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与全球化：中国，回到了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有的地位

壹

1569年，来自英国德文郡29岁的年轻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开始在西印度群岛打劫西班牙人的商船，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即将对地球另一头大明王朝的财政造成致命伤害，更想不到50年后北京紫禁城里，一个叫魏忠贤的狠毒文盲太监的出场，也是自己改行做海盗后，蝴蝶效应的一环。

1492年1月，西班牙王室接受了最后一位苏丹投降，阿拉伯人被赶出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也成为唯一被伊斯兰教入侵后还能光复的地方，4月，统一的西班牙为了能绕过奥斯曼收费站，跟中国和印度直接做生意，决定资助哥伦布出海，穷疯了的伊莎贝尔女王甚至卖掉了自己王冠上的珠宝给哥伦布筹集经费，凑齐了200万马拉维迪，8月3日，哥伦布带着三艘破船从巴罗斯港出发，其中一艘大船载重120吨，两艘小船载重60吨，那年头出远洋跟玩命差不多，不是正常人干的事，经过七十天艰苦航行，10月12日，哥伦布跨过茫茫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10月28日，到达古巴，西班牙对南美的残酷剥削从此开始。

1492年，是大明的弘治五年，朱祐樘嫌日本人蒙古人要得太多，取消了朝贡的许多特权，并实行了叶洪变法，在变法前，朝廷要求想卖盐的商人把粮运到边塞，就给他们一个卖盐许可证，叫“盐引”，卖盐是暴利，搞不到盐引的就去混黑社会偷偷卖，程咬金就是这种狠角色出身，隋末有规定贩私盐一担要砍头，看程咬金这身板，够砍几百次了至少。

明初商人们还老老实实运粮到边疆，但从江西运粮到甘肃，就靠牲口赶路，来回跑一次累得半死，还一去大半年，说不定堂客都跟隔壁老王跑了，商人们就在边疆花钱雇人种地，种了地直接交粮给驻防军，弘治五年开始，朝廷要求商人们连粮食也不用交了，直接上接白银，新法施行后，太仓银激增至百万两，民间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大大提高。

不要急，西班牙人正在送银子的航线上急匆匆赶来。

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因为败血症死了不少人，船上食物变质，水也变成绿色没法喝，当地土著看他们可怜，好吃好喝款待他们，哥伦布吃饱喝足回西班牙交差，按照他和女王签订的《圣塔菲协议》，他是所发现土地上的总督，这些土地上获得的黄金、白银、珍珠和宝石、香料等他都可以留下十分之一并免税，第二次再过来新大陆时，哥伦布带着大炮和十字弓，把救过他命的当地人摁地上跪下喊他总督。

武装起来的哥伦布在当地行事手段极残酷，其实他第一次登陆巴哈马群岛时就强奸了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正式上班后，他强制土著男子去采矿，女的留下开山耕田种木薯，造成骨肉分离，夫妻常常八到十个月才能见一次面，谁不听话，“就拿刀在他们身上割几片肉下来”，根据传教士卡塞斯的记录，他在古巴亲眼目睹了哥伦布没人性的行为，土著女性在田地里忍饥挨饿超负荷劳动，没有奶喂小孩，三个月就看到有7000名儿童死去，“有些母亲为了不让孩子受苦，亲手淹死自己的小孩”。

手拿武器的哥伦布

哥伦布在自己日记里也写过，“就像买卖粮食一样，100个西班牙币就能买下一个不错的九至十岁的小女孩。”（妈的这群恋童癖）

哥伦布规定他统治的地方，14岁以上的印第安人，要在三个月内交出一定数量的黄金，交完后就在脖子上套一个铜圈，作为完成任务的标记，三个月后没有铜圈的人，就要剁掉双手，直到失血过多而死。

