式。通过种植被马戛尔尼和阿贝尔记录的速生的中国杉（shan/sha，Cunninghamia lanceolata），他们为需求迫切的木材市场提供了稳定的木材来源。但是商业化的杉树种植不仅仅解决了迫在眉睫的木材需求危机，事实证明，它也对不断变化的需求作出了惊人的反应。

随着需求的增长和价格的上升，更多的人种植了更多的树木，杉树种植也从少数州县扩展到覆盖南方大部分的高地。除了杉树，林地的所有者也栽种了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树木，包括用作木材的松树和樟树，用作竹竿和纸张原料的竹子，用来覆盖茅屋顶和制作纤维的棕榈，桐油、漆树、乌桕和油茶，饲养桑蚕的桑树，用作饮料的茶树，还有用途广泛的燃料、水果和坚果树种。从长江最后向南弯曲的下游几个州县开始，地主用人工栽种的林场代替了自然发育的树林，将河谷的集约农业扩展为一种山地的集约林业。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人工林的触角向南延伸到广州，向西延伸到长江三峡。

环境和制度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森林的形成。无论在哪个层面分析，生态都是这一问题中的关键因素：植物的生长过程决定着树木成长的模式，物种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群落组成，气候条件限制着森林生物群落的范围。人类的行为也成为这些环节上的重要影响因素：种植者引导着树木从种子到树苗再到树桩；他们决定着选择什么样的树木种在一起以及怎样采伐它们，这影响着各林分的年龄和物种组成。公共的准则和商业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树木栽种。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解释区域性的森林生物群落的出现，就必须考察把森林聚集在一起的基石：为了管理、记录商品林并从中获利而出现的大规模机制。换言之，如果不探究中国市场和中华帝国的驱动力，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森林。

森林调查是欧洲统治者转变为

早期近代国家的关键途径

在很大程度上，造林是由国家和市场的需求以及由此建立并管理木材供应的制度驱动的。政治生态学的学者已经证明，国家通过特定的知识形式来建立对环境的权力。国家通过调查林地和统计树木，建立了关于土地的信息，以此获取更多的产出，使森林适应国家对木材和燃料的需求，最终满足它们的控制欲。商业市场通过把自然界的产物变成个别的、可替代的商品，也改变着林地的自然属性。商人和市场监管者通过在生物群落砍伐树木，把单株的植物变成可交换的“木材”。依靠概念和测量标准化，官僚把林地及其产品在更高的抽象级别变得“清晰”起来，从而使其实现集中控制和专门技能。通过把树木和木材从它们的社会生态依赖中抽取出来，这些抽取物也会施加暴力给相互关联的群落——人类和植物的群落——木材正产生自这些群落。

但是，把木材和林地变成抽象物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管理的森林和商业木材也不是突然地、全部地从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官员头脑中跳出来的。相反，反映在纸质账本上的木材增长，看似平淡的表现背后是不断解决新压力的尝试，尤其是面对燃料和建筑材料日益激烈的竞争。在某些概念中，这些过程具体指向的是早期近代（early modern period），德国社会学家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称之为“木器时代”（wooden age）。在过去千年的中世纪，中国远非唯一面临木材需求高峰或经历森林治理革命的早期近代帝国。中国在11世纪木材危机期间的状况，包括城市化、军事竞争和海外扩张，与1500年左右欧洲的状况惊人相似。为了应对木材短缺，无论是真实的或感知到的，许多欧洲国家也加强了对森林的监管，在此过程中创造了新的环境治理形式及其专门知识。反过来，欧洲的经验又是我们认识现代林业、官僚体制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核心。

因为欧洲的经验是我们当代对森林认知的渊源，所以值得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欧洲林业的发展过程。在内部，森林调查是欧洲统治者将中世纪宫廷转变为早期近代国家的关键途径。“forest”（森林）一词，以及与它具有亲缘的forst、forêt 和foresta ，都源于贵族或城市庄园控制的森林管辖区的行政术语，其中有些地方甚至并没有特别茂盛的树木。各个国家扩大了森林管辖的范围，但只是逐步扩大。威尼斯是一个关键的革新者，它从16世纪开始调查其陆地森林。在北欧和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宫廷只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才调查其王室领地以外的森林。正是这种监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森林调查的扩大，使行政术语“森林”（forest）几乎变成了描述性术语“林地”（woodland）的同义词。反过来，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林学家利用他们新创办的专业期刊和学院来发展关于气候、土壤和可持续性的思想，“森林”才具有了现代生态学含义。换句话说，“森林”一词不断扩展的含义，反映了欧洲国家控制自然资源、最终量度和管理林地生态的野心。但是林业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内事务。

