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瑞士哲学家的怒火，暴露出中国翻译出版界乱象

△耿宁教授展示自己的德文译著（图/视频截图）

文丨张弘

据“瑞士资讯”公号披露，近日，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倪梁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涉嫌侵权的消息，在朋友圈广泛传播，迅速引发了关注。

01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摄影组，为了拍摄《汉学家》系列纪录片，来到瑞士采访著名哲学家耿宁，看到了耿宁从胡塞尔遗留的速记符号整理出来并发表的胡塞尔文集中的3卷德文版书籍《共主观性的现象学》。

这三部书，是耿宁花费了近10年的时间，从胡塞尔留下的40000页速记手稿中整理出来的。

耿宁告诉纪录片制片人刘怡，此书尚无中文版，而刘怡却找到了20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中文版，主编是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倪梁康，他也是耿宁的一名学生。2019年，倪梁康还来过瑞士，就住在耿宁的家里。

得到消息后，耿宁第一时间联络了倪梁康，倪梁康当时回答他说，这是一个误会。后来，耿宁就再也联系不上倪梁康了。

随后，耿宁聘请了瑞士律师事务所与斯普林格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律师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销毁所有已出版的侵权书籍，并要求倪梁康公开道歉。10月，耿宁收到商务印书馆的致歉信，信中写道：

• “《胡塞尔全集》未经授权而出版，是因为编辑部门误以为这部书已经进入公共领域而造成的重大失误，我们为此深表抱歉，并向Iso Kern先生真诚致歉。”

信中还表示，商务印书馆已经撤回耿宁所著《共主观性的现象学》所有未经授权的副本；同意支付律师费并为非法使用耿宁的知识产权而对他予以赔偿。

倪梁康在电话中对“瑞士资讯“表示：

• “版权问题是出版社之间的问题，与我无关。所以出版社会出面道歉，我不会向耿宁道歉，我觉得耿宁应该向我道歉。”

02

胡塞尔1938年去世，他的著作确实已经超过了版权保护期，进入了公共领域。但是，《共主观性的现象学》是耿宁教授穷数年之功整理出版，他将胡塞尔留下的40000页速记符号识别为德文，为之付出了创造性劳动，因此，他享有德文版《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本的著作权。

如果中国要引进、出版这套书的中文版，就必须向耿宁及德文版出版方的施普林格出版社购买版权——除非中国出版社另行重新整理胡塞尔留下的40000页手稿。显然，商务印书馆不了解德文原版《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著作权情形，出现了误判和侵权。因此，确实应该赔礼道歉，并赔偿对方损失。

△胡塞尔遗留下来的速记笔记（图/网络）

那么，中文版《胡塞尔文集》的主编倪梁康教授是否涉嫌侵权？

这得看主编与出版社合作协议中对于版权的约定，以及主编是否收取了版权报酬。如果主编收取了版权报酬，则涉嫌侵权；若主编并未收取版权报酬，则不构成侵权。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只能说商务印书馆侵权，而不能说倪梁康侵权。但是，倪梁康作为组织翻译和出版《胡塞尔文集》的负责人，有义务提醒出版社购买版权。举手之劳，倪梁康为什么不做，让人感到纳闷。

03

在学术图书的引进出版中，中国的出版社一般会约请学者代为联系国外作者和出版社，以获得版权。

例如，刘东教授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迄今三十多年已经出版了216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多图书的版权都是刘东联系作者和国外出版社，然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国外作者或版权方签约。现在读书更方便，往往都是刘东先读完了，直接把书寄给江苏人民出版社，然后请出版社去落实版权。刘东为译林出版社主持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二十多年，已出版图书约160种，采取的也是类似的方式。

△海外中国系列丛书（图/网络）

从已经披露的情况来看，倪梁康是耿宁教授的学生，两人交往40年，似乎没有理由在这件事情上欺骗耿宁：

第一，版权费通常由出版社承担，在经济上不会增加倪梁康个人的开支，倪梁康没有因为支出而瞒着耿宁的动机；

第二，以倪梁康和耿宁的关系，获得授权并联系好施普林格出版社，让商务印书馆与之签约很容易做到，倪梁康完全没有理由要瞒天过海；

第三，把耿宁的学术成果《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介绍到中国，让更多中国学者接触到耿宁的学术成果，对耿宁也是好事，倪梁康更没有理由刻意欺骗。

△耿宁展示自己主编的德文版《胡塞尔文集》（图/视频截图）

按照常理，倪梁康组织翻译和出版《胡塞尔文集》，需要用到耿宁享有著作权的劳动成果，德文版书籍《共主观性的现象学》，至少应该事先征得耿宁和施普林格出版社的同意，获得版权，并且在出版之后告诉耿宁。

如果倪梁康使用了耿宁的学术成果，而耿宁完全不知情，那么倪梁康就明显违背了学术伦理。

04

12月13日，倪梁康发表了三点声明：

1. 耿宁（Iso Kern）先生是德文版全集中的《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的编者，外文名（版权页）和中文名（“编者导言”末页）在三卷上都有标明。“编者导言”是耿宁先生所写，分别刊载在三卷本各卷正文的前面，共计约三万字，其中说明了他作为编者的工作以及他对胡塞尔相关思想的理解。

2. 《胡塞尔文集》的翻译计划及其中《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的翻译，耿宁先生从一开始就知晓。

3. 德文版《胡塞尔全集》出版至今已七十二年，胡塞尔去世已经八十四年，他的著作权已进入公有领域，但国内出版社仍需向外方出版社购买《胡塞尔全集》的编著版权，据悉此问题双方出版社已协商并妥善处理完毕。本人作为中译版《胡塞尔文集》的主编，不参与出版过程中的版权处置事宜。

△中译本《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的版权页与“编者导言”末页（图/网络）

倪梁康的三点声明表明：中文版《共主观性的现象学》并没有侵犯耿宁作为原书编者的权益；在《胡塞尔文集》的翻译计划及其中《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的翻译这件事情上，倪梁康并没有欺骗耿宁；商务印书馆需要向施普林格出版社购买《胡塞尔全集》的编著版权，前确实构成了侵权。

在学术图书的出版中，很多时候，作者自己掌握着版权。例如，作者与原出版社的合同约定时间已经到期，作者自己就可以授权给其他出版社。如果耿宁一开始就知道中文版《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翻译和出版，事后又声称自己对此完全不了解，那么，这其中很可能存在某些误会或其他原因。

按照出版惯例，如果《共主观性的现象学》三卷的编著版权在耿宁自己手里，即便倪梁康在牵线搭桥过程中，已经得到了耿宁的口头许可或其他方式的默认，商务印书馆仍然需要和耿宁签订一个授权合同，并且在中文版出版以后，应该给耿宁邮寄中文版样书留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出版社并未获得授权，而耿宁也没有获得中文版《共主观性的现象学》的样书。

这件事情也给国内出版社一个提醒：某些国外作者尽管已经去世多年，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作品已经进入了公版领域，可以自行出版。在很多时候，有些作者留下的手稿，是出版社委托其他人整理，或者其他人整理以后交给出版社出版，因此而产生了编著版权。这时，国内出版想要出版中文版，就必须购买编著版权。

从根本上说，倪梁康本人既没有将耿宁的学术成果据为己有，也没有否认耿宁是《主观性的现象学》 的作者，因此倪梁康本人无须承担侵权责任。至于倪梁康是否需要向耿宁道歉，这是一个情理或情感的问题，其中的内情和细节只有耿宁和倪梁康两人最清楚，在目前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其他人不可轻易置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