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在史书上，我们经常看到整顿吏治这个词。它总是和贤君名臣相伴而生，仿佛一出现，就意味着“圣人出，黄河清”。要是长时间不出现，就意味着腐朽败坏，民不聊生。事实上，整顿吏治并不是一个随机事件，而是帝国的一项保留机制，该运行的时候自然会运行。
整顿吏治的底层逻辑是——帝国需要自救。因为吏治败坏之于帝国，就如同坏血症之于海盗。它的直接病症有：阴奉阳违（帝国指挥不灵），损公肥私（中央财政亏空），地方坐大（帝国走向解体）。这些都会要帝国的命，所以就如同海盗吃橘子续命，帝国也需要整顿吏治续命。
在帝制下，官僚系统是皇权的代理机构。皇帝的一切方针大政都要通过官僚系统贯彻落实。然而，官僚不可能白白跑腿，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捞取好处，这是人性使然。虽然可以用口号来约束腐败，但往往治标不治本。费再多口水，胥吏也不可能和皇帝及近臣共情（因为后者可能名留青史，而前者只是打工）。当然，胥吏也不可能和百姓共情（因为前者有捞钱的机会，后者只是被捞的对象）。
于是，三者产生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历史就像剧本一样，皇帝、官僚、百姓拿到角色后，就会按既定逻辑博弈。在大幕拉开之时，皇帝会和官僚站在一边，为实现一个伟大目标共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实现了理想，官僚过上好的生活，各取所需。等天下的怨言和中央的财政到了临界点时。皇帝会回过头和百姓站在一边，把官僚踢到一边，整顿吏治，完成一出戏的完美谢幕。
雍正皇帝整顿吏治按照的是这个逻辑。他接手的清帝国，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的资源集中（三藩削平、台湾归服、平定噶尔丹等），又兼明代以来的陋规风气。因此动动脑子就知道，一定腐败最甚。但清代前期为拉拢士大夫阶级，稳定统治，并没有严厉整肃。比如康熙时期，只抓了几条小鱼，希福纳赵风诏等辈，贪污不过几十万两。到了雍正年间，国家统治已经稳固，风向立即转变。1723年（雍正元年），查出山东省巡抚“鲸吞蚕食”217万两。1727年（雍正五年），查出山西巡抚贪污400万两。应抓尽抓，应杀尽杀。扫除陋规，火耗归公。
汉宣帝整顿吏治也是按照这个逻辑。他接手的汉帝国，刚刚经历了大规模的资源集中（盐铁官营、平准均输、远征匈奴）。此为大政最急，吏治最浊之时。因此下一个阶段，理应缓和大政，整饬吏治。汉宣帝上台之初，就清算霍光家族，并建立一整套对高级官员的考核机制，史称“信赏必罚”。元朝统治者不遵守这个逻辑，“以宽失天下”，帝国肌理病入膏肓。结果，朱元璋清洗官僚，“济之以猛”，其中原因，并非全是性格暴戾所致。还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云云，道理雷同，无需赘言。
以此观之，历史并非随机且不可捉摸的噪音，而是有既定规律和演变逻辑的乐谱。帝国结束了一场大政，就要清算胥吏，结束一场大战，就要缓和养息。这是不得不做的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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