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导演高志森：娱乐是手段，表达对社会的思考才是目的

广州越秀区桂花岗，在一片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居民区内，广州粤剧大院就坐落在这里。香港导演高志森近期正忙于在大院里排练戏曲音乐剧《妈祖》。

“香港市场小，成本高，很难有这样的条件集合30多位演员一起排剧。而在内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有着相当于十个香港的市场以及充足的资源，能做到商业与艺术的平衡。”今年64岁的高志森，曾创作了《家有喜事》、《花田喜事》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经典喜剧电影。至今已执导了40部电影的高志森告诉记者，他的目标是50部，而且打算一直拍到76岁。

创作之外，高志森也因为对公共问题的关注而为人熟知。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时，他选择站出来发声，公开斥责黑暴分子。这份对社会的关切，也体现在高志森的作品中。无论是学生时代创作的控诉殖民统治不公的话剧《阎王殿》，还是后来直指传统中餐店痼疾的《鸡同鸭讲》，无一例外都蕴含着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我拍了很多喜剧，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笑。但我认为娱乐是手段，向观众表达我对社会的思考才是拍这些电影的目的。”高志森告诉记者。

喜剧背后的意义在于引发思考

《阎王殿》剧照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进入电影行业的？电影为什么如此吸引您？

高志森：我八九岁时看了张彻导演的武侠片后就喜欢上电影了。他的《独臂刀》我看了四遍，每次看到最后高潮的时候都会兴奋地跳起来。当时我就觉得电影太厉害了，可以带动观众的情绪，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兴奋、让人紧张，从此我就迷上电影了。

小时候没有什么钱看电影，我就把饭钱省下来买电影票。读书时我妈妈每天给我2港元买碟头饭，但我宁可只花1港元吃面包和喝维他奶，一周就可以省下一张电影票的钱。就这样我每周看一部电影，边看边自学。

也因为中学时花了太多时间在戏剧上，我的成绩其实并不好。那时候我是学校戏剧学会的会长，校外还参加了三个业余剧团。中学毕业时，我已经写了很多剧本了。去丽的电视台找工作时，我从书包里拿出厚厚一沓剧本，把当时的创作部主管梁立人先生吓了一跳。

记者：您在学生时代创作过什么样的作品？

高志森：我改编过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等等。当时戏剧学会里有30个会员，我自己写剧本，带着他们排练。

我编剧、导演的第一部在全校演出的剧叫《阎王殿》。讲的是人们死后到地府里接受审讯的故事。其中一个被审的是李小龙，阎王仔细地问他为什么死、怎么死的……基于事实我们也发挥了一些想象。我还在剧里加入了当时香港的一些冤案。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有当地村民被英兵杀害。我就在剧里控诉了这些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观众的反应很热烈，一直鼓掌。

这部剧的成功演出对我鼓励很大。我发现戏剧不仅可以带动观众的情绪，还可以把一些我个人对社会的思考分享给观众。

记者：您学生时代的作品里就已经展现出了对社会的关心，之后创作的一系列经典喜剧电影，也有人评价为既能娱乐观众，又让观众反思社会问题。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高志森：我拍了很多喜剧，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但我认为娱乐是手段，向观众分享我对社会的思考才是目的。

比如，1988年拍的《鸡同鸭讲》，就反映了当时香港烧鸭店的很多问题。店员给客人一条毛巾擦手，毛巾可能比拖地的布还脏；给客人上茶，店员的手指都戳到茶杯里，砰的一声就放在桌上；服务态度差、卫生环境不好、管理不善……这样怎么竞争得过现代连锁快餐店呢？传统中餐店不改进是没有前途的。这部电影上映后没多久，香港开始出现一些连锁中餐厅，卫生条件、服务态度和人员管理都改善了很多，也许这部电影也对他们产生了一些影响。

当然对于社会的认知，我在不同的阶段也有深入和肤浅的分别。以前我还可以接受一些嘻嘻哈哈的无聊笑点，但现在越来越觉得笑的背后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意义。所以在香港2019年出现黑暴时，我拍了很多网络视频，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来讽刺黑暴分子，公开表达我的态度。

大湾区将打破“港产片”的发展局限

高志森在导演戏曲音乐剧《妈祖》

记者：近年来您与内地合作创作了不少舞台剧，比如您正在导演的戏曲音乐剧《妈祖》。您为什么选择来内地发展？

高志森：我觉得《妈祖》在香港是不可能排出来的。我们光演员就有30多位，香港成本高、市场小，很难有条件找这么多演员一起排剧。香港毕竟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市场，无论是舞台表演还是电影，甚至是电视剧，香港自身的发挥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就像这些年有人说“港产片已死”，我觉得也是因为香港市场太小带来的创作局限。

所以我现在更加重视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市场。大湾区有8000多万人口，相当于十个香港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内地政府也推出很多政策来支持影视发展。所以我认为比起香港，在这里更能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也能打破以往“港产片”的发展局限。

记者：香港回归以来，两地电影文化交流日渐频繁。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签署后，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在人员、题材、配额等方面的限制被大大放松，出现不少“叫好又卖座”的主旋律电影合拍片，例如《智取威虎山》、《长津湖》等。您如何看待两地电影的交流合作？

高志森：我觉得CEPA的签署给了香港电影人更多来内地发展的信心。这些年不少香港导演都来内地拍片，将香港电影的一些成功经验运用到了合拍片里。

比如你提到的这几部主旋律电影，摆脱了传统意义上主旋律电影的刻板与公式化，充分借鉴香港电影打动观众的手法，让“主旋律”真正成为了“卖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香港电影的特点之一就是从观众出发，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训练就是如何打动观众，将观众的接受点作为我们拍摄的立足点。

另外一个香港电影经验就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拍摄现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钱，香港电影人很注重如何用更少的资源、高效率地解决问题。这一点也对两地合拍片有所贡献。

如果我76岁还在摄影机旁就是最大的幸运

记者：您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影工业发展是否还存在不足？您希望未来有些怎样的改变？

高志森：我认为目前技术、人才、创意等方面都没有不足，但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发行。

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如何利用有效的资源把宣发做好，将观众吸引到电影院来；另一方面，如何让好电影获得好的排片也是一个问题。有些电影口碑很好、质量很高，但没有明星出演、投资少，可能就只能排到早上10点这样客流量少的场次，很难拿到好的票房。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成立一个推荐委员会，将值得推荐的好电影提名给影院，给好电影多一些机会。同时也可以提前做问卷调查，邀请一些观众看电影，不提前告诉他们是什么电影，根据观众的评价再来确定排片。

记者：您未来有计划和内地合作拍摄电影吗？

高志森：有的，我现在有两部电影正在筹备中。我25岁拍第一部《开心鬼》时，就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一生要导演50部电影。现在拍了40部，还差10部。

我想一直拍到76岁。因为我非常欣赏的3位导演都是在76岁的时候，拍了他们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作品，分别是黑泽明的《乱》、大卫·利恩的《印度之旅》和希区柯克的《大巧局》。所以如果我76岁的时候还在摄影机的旁边，那就是我最大的幸运。

【见习记者】吴彬彬

【记者】陈彧

【作者】 吴彬彬；陈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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