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码下线，权力缩至权利之后

12月13日0时起，“通信行程卡”服务正式下线。自此之后，我们的行程，重新成了我们的隐私。

利用通信大数据，为手机用户免费提供查询服务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最初是对通过短信查询行程的服务升级，只有手机用户本人能够查询，且在查询前必须亲自授权。

但是，我们本不存在查询自己行程的需求，只因疫情背景下必须“自证无害”：当别人强制要求回答行踪轨迹时，我们因为口说无凭，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以码为证。

行程码，本质上是一种通行证。很多出行，正因行程码而无法成行。

从查询行程码到出示行程码，名义上虽然全部自愿，实则纯粹基于无奈。

明白了这一层，才能了然行程码虽然号称便民服务，实则疫情防控紧急状态下，公民对于个人隐私与流动自由的特殊让渡。

行程码如此，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等各种码亦如是。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医疗健康、行踪轨迹等信息，均属敏感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

因此，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严格保护措施的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

下半年以来，行程码从取消星号标记，到查询时间范围从14天缩减为7天，再到正式下线服务，可见相关部门在处理公民行踪轨迹敏感个人信息时，采取了基于比例原则下损害最小的谨慎态度。

只不过，下线行程码，并非事情的结束。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等情形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

行程码近三年来收集的全国16亿手机用户海量信息，将会被如何删除处理，应该程序公开并经有权部门依法见证。

行程码下线了，公众自然要问：健康码何时从我们的手机中“下岗”？

相比行程码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三家运营商直接提供，健康码一直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全国统一。

健康码本是生于善意，却在事实上曾被人滥用，随意赋码一度成为某些地方权力任性的典型表现。

健康码本是为了便捷，却在现实中给人徒增困扰，码上信息越来越多，跟健康本意越走越远。

出行不查健康码是新十条的明确要求，但只要健康码还在，某些机关大门就还在查。不仅查健康码，还查48小时核酸证明。

行程码下线后，各地健康码何去何从，应该早日有个明确说法。

为了配合防疫，看见棉签就张嘴、看见门卫就扫码，已然成为习惯。

当生活回归正常，紧急状态下让渡的公民权利应该归还，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以及对个人行动的干预应该遵法。

因为疫情防控的特殊性，很多地方的公共服务部门，强力管控逐渐形成习惯，尊重权利反而日渐生疏，更像是管理者而非服务者。

是时候改变回来，让权力重新缩至权力之后了。

行程码下线，开了一个好头，其他各种码，都该及时跟上。

我们要健康，但不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