我怀疑后面的比利时国王就是从他这得到的灵感，才会用同样的方式残暴折磨非洲刚果人。

一个刚果人看着自己女儿被砍下来的手脚，因为他没有完成比利王国王安排的工作量。

他还将大批印第安人送去做奴隶，谁敢反抗，就把他们的新生儿丢去喂狗，或者当着父母的面将小孩活活摔死在岩石上，有病有残疾不能干活的人，哥伦布就拿去给士兵当练枪法的活靶子，打死一个算一个，谁要是提出反对哥伦布，他就让手下砍死这人，再把死者的残肢扔到大街上震摄别人。

印第安人想要反抗，但打不过哥伦布的军队，被反复镇压了好几轮。

这些都是西班牙人自己记录在案的政府报告，现在这些资料还留在巴利亚多利德档案馆。

哥伦布残酷折磨当地人的行为最后连西班牙政府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倒不是心疼印第安人，而是再让他杀下去就没人可奴役了，1500年8月，一名皇家特派员到新大陆逮捕了哥伦布，将他铐回了西班牙，不过王室还是舍不得杀他，毕竟这台ATM还能用，又让他出海两次，1505年11月的出海毫无所获，没钱谈什么感情？从此在王室面前失宠，1506年病死在瓦拉多里德市。

1506年是中国正德元年，离大明建立已有138年，离大明灭亡还有138年，刚好站在大明历史的正中央，西班牙即将从南美洲的土地上挖来滚滚白银，替疲惫不堪的大明王朝续命。

贰

哥伦布第一次去寻找新大陆时，带着西班牙王室写给印度话事人和中国皇帝的信，除了生活必需品，他还带了一些玻璃珠、小镜子、花帽子、铜铃、衬衫、饰针、针线、花布、小刀、眼镜、石球、铅球等小商品，准备到中国后跟中国人以货易货，因为他也不知道中国人到底喜欢什么。

1500年的中国人，不可能看得上哥伦布这么点廉价的小百货，哪个朝代的义乌人分分钟都可以秒杀他，这点东西只能骗骗大西洋小岛上未开化的野人，那时候全世界，流行源自于中国的奢侈品，得拿真金白银找中国人换。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主要在南美，他们最早发现的美洲，为什么殖民地不以北美为主而是以南美为主呢？难道他们瞎吗？看不到北美大片土地？

因为当时只有南美发现了大量银矿。

中学历史告诉我们西班牙人挖走了大量白银，却没告诉我们这些白银大多流向了中国。

只有使银子，西班牙人才能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他们梦寐以求的奢侈品。

可怜的欧洲人，他们那么不要命地穿过茫茫大西洋，只是为了从中国人手里买点东西，好改善下生活。

16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西班牙意外地在今天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瓜纳华托、圣路易斯波多西和玻利维亚的波多西发现了白银矿，但那时的精炼还不行，产银量一直受限。

1550年以后，汞齐化精炼法在西班牙南美殖民地传开，白银产量直线上升，根据克罗斯的《南美银块生产和出口，1550-1750》里的记载，光是波多西的银产量，就从1556-1560年的58686公斤，上升到1586-1690年的202453公斤。

那时的欧洲对产自中国的丝绸、青花瓷、茶叶有着狂热的需求，比今天女孩子爱的LV、GUCCI要狂热得多，据阿雷兹的《葡萄牙和陶瓷》记载，16世纪80年代，里斯本的一条街上就有六家专卖中国瓷器的商店，里斯本的旧圣多斯宫瓷器室至今装饰着200件明代后期的中国青花瓷砖。

当时南美白银流入中国分成三条贸易线，第一条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中国，因为这条贸易线的存在，1588年有一万名中国人到马尼拉定居，1603年发展到三万人，最早一批往东南亚跑的华人来源于此。

第二条线叫宝藏舰队，从南美将金银运回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先偿还西班牙的政府债务和支付国家支出，再从葡萄牙流向印度、东南亚、中国，16世纪30年代，每年有4万到6万件中国瓷器运到里斯本，到40年代，里斯本的有钱人都穿着中国丝绸衣服、喝着中国的茶叶、吃饭时用葡萄牙花纹专门订购的明朝瓷器，只有这样生活的人才算打入了上流社会。

