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通过版画，与人们分享希望和美

郑爽，生于长春，祖籍福建。195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63年分配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任助教、讲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版画艺委会委员，全国美展评委，全国版画展评委。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务理事、版画艺委会主任。

曾在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台北、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哈尔滨等国和地区举办个展。

师承李桦、古元、黄永玉等名家；擅长水印木刻，画风抒情淡雅，富装饰趣味，作品曾多次参展并获奖，被多家国内外美术馆收藏，代表作有《黑牡丹白牡丹》、《绣球花》、《红椅垫》、《后院》等；著有《郑爽版画选》、《郑爽版画》，散文《猫的故事》。《无悔的人生》等三篇入选《女画家散文》一书。

搞创作的确是一种很兴奋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题材我想要画的时候，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着这张画要怎么处理，其实我现在想一张画就跟一个作家写一个小说差不多，我要创作一个，我要说什么，但是我纯粹是从形象来出发的，从形象来说明。

——郑爽

生活和艺术都是一种选择，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你有权选择，那么你选择什么呢？我选择真情、自然、朴素和美。

——郑爽

郑爽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善良，去抒写周遭世界感动她的那些细节，在纸面上印制出瓣瓣心香。她对画面的考究出于挚情，却又近于严苛；趣味隽永，而张弛有度；色泽澹雅，而饱满华滋。这使得她的作品在富于诗性的同时，溢出了恒久的张力，这无疑是生命的一种庄严相。

黄土高原的春天

37cm×27cm

版画

1959年

从中央美院到广州美院

首先谈谈和版画的不解之缘吧。最先得从中央美院附中的学习说起。当时附中成立了很多小组，因为我们是普修，什么都学。我还是比较喜欢油画的，但是由于画油画的材料比较贵，当时家庭情况不太允许，家里四个孩子都要读书，父亲一个人工作，负担比较重，所以考上了大学之后就选择了版画专业。那时中央美院版画专业的师资力量也很强，有李桦、古元、黄永玉这些名家，可以说中国一流的版画大师几乎都在中央美院。

1962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以后并没有马上分配工作，而是读了一年的研究生，当时学校留了八个人读研究生，每个系留下两个学生。读研究生的意思本来是想留在中央美院当教师，因为不能直接从本科生留校任教，必须要研究生学历才能留下来当助教，大概是用这种成立研究生班的办法变通一下。但是没想到形势发生了变化。 第二年，“文艺整风”开始了，“文艺整风”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左”的思想开始抬头。要把我们留下来任教这件事使得学校的压力很大，因为留下来这八个人全部都不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而是从学习成绩、业务的角度考虑的，特别是这八个人中没有一个党员。在种种压力之下，中央美院校方终于下了决定，这八个人不留校了，而是按照程序分配工作。

何去何从？当时心里也没个底，一片茫然。刚好那一年广州美术学院的版画系主任张信让老师到中央美院进修，和我们这些研究生在一个课室。张信让老师195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三年后调到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也就是我们广州美院的前身。课间和张老师聊天，他经常跟我说广州美院。他说胡一川院长是老版画家，说广州美院很有朝气，讲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我听了以后也很向往南方，向往广州。因为我从小在东北长大，后来到了北京，没有到过南方，我自己又很喜欢植物，气候温暖、四季花开不败的南方对我很有诱惑力。其实我不太在乎工作、生活的地方是不是首都，是不是大城市，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画画，就是最好了。

张信让老师进修回广州后不久，突然给我来了个电报，他说广州美院正在招人，问我愿不愿意过来。他进修期间我曾经跟他说过想去南方，再看当时的情形，研究生班又不办了，于是我就给他回信说我愿意去广州美院。他说当时全校师生都下乡了，如果要来就马上下乡。我当时什么都不管了，办了手续，简单收拾了行李就直接到州来了，来了以后又马不停蹄地到了中山县下乡。到了广东，觉得这里的确搞得很不错，工业、农业等各方面都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29cm×23.5cm

版画

1962年

下乡经历 甘苦自知

那一次下乡时间不是很长，学生们是去写生的，下乡回来之后上了一个学期的课。1964年秋天，我被派去农村搞“四清”运动，就是“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是当时中央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去就是两年，先在中山县后在阳春县，对我是很大的考验。当时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还在传达，对工作队员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除了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三同”之外，还不准吃肉， 不准吃零食，老乡不穿鞋，工作队员也不准穿鞋。“三同”对我来说已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做学生时下乡的次数很多了，不吃肉，不吃零食也可以忍耐，只是饿一些罢了，反正我从小到大也饿过很多次了，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不穿鞋走路和学广东话。