随着欧洲早期近代林业部门改变了本地的森林管理，他们的宫廷也派出调查员、商人和植物学家走遍整个大陆，寻找更多的材料。这些人在旅行过程中，把新发现的森林和物种报告给国内，为科学研究、帝国利益和商业利润服务。从莱茵河开始，木材采伐的边界沿着波罗的海向北和向东移动，然后向西到达美洲，最后达到非洲和亚洲。但是，无论他们代表的是科学团体、官方垄断企业，还是私人利益集团，欧洲的调查员都在寻找同样的东西——木材，以便替代更熟悉的国内供给。

在此过程中，从挪威云杉（Norway spruce）到里加冷杉（Riga fir）、美洲白皮松（American white pine）和印度柚木（Indian teak），他们把一系列树种分类并转化为商品。欧洲人，尤其是受过训练的德国和法国林务员、苏格兰外科医生和博物学家，在林业、植物学和环境科学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英国植物学家甚至将中国南方主要的造林树种以苏格兰外科医生詹姆斯·康宁汉（James Cunningham）的名字命名，他于1702年将第一批标本从浙江送回国。他们提出的术语、概念和原则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剥离过去两百年的发展，回到公元1800年前欧洲的森林监管，中国的经验看起来就不那么陌生了。

在中国，正是官僚体制和商业的不同渗透，导致森林景观的改变。当欧洲国家扩大官僚机构来监管国内森林并在海外进行殖民以扩张木材供给时，中国基本上没有这么做。但是，官僚林业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完全放弃了对森林的监管。相反，管理者通过土地税收、劳动力和商业等多方面的监督来监管森林。他们在12世纪就开始调查森林，比欧洲类似的调查早了500年。他们对市场上的木材运输进行征税和管控。在14世纪，他们将“山”统一为应纳税森林的官方用语。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发展日益集中化、专业化的林业服务体系，而是尽量减少对森林的直接监管，把重点放在了对私人木材贸易的征税和管控上。没有林业行业的发展，“森林”（山）仍然是一个行政管理概念，能确定具体的税率，但对地表植被的影响有限，更不用说生态了。

虽然如此，中国有限的、主要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已经足够激发造林革命了。虽然几乎没有官僚式的森林管理，中国多功能的财政政策仍然使木材和其他林产品贸易产生了惊人的生产力。通过实践和偶然性事件，行政管理改革促进了专有的土地所有权，规范了木材的等级和价格，取消了卑微的伐木徭役，使农民能够自由地在商业劳动力市场上从事工作。虽然这都依托于非常不同的规则和制度，但他们可能已经建立了欧洲思想家所称道的“自由市场”——一个由独立木商竞相满足广泛需求的竞技场。官员干预这个市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偶尔也会用严厉的规则和过度的压榨扭曲市场，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将监管控制在最低限度，并逐渐将税率降至象征性的水平。在这些条件下，木材生产暴增。公元1200—1600 年间，杉木人工林面积和长江地区的木材贸易量都增长了许多倍，这几乎完全是由私人伐木工、林农和木商自发实现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自然涌现的木材市场看似惊人的现代。正如周绍明所指出的，森林所有者形成了复杂的机制来划分风险和回报，这实际上是一种木材期货市场。官员一方面从商业木材中征收少量的关税，另一方面又从日益膨胀的低成本木材产品中购买供给，以此供应他们的建筑工程。到16世纪末，是领取薪水的工人，而不是服徭役的劳力，在采伐木材以供应官府的薪炭燃料，建造官府的船只和建筑物。

商业化也带来许多消极后果，这与现代世界相似。由于林农最大化可量产的商品如木材，导致那些不可量产的生态产品明显下降。他们造成位于商业边缘的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或退化，尤其是像老虎和大象这样的大型哺乳动物。地表植被减少，导致坡地侵蚀，以及河流和湿地的泥沙沉积。因为植树者要求对森林的专有权，他们也剥夺了社区成员对燃料、饲料和野生食物的传统需求。植树者把高地上的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驱离，将他们长期从事林产品生产并在低地上交易的角色也驱离。所有这些趋势——无论好与坏——都将在其后的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中出现。