第三条线同样是把白银运回西班牙，不过部分到达塞维利亚的白银会转运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再由东印度公司运到亚洲，用以购买中国的货物。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一次性订购了10万多件中国瓷器。

总之，美洲白银的最终归宿，基本都是大明王朝。

西班牙和中国之间热火朝天的生意让穷疯了的英国人妒红了眼，一大批英国人开始在最重要的第一条贸易线上开始抢劫，英国人的海盗事业就是从这里开始发迹。

中学历史告诉我们英国人是做海盗起家，但没告诉我们他们其实抢的是西班牙跟中国做生意的商船。

中国古代在世界经济史的地位，其实比我们想像得还要牛逼。

这些海盗里，最著名的就是弗朗西斯.德雷克这货。

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第一次翻脸，是因为一个叫霍金斯的英国人，专门干从非洲买黑奴卖到南美的勾当，但是1568年他卖完奴隶遇到大风，请求到墨西哥一处海港休整，刚好这时候西班牙任命的新总督到港，西班牙人信天主教，英国人信新教，两边互相看不顺眼，本来新总督已经同意了让他们进港休息，但不知道为什么脑子一抽，认为英国人是在他们领土上搞走私，临时翻脸，叫人把霍金斯400人的队伍几乎全宰了，西班牙跟英国从此结了仇。

从死人堆里逃出来的不仅仅有霍金斯，还有他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

英国人从此找着了理由，决定报复西班牙，第二年英国人就扣押了几艘西班牙开始荷兰的宝藏舰队，捡回一条命的霍金斯后来做到了英国海军大臣，给德雷克做后盾，德雷克则冲在前线，负责抢劫西班牙开往马尼拉跟中国做生意的商船。

现在大家能理解，为什么英国王室会给海盗发私掠许可证，并且授勋了吧？在英国人眼里，抢西班牙商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也从这里开始，大明王朝的白银收入，开始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叁

德雷克的抢劫生意干得热火朝天，他1569年入行，最早在西印度群岛小打小闹，开始十分狼狈，最惨时被西班牙砍到只剩四十多人，后来联合法国海盗跟被西班牙欺负过的本地人，成功抢到几票，完成了原始积累，买了豪宅，认识了些名流，从此专注抢从阿卡普尔科开往菲律宾，准备跟大明做生意的装满白银的马尼拉大帆船。

1579年德雷克抢到一条西班牙小船，上面就有1300条白银、14箱银币、大量黄金、珠宝、中国青花瓷，1587年他的同行卡文迪什抢到的一艘大船上有6万公斤白银。

而波多西银矿巅峰时期，一年平均白银产量也不过4-5万公斤。

从1577年到1580年的劫抢活动，使德雷克一共从西班牙人手里抢到了434万镑白银，16世纪一镑约等于0.4公斤，换算成今天的单位，约174万公斤白银。

据统计，西班牙从1502年到1660年，在美洲挖到的金银占全球金银总量的83%，一时壕不可及，但西班牙人作得要死，排斥工商业的发展，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对外扩张，花钱如流水，又被海盗时不时抢一下，最后入不敷出，被英法两国联手放血而死。

西班牙源源不断进入大明的白银，保证了充足的货币供应，在德雷克等人没开始抢劫西班牙人之前，大明有了一定的财政缓冲期，保证张居正完成了改革。

张居正改革始于1573年，德雷克四年前才开始改行，还只是西印度群岛上的一个小混混，西班牙经菲律宾到中国的白银供应正处于巅峰阶段。

在张居正改革前，明朝的税收制度一直很混乱，收的都是实物，种白菜的交白菜，种小麦的交小麦，这种制度有一定缺陷，一是这些东西容易腐烂，不好保存，另一个是留给了官员可操作空间，比如为难农民说你们这东西太差不收，另外明朝16岁以上男子得服徭役，就是免费给政府干活一段时间，有时官府故意在农忙时节叫农民去服徭役，逼农民贿赂他们，明朝原先也发行过纸币，不过那是瞎JB乱搞，贬值飞快，搞得通货膨胀，很快就废了，铜钱又容易被仿造，这时候美洲白银刚好源源不断进入大明，老百姓自然以白银当货币，张居正一看得了，都用白银吧，农民交税换成白银，徭役也可以用白银抵，政府再花钱雇人干工程。

