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小说《钟鼓楼》在语言上有哪些特点

一、大量北京方言的运用

我看了一些书评，有北京的读者说他读这篇小说时感到很亲切。对于像我这样的外地读者来说，小说里陌生的词汇太多了，不过好在作者对大部分这种词都做了注释。

方言的使用，最明显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了。但是对《钟鼓楼》来说，作者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目的，那就是留存语言资料。作者甚至记录了姚向东和阿臭这两个小混混的对话。之后，作者写道：“两人的对话实在不雅，略作记录，以存资料，兹不再赘。”

作者会直接说明词语的意思，或是用加括号、加注释的方式，解释一部分词。

直接说明的，例如：

“‘摇腚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

“‘吥吥噔’——这是一种劣质玻璃做的儿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葫芦形……”

加括号说明的，例如：

“走过来了用一对小铜碗（名曰：冰盏儿）相击、卖酸梅汤和炒红果的小贩，又走过来了手持梭子（名曰‘唤头’）、发出嗡嗡响声的剃头匠……”

“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十六个菜）……”

“独角蛟”（铁制，下头有供脚踩着以便固定的横向底座，上头是竖向的一个厚铁脚掌，以便将待修的鞋套上去操作）

加注释的，例如：

“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

胡同串子：住在胡同中没有教养的青少年。

“智珠呀，你是个‘全可人’，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夫妻和美，儿女双全……”

全可人：即全福人。“可”轻读为ke。

“您这街坊可真够各的！”

各：在这里读gě，不像一般人那么正常，称为“各”。

“钢种盆”：北京人把铝称为“钢种”。“钢种盆”即铝盆。

“得儿蜜”：极为甜美幸福的意思。

“鱼竿钓鱼”：戏剧界行话，把主演、场面挖走都叫“鱼竿钓鱼”。

“不拿大”：摆架子叫“拿大”，“不拿大”就是没架子。

还有“杆头”“刚咚”“跑海的”“冷庄子”“火房子”“花纸头”“官盖了”等这类词语，像我这样的外地读者，没有作者解释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了这些注释以后，我感觉比走马观花地逛北京的景点更有意义。

作者的解释是很细致的，甚至连“马扎”“冷切”“抠门儿”“格涩”“蹦蹦车”“愣头青”“包圆儿”这样比较好懂的都有注释。

有的词发音比较特殊，作者也做了注释，如“棉花籽攥疙瘩”的“攥”，作者注释的是在这里要读三声。还有河北方言“郄”，河北一些地方把“客”读成“郄”（qiè）。

有些词作者没有注释，我自己查了几个。“什不闲”是一种旧时民间曲艺。“当垆”有卖酒，煮酒，对着酒垆、在酒垆前这几个意思。“钧”是敬辞，用于对尊长或上级。“尅”是多音字，读 kè时，同“克”，表示能够实现某种动作行为，相当于“能”。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查阅积累一下。

二、语言风格多样

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对小说语言的选择有过一番思考。他在《〈钟鼓楼〉的结构与叙述语言的选择》一文中列举了不同的语言风格，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自己到底做了哪种选择。

在作者列举的几种语言风格中，似乎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倾向性。他提到的“客观报道式，甚而刻意追求一种公文式的、文献式的风格，不以外在的抒情、藻饰、修辞手段、技能技巧取胜，而以叙述语言的冷静、诚实、精确入微给予读者一种特殊的感受”，这种语言其实和《钟鼓楼》的语言特点就很接近了。不过作者也知道这种语言对人们缺乏吸引力，所以他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

（一）整体上：平实、朴素、生动

结合作者的写作目的，他是“偏重于使作品具有认识价值——促使人们能更理解周围的人、周围的事”，不过他没有直接写一些大事，而是通过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去侧面地展现。所以，小说的语言在整体上是平实、朴素、生动的。

这样的语言用来描写普通市民的生活是比较合适的。例如七姑在婚宴上对潘秀娅的质问：“他以前跟你说过，他那胃有毛病吗？你们登记之前，检查过身体吗？他那胃怕得照个片子，检查一下吧？你原来真是一点儿也不清楚他那胃有毛病？”这些话简单易懂，和现实中普通人说的话很像。这一大串的问题也表现出七姑的生气，和她对潘秀娅婚事的关切。

写到慕樱对爱情的痴狂、庞其杉的腼腆羞涩、澹台智珠和孟昭英对家人的体谅时，作者笔下的文字也细腻了起来。小说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赘述了。

（二）说明性文字的严谨、客观、准确

比较明显的是第19节里讲四合院的文字。

“四合院，尤其是北京市内的四合院，又尤其是明清建成的典型四合院，是中国封建文化烂熟阶段的产物，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研究封建社会晚期市民社会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审美艺术、建筑艺术、民俗演变、心里沉淀、人际关系以及时代氛围的绝好资料。”

像这样的文字，当它们出现在小说里，与那些描写市民生活的平淡的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描写人物和叙述故事时，作者的语言有一种疏离感，侧重还原、贴近现实本身，而不过多地注入情感。而当作者写四合院、时间这些事物时，他就更加客观了，仿佛是一个学者在撰写一份严谨的论文或报告。

甚至读到后半部分，会看到一个写80年代北京市民的小说里，出现一些理科的专业术语，比如原子时、原子、超宏观世界、粒子、黑洞等等。作者不厌其烦地解释着这些名词的意思，这是在其他小说里比较难看到的。

（三）评论性文字：热情、理性、条理清晰

作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揭示出不同人群存在或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写姚向东的时候，作者论述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文明用语问题。他不是很隐晦地通过一个故事让大家自己体会，而是很直接地用评论性的文字和读者交流。

“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虽然是一个小说家，但是他似乎更关心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所以他经常跳出小说故事的叙述，去充当一个评论者的身份，分析人物的特点，探讨一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还有下面这种文字，条理清楚，仿佛是从某本教科书上抄录下来的一样。

“对于当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语的清除清扫问题，人们很少作过专题研究。大都采取了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对污秽鄙下的语言实行回避和禁止，一是灌输以规范化的文明语言。这当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当然，在这些理性客观的文字之下，其实也藏着作者对社会极度关切的热情，作者不甘于仅仅反映现实，他还想通过写作，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沉重的翅膀》和《钟鼓楼》同是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它们都关注现实，而且前者在反映现实问题上更为直接。这种对现实的热情，会让文字产生一种生命力。虽然小说中记录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仍能给读者一种质朴的感动。

《钟鼓楼》的语言是很有特点的，除了对方言的运用和整体上的平实之外，作者也做了一点新的尝试。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尝试在艺术上不见得是很成功的，但是它对保存作者的思想，保留语言资料，展现80年代北京市民的特点都是很有帮助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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