中国早熟的商业化的另一面是国有林业的发展受到阻碍。如下所述，中国国家创建或扩大其森林管理机构至少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应对11世纪的木材危机期间，第二个时期是在15世纪初新的帝国建立期间，第三个时期是在16世纪官僚机构复兴期间。然而选择和偶发事件一再将政策从集中监管转向间接的、主要基于市场的调控。

在欧洲，公务员被训练成专业的林务员和植物学家，为政府各部门工作，并进行殖民调查。继而，这些职业又成为林业、生物学和环境科学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中国缺少国家层面的林业部门，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造林，他们把造林视为农业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把植物学局限于医疗上的草药学和方志中无关紧要的方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南方木材树种是由英国植物学家命名，而不是由中国植物学家命名。中国私营木材种植者的生产力使国家得以发展出一种非常高效、放任自流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但是它也阻碍了更专业化的环境知识的发展。

中国的森林体系是创新的

无论其最终的缺点是什么，中国的森林体系是创新的，它对国外尤其是朝鲜和日本，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力。在朝鲜，当王室在15世纪发展了对用材林的监管时，特别引用了中国的先例——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相当早熟的。朝鲜后来的林业与中国模式有了实质性的分歧，但它继续参考了中国的制度和术语。在日本的部分地区，17世纪和18世纪发展起来的森林监管形式，看起来也与中国的造林惊人地相似。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中国对日本植树的影响，但鉴于日本在其他许多制度上都采用了中国的模式，因而在林业方面也可能同样如此。朝鲜和日本都使用中文词语“山”（朝鲜语：san，日语：san/sen/yama）来表示其行政上管理的森林。

自相矛盾的是，尽管它们的发展轨迹存在关联，但日本经常被看作森林管理的成功典范，而中国则被视为监督失败或缺位的案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更多地与它们在1800 年以后的历史有关，而不是在这之前所取得的成就。当日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实现现代化时，它将本土的造林方式与源于德国的科学林业结合起来，然后传播到朝鲜和中国台湾的殖民地以及中国大陆。在同一时期，中国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内乱和革命，削弱了大多数现代化努力的尝试，并导致了森林退化。结果，日本的现代森林转型井然有序，有据可查，而中国则是支离破碎的，知之甚少。

《森林民宿》（2021）剧照。

在没有清晰的文献资料线索的情况下，最初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大多认为中国的确缺少有效的森林系统，并转而使用其他形式的证据来探究生态变化。伊懋可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大象的退却》中，用大象作为其栖息林地的代表。通过“大象的退却”和一系列传闻证据推论，他断言，随着中国向南方和西部的发展，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其他著作，尤其是马立博的《虎、米、丝、泥》，也依靠描述性证据和其他替代性材料来证明不受控制的增长导致了灾难性的退化，特别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30 但是，中国19世纪的灾难性事件是长期环境失调的证据，还是森林系统在新的压力下崩溃的证据？在没有其他分析框架的情况下，尽管缺乏18世纪和19世纪之前环境退化的明确证据，但伊懋可的长时段叙事被认为证明了中国数千年的毁林过程。

虽然中国直到20世纪才建立起欧洲式的林业管理机构，但确实发展了其他关于木材和林地管辖权的制度。这种制度为了解社会和环境变化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源。政府土地调查提供了一个相对广阔的关于中国森林面积的视野，至少是那些在国家登记纳税的森林。森林交易、木材关税和造船厂采购可以用来估算木材市场的规模和增长情况。同时也有大量官府徭役的记录，包括当地伐木工人向官府提供薪炭以及在遥远的西南地区为采伐宫殿建筑木材所进行的大规模探险。虽然存在不足，但这些资料使我们能用更具概括性的观点代替传闻性的叙事来看待森林的变化。