期间张居正又重新丈量了全国土地，谁都别想跑，大家都老老实实用白银纳税。

中国武侠小说里常有的片段是一伙黑社会进一家饭店，往桌上砸一锭银子，喊：小二，几斤上好熟牛肉。吃牛肉当时非法，表明这伙人不是善类，但银子其实是明朝才广泛使用，不可能人人甩得出来，当然这个就不用跟黑社会解释了，要跟他们讲南美洲跟西班牙，这些粗人非剁了你。

张居正死后，其很多改革方案都废了，但白银的官方货币地位从此正式确定。

那时流入中国的白银除了美洲，还有日本的银子，16世纪时欧洲人的冶炼和精炼技术传到日本，刚好日本在西部发现大量银矿，那年头中国不跟日本直接交易，葡萄牙人、荷兰人就主动做了中间商，两头赚差价，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统计，葡萄牙人荷兰人那年头手头每年大概经手15-18.75万公斤的白银。

大家读中国古代史，周边一直没有洋人，到明朝时，突然澳门有了葡萄牙人，台湾有了荷兰人，这两波外贸人就是顺着白银贸易线过来的，大明也需要他们做中间商把白银搞进来，所以对他们的存在是睁只眼闭只眼的------葡萄牙人跟明朝的关系一直还不错，袁崇焕轰死努尔哈赤的红衣大炮，就是找葡萄牙人买来的。

果然这世上的事情，挖到底都跟经济有关。

这条贸易线的结果，是全世界都拿白银找中国买东西，中国的产品卖得全世界都是，1614年，阿姆斯特丹一般人家都把中国青花瓷当作日常使用，每年还要找中国进口3.5万公斤生丝，日本每年也要从中国进口28万公斤生丝，京都街头有大量的中国丝棉织品和瓷器。

中国产品在全世界打得其他国家毫无还手之力，冲垮了许多国家的工业，1594年，秘鲁总督写信给马德里政府，说“中国来的商品比欧洲来的品质优良，价格也要低廉一些，利马的居民都身着最精美和昂贵的丝绸衣服，利马人叫这种衣服叫中国波布拉娜（China Poblana）。”（博拉：《早期殖民地贸易》第122页）

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着商船到达中国，本来想卖出点洋货，结果一件货都卖不出去，产品毫无竞争力，最后只能花8万西班牙银元买了一船中国货回欧洲销售。

中国制造在古代时就如此屌派，400年后，中国人又回到这种全世界卖产品的碾压状态。

明朝确立了白银为主要货币后，更加剧了后面整个国家的走向，并影响到了国内国外的华人，我在这里先说两个细节。

一是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嘉兴、南京、湖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丝绸业中心苏州有50万人口，英国的文献里夸苏州是“全世界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因为卖丝绸更赚钱，江南地区大量摘种棉花和桑树（《大明王朝1566》里的改稻为桑），江南的粮食都要依赖湖北、安徽、江西等地，后面白银的流动消失后，丝绸卖不出去，1640年至1642年，谷物上涨几倍，失去生计、身处江南的湖州30%的人口居然死于饥荒和疾病。（沈氏：《奇荒纪事》）

另一个是依赖着这条白银贸易线，大量中国人移居到了东南亚，以马尼拉为主，明亡前几年，西班牙过来的商船越来越少，1639年马尼拉经济衰败，西班牙殖民政府要提高税收，跟当地中国人发生了冲突，从1639年11月到1640年3月，装备精良的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杀死了2万中国人，当时明亡近在眼前，天下大乱，这事也不了了之。

依赖这条贸易线的华人，在经济良好时，可以过上好日子，经济一萎缩，就会惨遭屠杀，这也是近代东南亚华人，每隔几十年就遭到屠杀的规律之一。

西班牙后来跟全世界开火，没有钱再去买中国的商品，加上海盗的骚扰，从南美转马尼拉到中国的白银线就此衰败，日本在战国统一后也闭关锁国，不再对外贸易，两大白银输出国几乎在同时突然不向中国供给白银。

