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遇见佛教，46岁皈依佛教，今74岁的他，这样理解佛法

从1986年至2021年，徐玉成接触佛教已经有35年。

徐玉成，1947年生，现任中国佛学院政治课老师。自1986年调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开始从事宗教理论、宗教政策法律法规领域的研究工作，1990年后，在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会长直接领导下，长期从事有关宗教理论、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工作，为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提高佛教界的宗教政策水平，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著作有：《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宗教政策知行录》等，并撰写了研究《日本宗教法人法》系列论文，是我国跨宗教学理论、当代宗教现状、历代宗教政策、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等多学科领域的国内少有研究者之一。

徐玉成：现任中国佛学院政治课老师

四十岁遇见佛教

如果你问徐玉成：“你是否是一位佛教徒？”他会给你肯定的回答。

徐玉成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寺庙或出家人，直到1986年调到中国佛协工作之后，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法师和僧人。

用徐玉成自己的话说：“当时已经四十岁了。刚开始时与僧人共事有些不自在，总觉得佛教是迷信，对他们信仰佛教感觉有点怪怪的。后来随着与法师们接触多了，逐渐对佛教产生了好感，特别是了解了佛教基本教义之后，认识到佛教并不是迷信，而是包含着人生的深邃智慧和深奥哲理的文化事业。”

第一次让佛法走进徐玉成心里的人，是宏祥法师。宏祥法师给徐玉成讲佛教的无常观时说，“佛教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无常的，都处在成、住、坏、空的刹那变化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人有生、老、病、死，世间万事万物都有成、住、坏、空的过程和规律。”

这让徐玉成大出意外，他感到佛教与平时学的哲学辩证法，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此之后，徐玉成对佛教好感倍增，他开始阅读相关佛教的基础知识的书籍，诸如赵朴初居士的《佛教常识答问》、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等。再后来开始阅读《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维摩洁经》等经典。

徐玉成皈依正式成为佛教徒，是在1993年。皈依以后，他从理性的角度认同和信仰佛教，同时也会体验一些佛教的仪式，如：打坐，供佛，拈香等。

徐玉成著《宗教政策法律知识答问》

佛教让他有理、有情、有义

佛教信仰对徐玉成有很多加持和安慰。

比如，在工作中，难免与领导之间产生意见不一的情况，有的时候，会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徐玉成表示，佛教信仰能够帮助自己正确面对这些困难和困境，在坚定信念的同时，可以用善巧方便，圆融无碍的心态，有理、有情、有义地去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同时对困难从不畏惧，在困难面前仍然追求真理和公义。

徐玉成经常自责信仰佛教时间太晚了，他说，“因为信了佛以后，自己原来比较急躁的暴烈性格有了很大的改变，变得圆融，宽容和耐心。如果早些时间了解佛教，早些学习和信仰佛教，会极大地减少用暴力管教孩子，就不会用简单、粗暴甚至傲慢去处理与同事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也许家庭关系更加融洽，与同事和领导的关系会更加和谐，不至于在工作中得罪了人而还不自知。”

徐玉成著《宗教政策知行录》

徐玉成眼中的佛教：填补先秦文化的空白

徐玉成发现小时候母亲的许多教导，都多多少少包含着佛教的思想：例如：多做善事，不做坏事，因为作善事会有善报，作恶事会有恶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徐玉成不是成长于佛教家庭，但从小时候，就已经受到“做善事有善报，做恶事有恶报”因果思想的影响。

徐玉成认为，佛教文化已经深深嵌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佛教传入中国，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民众在终极关怀的缺失问题。

徐玉成表示，古代先秦诸子百家文化早熟，虽然在理性辩证方面异彩纷呈，但是，都是注重人生义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问题，思辨能力很强，道德说教众多，治国方略汗牛充栋。但是，各家各派都缺乏对人生死后终极关怀方面的关注。

《论语》中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种莫视和淡化人们生死的理念，使先秦文化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和空白。

正好，佛教的生死观、因果轮回等学说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填补了这个空白，满足了基层百姓对来世精神寄托的需要，填补了中国先秦固有文化的空缺和不足。

此外，徐玉成指出，佛教的“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义，是诸佛教”的核心教理，也符合儒家道德伦理方面的教导。例如儒家提倡的“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积恶人家必有余殃”，与佛教提倡的：“做好事有好报，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做坏事有恶报，可以下地狱六道轮回”等等思想是一致的，通过变文、说唱的形式，在民间广泛地传播，其影响非常广泛和普遍。所以，佛教传入以后，很快在民间深深扎下了根。

徐玉成与赵朴老等亲切交谈

徐玉成眼中的佛教：就在日常生活中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同样存在于上层社会。佛教的经典学说中关于“空”、“有”、“无”的般若思想，和以静、净、定的禅宗思想传到中土后，在东晋产生了带有玄学化倾向的“六家七宗”般若学派，对于上层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有很强的吸引力。当时谈论玄学成为上层文化人一种风潮，尤其是禅宗的理论，更加成为上层人物甚至是帝王和皇族们修持和参悟的功课，其影响达上千年。

例如：梁武帝、隋炀帝、武则天、唐宣宗、元世祖、清世祖等皇帝信佛，经常请禅师到皇宫谈禅论道参话头；另外，历代大臣和著名文人，如白居易、张方平、王安石、苏轼、裴休、范仲淹、张商英、宋濂等许多朝廷重臣信佛，使佛教在上层得到广泛的弘扬。

在文化上，佛经的翻译，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和资助；还有佛教艺术与绘画、雕塑不断融入到中国社会。在民间，主要是变文的发展与普及，许多佛教故事通过民间艺人们的说唱等艺术形式得到广泛传播，使佛教的许多语言、词汇都融入到民族语言和文化当中了。

例如“大千世界”、“苦口婆心”、“万劫不复”、“觉悟”、“慈悲”、“因缘”、“魔障”、“戒律”、“实际”、“大慈大悲”等等日常用语，许多都是来源于佛教，到了现在可以说，佛教文化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中，无法把两者分开了。

现在许多人，信仰佛教是出某种于功利心，期待通过佛教信仰来获得某种利益或某种好处，这与佛教本来是让信仰者摆脱烦恼、放下执着、得到解脱，从而除去内心执着与贪念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这令徐玉成很痛心。

一个佛教徒的“爱与和平”

对于不同信仰的宗教信徒，徐玉成怀着一颗尊敬和喜乐的心情，一视同仁，不会产生厚此薄彼，歧视问题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都是一样尊重和欢喜”。

徐玉成认为，各类宗教，无论是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包括印度教、犹太教等等，能够传播和发展到今天，并且都拥有上千万、几亿甚至十亿的信徒，说明它们都具有其各自的长处和优点，都在从事着教化社会大众的工作，都是为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为了世界和平，社会和谐，文明进步而不懈努力。

徐玉成长期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中国佛教协会多年来，一直从事加强与世界佛教人士和其他宗教的友好联谊和交流工作，例如参加“中日韩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世界佛教联合会议”、“亚洲佛教联合会议”、“亚洲宗教者和平会议”以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等等。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为世界各宗教的互相交流与合作，互相尊重与团结，为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做了许多工作。

他认为在当前，各宗教更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不应该相互排斥，要通过彼此交流，相互融洽，在宗教中国化的道路上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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