这些资料证明中国森林发生了大规模转变，而不是毁坏。在1000年到1600年间，伐木工人的确砍伐了大片林地，此后甚至更多。但是，砍伐中国原始林地并不意味着森林植被完全丧失。相反，强劲的木材需求导致种植者栽种新树木来代替他们砍伐掉的树木，而不是留下空地浪费或将其改造成农田。这使生态多样性和复杂性降低，但它与完全的毁林相去甚远。直到19世纪，新的压力破坏了原有的功能系统，中国森林才真正开始面临灾难。尽管与众所周知的欧洲经验，甚至日本传统有很大不同，但中国有一个有效的森林监管体系，提供了大量商业木材产品，防止了灾难性的退化，这一体系提供了超过六个世纪的制度和环境变化的充分证据。

森林被纳入官方的土地监管

中国森林监管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史，是中国南方环境的产物，它改变了该地区的自然和文化。因此，为了理解商业造林所带来的变化，我们必须了解此前该地区的生态和文化状况。南方地区的北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长江为界的。江北的一片辽阔的沉积平原，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带。在长江的南边——中国人所说的“江南”——是更加丰富多彩的景观，这里的沿海湿地和水稻种植平原被500米以上的山脉和1000米以上的山峰区隔开来。

江南作为汉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居住着曾经来自中国北方的难民，他们与江南的原住民混居，形成了文化的融合体。再往南是起伏的河谷，一直延伸到浙江、福建和广东的东南沿海。再往西是长江的主要支流和季节性湖泊：江西的赣江和鄱阳湖、湖南的湘江和洞庭湖。在这些河谷地带，混合的汉文化已经发展了数百年，而在高地仍然保留着独特的、非汉族族群的狩猎和撂荒耕作的家园。因此，虽然江南的北部边界稳定在长江沿线，但是它的南部和西部边界却是不稳定和不规则的，随着气候、地形和制度的变化，地方和区域社会相互渗透和融合。

《森林民宿》（2021）剧照。

除了融合汉族移民和文化，中国南方与北方有着长期而独特的政治—生态关系。中国北方，尤其是它的大平原，从早期历史以来就一直缺乏木材；相比之下，南方往往以其丰富的森林资源而闻名。这种关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数个世纪以来鄱阳湖的主要管辖区被命名为“樟州”（豫章郡）。甚至当长江以南和以北地区分处不同政权控制时，它们也通过木材贸易联系在一起。这种交流在帝国统一南北的时候得到进一步加强。

但是，即使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南方森林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孢粉证据表明，到公元前三四千年前，江南部分地区已经被开垦成农田。整个地区群山相连，意味着南方被分割为存在边界的两种地带，高地的人们用森林产品交换低地农民的农产品。实际的统治区域是沿着地形线形成的：低地居住的是定居的农民，受到汉族政权的控制，而高地则是非汉族族群居住的区域。换句话说，南方著名的森林财富是属于南方高地的。

自从造林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多元区域的一个小角落，它就改变了中国南方的景观，并进一步转变了区域文化、山地和低地之间的复杂梯度。商业用材的主要树种，中国杉由于种植过于广泛，很难确定它的原产地，但它肯定原产于中国南方，很可能源于徽州、浙江西部和江西，这也是公元1100年左右首次证明有商业用材林的地区。制度的发展只会强化这种早期优势。第一次森林调查、第一批木商许可证和第一次结束伐木徭役的改革都是这个大区域的产物，这进一步强化了其木材市场的可靠性、清晰度和效率。

随着木材贸易的发展，江南每个主要区域都参与了向南方临近地区推广造林的进程。负责调查的官员逐渐对江西和福建的森林进行了登记，后来又在广东和广西的部分地区进行了登记。税关官员量化了木材的登记，降低了整个长江沿线市场的关税。徽商在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地区推广用材林种植。从江西来的搬运工翻山越岭，把种苗运到遥远的南方和西南地区。他们一起扩散着土地所有权、商业规则和营林技术以及杉树本身，将多样化、特色化、开放式的林地转变为私有林木。虽然重要的地区性和区域性差异仍然存在，但这些相互关联的林区使南方的生态和制度景观看起来越来越统一。