而大明早已将白银当作统一货币，却没有货币控制权，财政危机近在眼前。

魏忠贤只能硬着头皮，被迫营业。

肆

当天启皇帝登基的时候，白银经济已经养肥了江南士族。

天启画像

来看看整个明代读书人的大数据，全国各省进士前十名排序如下：浙江进士3697人，江西进士3114人，江苏进士2977人，福建进士2374人，山东进士1763人，河南进士1729人，河北进士1621人，四川进士1369人，山西进士1194人，安徽进士1169人。

前四名要么江南，要么沿海。而江南又以苏州为最多，一共出了1025名进士，第二名常州出了636人，杭州、松江、嘉兴都是400多人。

而从永乐到崇祯，阁臣164人里，浙江27人，江苏22人，江西22人，河北17人，山东13人，湖广12人，福建11人，河南10人，四川10人，安徽5人，广东5人，山西5人，广西2人，陕西2人，云南1人。

前三名也基本是江南人了。

大家看上面的数据，浙江、江苏是江南基本盘，福建靠海做外贸，这三个省都好理解，为什么有个奇葩江西明明是内陆省份，怎么也插在两份大数据里面？

因为江西做瓷器，瓷器是换白银的三大重要商品之一。

而浙江、江苏、福建代表的是丝绸和茶叶另两大商品，一起换来滚滚白银。

白银养肥了这些省份的土豪，土豪们集中优势教育资源，花高价请名师培养子孙后代，搞精英教育，这样他们的后代进入朝廷，又为自己的省份，自己的家族帮腔说话。

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你朱家人可以在上面世世代代做皇帝，但发下来的命令执不执行？听不听话？得看我们浙江、江苏、江西三省土豪的脸面。

你可以换掉某一个人，也可以砍死某一个人，但你再次选拔上来的人才，还是我们的人，因为我们考试牛逼，你没得选。

你总不能把整个文官集团都推平了吧？那非得天下大乱不可，没人替你干活了。

而我们在朝廷里的人，除了平时打卡上班，维护天下秩序，最重要最重要的底线，是绝不让朝廷征工商税和关税。

这些人在明朝后期越发活跃，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东林党。

张居正改革的历史意义，一直是被拔高的，他只是将原有的农业税做大了，但也不敢动工商税，不敢对赚了大量南美、日本白银的商人们征税。

明朝的死亡本质就是财政问题，支出越来越高，原有那点可怜的税收维持不了帝国的运转，遇到外敌（满清）、天灾（小冰河、鼠疫）、内耗（无限发展的宗亲、党争）、再加上权贵阶级兼并土地使农民生存空间减少时，单薄的财政无法调动资源，就会摧枯拉朽引发连锁反应。

这里特别说一下，朱元璋为了保护子孙后代不工作有饭吃，给与的照顾太多太多，致始后代越生越多，到1602年时，皇室宗亲的开支居然占到了明代总开支的52.89%！这让其他百姓怎么活？

注意明代皇室宗亲的支出，占全国的开支真的是太恐怖了，所以李自成才那么恨福王。

就像我反复讲过的，其实这世上，99%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国家层面，就叫财政问题。

大明朝急需增加收入。

但这份工作极其得罪人，皇帝不能亲自出面干，毕竟皇帝还要命令这些浙江人江苏人福建人江西人干活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不能搞太僵。

再说要是没搞好，激起群愤，事情总得有人背锅不是。

魏忠贤就这样被天启推到了最前台，他犹豫地回头看了一眼皇上，咽了口口水，撸起袖子就冲进了文官集团的汪洋大海里。

伍

在魏忠贤动手之前，我们来看一组明朝的财政数据。

《明会典》记载了万历年间的财政收入情况，我们以万历六年举例，当年国家财政总收入2652.7万两，其中农税2080.2万两，工商税223.8万两，杂色收入348.7万两。

