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比尔·法赫米：中国的国际责任与机遇

作者：纳比尔·法赫米（Nabil Fahmy）

埃及前外交部长、北京大学全球合作与理解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

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被任命为埃及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在万国宫处理国际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作为一名年轻的埃及外交官，当我目睹苏联和美国代表激烈争论和宣传核威慑，特别是“相互确保毁灭”的战略逻辑、可持续性和内在威慑价值的时候，我很快就感到了震惊。当时，中国尚未加入该委员会。

这些概念听起来很诡异，和好莱坞电影《奇爱博士》和危险的俄罗斯轮盘赌游戏更相关——后面二者都缺乏理性思维或明确可评估的环境。

让我和许多其他人感到满意的是，明智的美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这些理论和概念的谬误之处，以及战略军事误判甚至由于人为或系统错误导致的意外核战争存在的严重潜在危险。80 年代和 90 年代，这两个大国认真持续地展开接触，以限制核武器库存的增长，使核武器不再瞄准彼此并建立危机管理系统。

▲1987年12月，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抵达美国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会面。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ORT）、《中程核力量条约》（INF）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TBT）的谈判结束并生效，表明美苏双方都认识到，炫耀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是既不明智也不安全的政策。遗憾的是，这两个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大国未能同意从各自武库中消除核武器，或者全面削减或禁止使用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有报道指出，在 1986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就这些远大的目标达成了一致意见，但两国的相关机构随后放弃了这些共识。最终，两国在1987年签订《中程导弹条约》 （INF）。

数十年来，这两个大国采取全球核遏制政策，坚持自己保留核武器的权利，同时勉强接受了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法国、英国和中国获得核武器的现实。

然而，我们最近几个月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克制，俄罗斯和美国再次在核武器方面剑拔弩张。普京总统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的国家拥有“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将“使用我们一切可用的手段”。他还补充说：“我不是在虚张声势。”欧盟的约瑟夫·博雷尔表示，乌克兰战争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刻……（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是非常糟糕的。”俄罗斯政府一再否认普京或任何政府官员明确提出过此类威胁。尽管如此，我们正处于险象环生的时代。事实上，美国总统乔·拜登将普京的核威胁称作“对核不扩散制度的鲁莽漠视”。当被问及如果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美国将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时，他表示美国的回应“能够产生重大结果” 。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面对全球紧张局势，人类“距离核毁灭，只差一次误解，一次误判” 。

国际社会现在必须采取行动，遏制不断加剧和日益脆弱的核态势，因为这确实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同样重要的是，针对世界状况以及当前世界秩序的现实意义和兼容性等问题，联合国大会弥漫着负面情绪。

11月4日，习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经过广泛讨论后，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倡导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不到两周后，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在 G20 峰会上重申同样的声明，强调他们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2022年11月14日，G20峰会期间，中美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晤。

我赞扬中国同时参与了这两项声明。联合国安理会是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这些条件也为中国提供了机会，在混乱的国际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目前，国际社会正寻找致力于多边主义和集体参与的明智领导力量。另外一项益处在于，中国在当前环境下发挥领导作用，将极大地消除针对“一带一路”等中方重大项目真实意图的担忧——这些担忧被人为扩大，而且证明往往是错误的。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在这个“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领域仍有理由充满希望。他进一步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并引用习主席的话，表示“动荡战乱如同打开潘多拉盒子……我们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关于乌克兰战争，王毅部长重申，“中国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治本之策是照顾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2022年11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地区视察。

这里涉及两个极其重要但并不相互排斥的问题。一是结束乌克兰危机，二是建立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朝此目标的一项行动，是联合国秘书长在安理会主席的协助下，召集乌克兰冲突各方建立停火和解决冲突的谈判进程。不用说，与乌克兰冲突有关的国家领导人都会回避这种活动。

另外一项行动是联合国通过集思广益、专家会议等，准备提出“均衡、有效和、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这一架构应与 21 世纪的现实相符，并且能够反映对国际关系中的集体安全的承诺。它是被采纳还是拒绝，将由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决定。

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发挥领导作用。现实地说，鉴于西方常任理事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我认为短期内无法设想安理会能够就这些问题做出一致决定。因此，有原则的领导力对于联合国成功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也是中国提供明智领导力量和支持的良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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