北方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光脚走路的习惯，脚底的皮是粉红色的，因此开始我并没有脱鞋，在晒谷场上是用脚来蹚谷子翻晒的，我穿着一双布鞋，蹚一会，鞋里就灌满了谷子，我只好脱下来抖掉谷子又穿上鞋，开始老乡和工作队员们只是笑我，太麻烦了。谁知到了会上工作队员把这事上纲了，说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等等。第二天，我马上脱了鞋，到田里去担谷子，挑了一担谷子走在晚稻收割后的田里。田是干的，收割后的稻根是镰刀割成的斜面，每一根都像一个小钉子 ，我的脚比较大，走在稻根的棵距之间，无论怎样走，那些“小钉子”都会插到我的脚缝里，没有走完一块田，脚趾缝就全破了。我咬紧牙，忍着痛，把谷子担到晒场上。

又过了几天，我要到隔壁村子去调查一份材料，人家告诉我，从河堤走近些，谁知那河堤上风干了的泥块还没有人走过，凹凸不平，脚踩上去，无论碰到哪里都痛，回村的路上天已经黑了，我当时真想爬着走，反正也没有人看见，因为我觉得我的手皮可能比脚皮厚些，待我回到村子，在灯下一看，我的脚底板的皮，全磨掉了，露出粉红色的真皮，流出了黄色的淋巴液。我把脚踩在砖地上，凉，也能止痛。晚上睡觉也要把脚放在被子外边，不然一暖，就痛得难忍。我真羡慕当地的农民，他们的脚皮是厚厚的，像生橡胶鞋底的颜色，可以用脚踩灭烟头，硬到可以在脚底上划着那种红头的不保险的火柴！可我的脚除了没有皮，还生了冻疮，得了神经末梢炎，医院很远，也不能去找医生，我想这下我的脚可能完了，谁知一年以后，我的脚底也像生橡胶底一样了，也可以划着那种红头火柴了。我深深感到，人的适应能力是何等的强啊！

语言是我的另一个难关。也是刚下到中山县的那年，因为不会讲广东话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而且说：“广东话怎么会不懂呢？又不是外国话，不说主要是思想问题。”我真是委屈极了。又没有地方去诉说，只有自己努力学，于是我在工作队员开会读文件的时候，就设法坐到读文件的人旁边，一边听，一边看字， 这样大概地掌握了广东话的发音规律，又过了几天，队长看我实在不懂就把我调到队部去搞材料。我负责落实别人揭发的，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材料。这样我学广东话的机会就来了，每次我把材料准备好，就找个地方和当事人谈话，一条条地问他是不是。 我说的是“广东话”。

这样做有几大好处：1.我说的东话无论多么不标准，多么可笑，他也不敢笑我，因为我是“同志”，他是“四不清干部”；2.他一定得认真听， 因为这关系到他将来的退赔问题，如果我说的话错了，他不懂，他定会有所反应，一定会问我，我马上可以知道我哪里讲错了；3.就算双方实在讲不通可以写字，一般干部都识字的。就这样，一个半月后，我基本学会了广东话，又回到了生产队。我的“三同户”大婶说：“你又说你不会讲广东话，现在又说得这么好？”我真是有理也讲不清了。她以为我原来就会讲广东话呢，她哪里知道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学得有多苦，连夜里做梦都在学广东话！

这两个问题解决以后，我基本上对广东农村生活的适应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34cm×34.5cm

版画

1981年

回归版画教学工作

等我又回到版画系从事教学工作后，对于这个工作，我是喜欢的。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和他们一样有生气，有活力，对新鲜事物敏感，在教学中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通过他们，使我更能和时代沟通。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使我的思想不会落伍。和学生们一起下乡画画，能使我得到最大的快乐。

教学方面，我觉得当时广州美院的教学模式和中央美院的没有太大的区别，下乡回来以后就给学生们上了水印木刻课，当时系里没有人上水印木刻课。另外还上了创作课。版画系先来的老师已经给同学们打下了很好的版画的基础，像王莉莎、赵瑞椿、张运辉、曾继康等老师。还有一个教铜版画的老先生陈晓南先生，20世纪30年代曾经师从徐悲鸿学画，1950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中央美院任职，然后在1961年调到了广州美院。所以版画系的师资力量还是挺强的。

说到中国的版画，我们国家最早、最古老的印刷术其实就是版画，印刷术的版画是完全分开步骤由技工来完成的，有人专门画，有人专门刻，有人专门印，是作为一种实用性较强的印刷术来获得生存。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创作版画，是鲁迅先生引进了珂勒惠支、麦绥莱勒这些国外版画家的作品，创作木刻由此发展起来。我们中国第一代的版画家有胡一川、李桦、陈广等，鲁迅先生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木刻会，有了中国的创作木刻，这和中国过去的木刻印刷术是有区别的。