农税占全国总收入的78.4%。

注意，此时农税交的大部分还是实物，白银只收了877.6万两，其它为米2073.3万石、麦587.6万石、草1414.2万束、丝绵317.4万两、白麻11.8万斤、棉花24.4万斤、茶叶21.4万斤、铁44.8万斤、木炭2259万斤、木柴2519万斤等。

明朝也不是不收工商税，是收得很少，税种有：盐课，一年收13.3万两；茶课，一年收2.6万两；冶课，一年收16.5万两；船钞商税，一年收45.7万两；其它收入18.9万两。

就这么点，没了。

到了替天启接盘的崇祯年间，农业税占到了明朝财政收入的81%，工商税占12%，想想还有那么多不用交税的士绅们的田地，可见农民们被盘剥得更厉害了。

不能开源那就节流啊，崇祯只好想办法裁员，撤掉了驿站经费，驿站系统崩溃，从事业单位失业的李自成，转身去做了反贼。

工商税如此之低，关税干脆没有，使国家财富大量流入到了江南、江西、福建豪族的腰包，比如那个茶课，茶叶是中国对外出口最重要的三大商品之一，政府一年他娘的才收2.6万两，是宋朝的百分之一。

那魏忠贤上台之后，有没有尽忠办事，将工商税收上来呢？

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支持魏忠贤和反对魏忠贤的两路人马的论据都看了一遍，从我个人看到的信息来看，很遗憾，魏公公办事能力并不强，没收上来多少。

支持魏忠贤能收上工商税并为大明续命的人，都只是说他收了税，还搞定了辽宁军饷，但几乎都拿不出实际数据（我个人非常重视数据，我相信客观的数据更能反映真实情况），收了多少？什么税种？表述都很含糊，大多是一些情感上的言论，表达了对东林党的愤怒，好像更多是为了反对东林党而强推魏忠贤。

而一些其它不相关的整体数据，可以佐证魏忠贤其实功劳不大。

从万历末到天启到崇祯，大明系统就崩溃了，一直收不上税，国家财政数据狂跌，天启五年，这时候魏忠贤主政，税收收入是303.7万两（好惨），天启六年，税收收入是398万两，而崇祯元年，全国税收也是326万两白银，说明有没有魏忠贤，其实变化不大。

辽东军饷方面，魏忠贤主政时，天启五、六、七三年，分别是298万两、104万两、146万两，不仅没涨，整体上还下跌了。

注意，这些军饷数据并不是给足了的，辽东一直在欠饷，辽宁一年军饷要327万两，魏公公要是真的解决了江南工商税和关税的问题，怎么会让辽东欠饷？

我相信陕西人魏忠贤也想改变现状，他不是江南一系，个人性格狠毒狂妄，值得天启信赖，在后面的政治斗争中，魏忠贤对东林党汪文言、左光斗、杨涟等人施以酷刑，汪文言被活活打死，左光斗吃不消惨打死于狱中，杨涟被铁钉穿耳而亡，这些账魏公公应该是跑不掉的。

但要是不狠毒，天启也不敢用他解决收税问题，政治斗争又不是请客吃饭，是要人命的。

我们可以大胆地下一个结论：魏忠贤其实水平一般，他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影响也不大，实操过程中尝试过加工商税但也没见到什么效果。（看到部分资料说是只收到了中底层商人的税，没动大商人）

总之魏忠贤这个人，是被讨厌东林党的人过于拔高了。

但我也不想替东林党洗白，他们确实做得很过份。

还是用数据说话。

崇祯刚上台国家就凋蔽得不行，那326万两收入，扣掉前一年亏空实际只有200万两，而辽东军饷就要327万两，崇祯后面被逼急了，开始征收著名的“三饷”。

三饷就是辽饷、剿饷、练饷的统称，意思是我们大明打满清、打李自成、练兵都没钱了，大家麻烦都出点钱啊。

其中辽饷大概收了九百万两，剿饷大概收了三百三十万两，练饷大概收了七百三十万两。（此处数据可能有误）

搞笑的是，收的又不是富得流油的土豪商人、达官贵人的钱，还是收普通农民的钱，底层民众本来就穷得没饭吃了，你还加税，这谁顶得住？

不去解决工商税和关税两大问题，反把钱摊到穷人身上，不是找死是什么？

而东林党居然在景况如此恶劣之时玩起了骚操作，苏州和松江这么富裕的地区，辽饷只要上交2.9万和1.2万白银，而河南高达21万白银，陕西达9万两左右。

穷的地方多征饷，富的地方反而少征饷，这是逼反了底层百姓，所以民末时期，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主要在陕西河南这一带活动，就没见江南地区有人造反的。