通过将种植景观从河谷延伸到山区，用材林种植者逐渐改变了国家与非国家之间的空间、汉族与非汉族族群的边界。詹姆斯·斯科特在他关于东南亚高地史的研究中指出，税收和强迫劳动等国家行为会把占据低地“国家空间”的主导族群与在山地实践“不被统治的艺术”的高地族群区隔开来。与此相一致，直到19世纪末，中国人自己使用的主要名称是行政分类的“民”，而非民族分类的“汉”。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低地的“民”与高地的“蛮”之间的区别是：“民”有固定的居所，并且通过各自户口纳税；而“蛮”则四处游荡，并向他们的部落首领进“贡”。贝杜维认为，这意味着分隔“汉族区域”（Hanspace）与其他区域的边界穿越了生态区，固定田地（fixed-field）的农业逐渐变得边缘化，无法支撑。数个世纪以来，这些界线将纳税、种植水稻的低地农民与不纳税、刀耕火种的高地山民区分开来。然而，即使在正式服从国家的范围内，也存在着进行谈判和抵制的巨大空间。正如宋怡明对明朝军户的研究表明，他们可以选择何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的需要。

中国南方的高地居民长期以来在南方木材生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采伐巨木，然后卖出，因此进入低地经济。在商业造林出现之前，他们的生活属于朝贡经济，而非纳税经济，他们被归为部落族群而不是臣民。在允许高地像农耕区一样从事种植以后，人工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平衡。虽然不同于以粮食为基础的农业，但造林还是有比较固定的空间，并且在产量上足以征税，使“国家空间”（或“汉族空间”）延伸到了高地。

在汉族低地与非汉族高地之间的分形边界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区域，具有自己独特的生物群落和制度。在这片以徽州为中心的江南高地上，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他们像种庄稼一样种树，登记他们的林地并向国家交税，生产出作为市场商品的木材。后来，其他的社会群体也涌现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客家人，他们走出福建、江西和广东的山区，在中国南方种植树木、茶叶和其他高地作物。这些从前的刀耕火种者在边缘地带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并不太安全的空间，他们被认为比那些退到深山里的族群要开化一些，但又因他们太过游荡和异样的文化特征，也无法被低地社会完全接受。

纪录片《从前有座森林》（2015）剧照。

实际上，人类对树木早期生长阶段控制的扩展，把砍伐和轮作的高地复合体转变成了定居农业的低地复合体。这种与税收和财产法规相一致的新型造林，使得国家管控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南方的高地。但是森林群体在新的行政管理实施中加入了他们自己的因素。一些人，如徽商和地主变成了国民中的卓越群体，在中国保持着最好的记录，正常交税，并调节着国家与森林经济的互动。另外一些人，如客家种树人，只是暂时性地接受国家的统治。即使他们登记户籍并交税，他们的流动性和独特的行为方式也使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开官方的监管，这使得他们遭受非正统的怀疑。大部分南方高地位于徽州和客家腹地之间，处在这两种政治策略的连续体上。这一地区代表了一个新的生物群落，在这里人类对木本植物的行为是促进杉树和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生长的主要因素。它也代表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域，这里作为帝国的一部分，森林被纳入官方的土地监管，森林族群也获得了行政管理上的国民身份新形式。

中国的木材时代

我认为，中国南方地区造林的发展，不仅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南方的生态与社会，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分期。传统上，中国历史学家根据1000—1600 年之间统治中国的三个主要朝代进行划分。宋朝在960年至1127年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时期被称为“北宋”——此后直到1279年继续统治了中国南方——“南宋”。它以在贸易、教育、政府财政和科技方面的特殊成就而闻名。当时印刷术开始普及，政府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并发明了火药武器和航海指南针。但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懦弱的帝国，不断受到强大的、非汉族对手的围攻，包括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人建立的西夏、1127年从宋朝夺取中国北方的女真人以及1279年征服了宋朝剩余领土的蒙古人。

蒙古人建立的东亚帝国，在1271年后被称为元朝，传统上被认为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严酷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与其他地区交流活跃的时期。最初，元朝非常强大，打败了蒙古人的竞争对手，向日本、越南和爪哇派遣舰队，并将东南亚大部分内陆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下。但是，到了14世纪中叶，在连续几位软弱的统治者以及跌宕起伏的自然灾害和动乱的影响下，元朝迅速衰落，最终终结于倡言“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口号的红巾军起义。1368 年，从红巾军的一个分支发展起来的明朝军队迫使蒙古人退回到大草原上。