从李桦他们开始的国内最早的木刻创作是和当时的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充分体现了木刻创作简单明白、印刷速度快的宣传效果。后来到了延安，古元等版画家开始的木刻多是年画等宣传品，印得比较大张，送给老乡家里贴在炕头的墙壁上，作为一种装饰画，内容基本上都是发展生产、对敌斗争等。而在此之前，在国内的美术学院是没有版画专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美术学院首先开设了版画课，曾经参加过鲁迅举办的“木刻讲习所”的江丰成为中国新兴版画艺术的开拓者，后来出任中央美院院长。

52cm×72.5cm

版画

1984年

版画的可爱之处不可替代

我喜欢版画是觉得版画的语言挺丰富的，比如从种类上来讲有黑白木刻，黑白木刻里头还有木面木刻和木口木刻。木口木刻就是一棵树的切位是横断面的，横断面的切位就很短，它可以刻很细的东西。国外很多是木口木刻，刻很细的东西。而木面木刻是在纤维细密的纵剖面木材上刻作的版画，虽不能刻得过细，但可以挥凿自如，发挥刀法与木质的特性，可创造粗犷或秀丽的艺术风格，我国流行的木刻版画，大多属此类型。版画还有铜版画、石版画，后来还有丝网版画，每一种版画都有不同的技法，比如石板有用炭笔画出来的，也有用水墨来画的，也可以有套色的。铜版画就有干刻、腐蚀，还有美柔汀等很多创新性的技法，这些都是从国外传过来的。中国最早的石版是早期印钞票的，属于石版印刷。

我自己创作的作品主题都比较边缘，不是主流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自知做不了大树，只是路边的小草、野花，它给大地带来了生命，覆盖黄土，装点道路， 我想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作品一般都没有斗争性，因为版画在中国的最初发展本来是投枪、匕首的作用，可我这个既不是投枪又不是匕首，我只是运用了这个工具，用来表现一些我认为美好的东西和情感。近些年来我画了一些花 ，我的想法仍是希望生活中能够多一些美好的东西 。我并不想粉饰生活，我自己本人就经历过很多苦难的日子，也见到过不少丑恶的东西。有人情味的东西，亲切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也能给人以快乐。有时我自己心情不好，但回到家里看见那一对小猫， 天真憨厚的样子，忍不住就笑了。走过一棵大树下忽然飘来一阵香气，抬头望见硕大的白花正在开放，难道你的心情还能烦恼吗？连绵的梅雨过后，一个晴朗明媚的春天的早上，骑了一辆高高的自行车在街上行驶，你不感到惬意吗？大自然和生活中的事常常能让我感到希望和美，我想通过我的画，把我的感受转达给人们，希望人们能够和我分享美。”( 摘自《无悔的人生》)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版画品种很多了，但是创作手段、工序也很多，做出来比较慢，要花很长的时间，致使很多学生可能不愿意去做，嫌麻烦，觉得油画、国画创作起来要快一些。虽然版画制作的过程比较繁杂，但是我觉得每一个画种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的可爱之处，不能互相替代，所以麻烦也好，不麻烦也好，都有它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当然，有一些会慢慢地被替代。

以前有一种版画样式叫做珂罗版，是作为书法、绘画作品的复制技术而采用的。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已经没有珂罗版了。有一次听说故宫博物院还有珂罗版，我就去看了，实际上是一种照相制版，在一个金属板上面做了一层药膜，这层药膜可以感光，用照相感光，照相出来的都是点子，很多细小的点子，然后就像报纸上那样子，最后制版是把那个版子拿到机器上印出来。我去看过他们制作的整个过程，但是我估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即使是故宫博物院恐怕也没有了。

关于现在的版画教学，我觉得同学们的思路都比较活跃、比较广，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很多想法都反映在版画创作上，这跟我们以前的创作已经不一样了。时代的发展促进了更多创新性手法的运用，每一年的本科、研究生毕业创作，我有空都会去看看。祝愿我们广州美院版画发展得越来越好，同学们在学业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采访：罗春光，学生记者：陈银璇）

54cm×45cm

版画

1994年

24.5cm×29cm

版画

1996年

51cm×44cm

水印木刻

1998年

48cm×58cm

版画

1999年

75cm×80cm

版画

1999年

56cm×70cm

版画

2001年

兰莲——尼罗河的花

49cm×52cm

水印木刻

2001年

57cm×75cm

版画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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