崇祯最终搞不定这些根深蒂固的豪族，李自成进逼北京前，他求各路大臣捐款，结果他岳父周奎捐了一万三千两，首辅魏藻得捐了五百两，总共只凑了二十万两救急，李自成进城后，打得周奎哭爹喊娘，收了他全副身家几十车财产，光白银就缴到五十三万两。

满人入关后，顺治对外号称“天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其实他那点田赋连云南省一个省的兵饷都不够，满清就继续学明朝征三饷，不过跟明末不一样的是，重点摊派到了江南地区，凡是不愿意交税的江南富豪，要么重罚要么直接抄家，再不听话的直接砍死，毫不客气，江南的税收一下占重到了全国税收的三分之二，几任皇帝连杀几遍，江南土豪的财富，慢慢流入到了北京满人家。

陆

哈佛大学曾经在公共课上点评张居正改革，认为白银货币化，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因为普通百姓卖东西可能会收到铜钱，但交税是用白银，后期白银涨价，铜钱换不到白银，老百姓交不起税，就只有造反。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后期随着海盗的崛起、西班牙的衰落、日本的闭关锁国，流入大明的白银确实越来越少，但据《剑桥中国史明代史》里各个学者的论据，白银完全中断差不多刚好是崇祯最后几年的事，而且江南、江西暴富，这期间，从万历到天启，都是有机会从民间到海关收到商人阶层的银子，没必要依赖向农民要钱。

我认为是大明的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

天灾人祸，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大明建立初期，朱元璋创建了一套他理想中的社会规范，他不准商人穿绸缎衣裳，对农民只收实物税，对贪污的官员剥皮实草，这些在大明后期已经完全行不通了。

当人渣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人为了改善生活，用美洲白银大量购买大明的商品时，朱元璋创建的社会系统就一定崩溃。

魏忠贤作为天启派出来的恶犬，想从新的国际贸易里收到财富增量，只不过是旧结构的垂死挣扎，富裕的东林党此时已经牢牢控制了国家的根基，从白银入手，狠抓教育控制文官系统，最终一统天下，朱家人政令难出紫禁城，国家的财富最终都流入了东南资本的手里。

斗不过东林党背后资本的官家，只能在财政危机时向其他省份的普通底层悲惨农民伸手要钱，将农民们逼上了绝路，才最终要了大明王朝的性命。

我一直觉得，魏忠贤和特朗普的历史使命十分相似。

到这篇文章发稿时，美国国债已经超过了27万亿美元，是其GDP的1.3倍。而美国的铁锈带工人，就好像明末时陕西、河南的农民，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当明末天启捧出魏忠贤出阵面对全球化危机时，美国的民众用选票捧出了特朗普迎战全球化给他们造成的危机。

两个政治素人几乎都是上场后一顿王八拳乱打，又凶又狠又狂妄，都对事情的根本格局产生不了任何重大效果。

两个人其实水平都一般，都不过是旧制度的垂死挣扎。

但不同的是，特朗普的生存环境相对要好很多，现在的美国还掌握着全球的铸币权，不像大明铸币权在别人手里，所以美国能撑得住现在的基本盘，特朗普的下场也不会像魏忠贤这么悲惨。

而中国，只是花了几百年，重新适应了全球化。

就像几百年前，中国制造横扫欧洲和美洲时一样，只要我们在制造业上继续像几百年前那么屌派，不管是全球化，还是宇宙化，都不是什么根本上的问题。

中国，不过是回到了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有的地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