很长一段时间内，从1368年到1644年，明朝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但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软弱的朝代，尤其是与它的继任者、满族统治的清朝相比。在第一位和第三位皇帝统治下，明朝在国内外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和法律法规，修复了大运河，修建了北京城，并派遣郑和船队到达印度洋。但1424年第三位皇帝去世之后，朝廷连续由几位无能的皇帝和宦官独裁统治，基本上退出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从15世纪末开始，大量白银涌入，提振了市场，但也扰乱了财政管理，最终导致社会动荡。

1644年，北京城被农民起义军占领，一名边防将领向满族人打开了关口，满族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在之后的两个半世纪里，统治着更加庞大的帝国。这种朝代划分以皇帝和大臣为中心，忽视了地方森林管理极大的延续性。有些时期朝廷本身的确与森林管理有关。1102—1120年间，宰相蔡京在整个宋帝国建立了国家森林监管机构。1391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令在南京附近植树数千棵，作为水军补给。1405—1424年间，为修建明朝宫殿，永乐皇帝派遣了大批伐木工人到西部采伐木材。但是，这些朝廷直接干预的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例外。

事实上，高层政治对森林经济影响最大的两次干预都与官方退出监管有关。第一次是1127年，当时宋朝退出中国北方，使新生的林业体系陷入混乱，为私人造林的兴起扫清了障碍。第二次是1425 年，永乐皇帝去世后，明朝政府关闭了数十个管理自然资源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对森林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是由低、中级官员而不是由皇帝和高级官员制定的，这些政策大多贯穿于王朝更替时期。除了忽略地方规范的持续性之外，这种朝代划分也忽略了12 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国南方商业网络的重要连续性。随着造林业的发展，商人和地主在木材市场上建立了从植树到采伐、水运和销售市场不同阶段的联系。

纪录片《从前有座森林》（2015）剧照。

王朝的更迭会以各种方式影响这些商业网络。当南宋都城临安沦陷时，徽商将木材交易从临安市场转移到了鄱阳湖。当朱元璋在14世纪八九十年代严厉打击商业时，木材市场出现衰落。但人工造林行业投资数十年才能够成熟，参与者并没有准备在一夕之间放弃他们的关系网。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网络逐渐扩大，涵盖了更大的区域和更多的林场。万志英在他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考察中称，1127—1550年是“江南经济的鼎盛时期”。更宽泛地说，万志英和史乐民认为，更长时段的“宋—元—明过渡”（Song-Yuan-Ming transition ）应该被看作一个统一的历史区间，而不是一个有中断的时期。当我们讨论森林经济时，的确如此。

最后，由于木本植物生长的延续性，景观本身也具有很大的连续性。新栽种的杉树至少要经过三十年时间才能达到商业利用的规模；如果不受干扰，它们将能保持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生长。废弃的农田很快就变成杂草丛生的荒地，与此不同，废弃的森林仍然是一片森林。所有者通常在采伐后重新种植林木。只要木材保持足够高的价格，造林始终是一项划算的投资，特别是山区，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几百年来，在江南的山区，一代又一代的林主在同样的土地上重复栽种着。只有在自然生长充足或土地所有权缺乏保障的边缘地带，人们才不会在砍伐森林后重新栽种。即使在这里，行为规范也会在一到两代人之间发生变化，当地人从允许开放天然林地转向警惕地防护他们通向人工林地的通道。

正如江南人工林的出现取代了其他形式的高地耕作一样，其持续性也因一系列新的山地作物到来而受到挑战。美洲甘薯和玉米使高地耕作者能大幅提高每英亩粮食的产量。烟草与木材争夺坡地，而靛蓝和茶叶等经济作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客家移民的后代在16世纪广泛种植杉树，但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他们开始在整个南方高地广泛种植新世界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山地生产力在食物热量和资金收益方面的提高，使人口大量增加。由于这都是一年生作物，它们也破坏着脆弱的山地土壤植被，导致上面的山坡水土流失和下面的溪流淤塞。

土地稀缺、人口压力和生态退化相互关联，引发了高地耕种者和低地种植者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是导致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长期危机的关键因素：太平天国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都从南方高地发展起来，并且过多的客家人成为领导者。换言之，我们应该把中国19世纪的危机解释为自11世纪危机后中国极为显著的森林监管和相对稳定的生态时期的终结。

本文选自《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较原文有删节修改。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美]孟一衡

摘编/何安安

编辑/王青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