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佞人”的刘义恭、颜师伯，为讨好孝武帝都做了些什么？

孝武帝的顾命大臣群体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谄佞之臣充斥其中。

谄佞之臣，即善于揣测帝王心思且能够付诸行动去迎合、讨好帝王的臣子，他们往往表面上对皇帝毕恭毕敬、谄媚奉迎，但内心深处却未必真的尽忠于皇帝。孝武帝五位顾命大臣中，有“佞人”之名的就占了两位，即刘义恭与颜师伯。

宋文帝元嘉末年，太子刘劭与第二子刘濬以巫蛊诅咒宋文帝，二人互相通信时，为了防止泄密，常用暗语，“以太尉江夏王义恭为‘佞人’”。孝武帝大明七年，孝武帝在皇太子冠礼时临宴东宫，与颜师伯、柳元景、沈庆之、袁粲等人摴蒱，袁粲劝颜师伯饮酒，颜师伯不肯，袁粲说：“不能与佞人周旋”，《资治通鉴》亦称“（颜）师伯以谄佞被亲任”。

刘义恭与颜师伯的“佞人”之称，似乎并非空穴来风。那么我们就来看被称为“佞人”的刘义恭、颜师伯，为讨好孝武帝都做了些什么？

谗佞的表现

江夏王刘义恭出身皇室，自幼受到父亲宋武帝刘裕的宠爱，宋武帝去世后，他不得不开始独立面对充满危机的皇室权力斗争。继任武帝的少帝刘义符被废后，刘义恭的三皇兄、宜都王刘义隆被推上皇位，是为文帝。宋文帝性多猜忌，不仅对功臣多加诛戮，更对入朝辅政的亲弟弟、彭城王刘义康屡加黜责最终残忍杀害。

目睹这一切的刘义恭不得不小心谨慎以求保全自己。元嘉十七年，宋文帝与刘义康矛盾激化，刘义康被逐出朝廷并软禁，以刘义恭任司徒、录尚书，元嘉二十一年，又进升为太尉，“义恭既小心恭慎，且戒义康之失，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在凶险的政治斗争中选择明哲保身，这当然无可厚非，宋武帝第七子、衡阳王刘义季亦是这种选择。

刘义季少时颇得宋文帝喜爱，他任荆州刺史数年，使荆州府库充盈，可见也有一定才干。但是在刘义康罹难后，既失望又恐惧的刘义季为了不使宋文帝怀疑，宁愿终日饮酒也不再展露才华。元嘉二十四年，年仅三十三岁的刘义季因为饮酒过度而亡。

刘义季的行为无疑是避祸求全的选择，但刘义恭的行为显然不止于此。他还想通过讨好皇帝，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刘义恭为了讨好皇帝，枉顾亲情。元嘉年间，宋文帝刘义隆“有虚劳疾，寝顿积年”，在处理朝政方面力有不逮，故自元嘉六年征其四弟、彭城王刘义康入朝辅政。刘义康处理政事极有能力，长此以往“朝野辐凑，势倾天下”，逐渐开始威胁皇权，与宋文帝刘义隆产生纷争。

元嘉十七年，宋文帝处死刘义康众多党羽，并以刘义康有罪为名使其出为江州刺史，镇豫章，以五弟、江夏王刘义恭代替刘义康接任司徒。元嘉二十四年，豫章胡诞世等谋反，欲奉刘义康为帝，刘义恭趁机上书建议将刘义康“徙广州远郡，放之边表”。刘义恭对四哥刘义康落井下石、枉顾亲情的行为无疑是为了讨好宋文帝，这在宋武帝诸子中是非常少见的。

刘义恭还对皇帝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以获取皇帝的宠任。孝武帝时期，刘义恭为了讨皇帝欢心，“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大明三年，刘义恭以天降符瑞、政治清明为由，数次上表请孝武帝封禅泰山，孝武帝大悦。从刘义恭劝孝武帝封禅的诗作中，也可以看出刘义恭称颂之能：“大明总神武，乘时以御天。金牒封梁甫，玉简禅岱山。”

这首诗盛赞孝武帝英明神武、大明年间政治顺应天道、国家兴盛，理应封禅泰山，孝武帝在此赞美称颂下龙心大悦，欣然同意“朕将试哉”。

虽然这次封禅最终未能成行，但刘义恭上书称赞君明政清、盛世太平的行为毕竟还是取悦了孝武帝。刘义恭善于曲意逢迎皇帝的心思，且能够审时度势，“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使皇帝乐于听信他的奉迎之词，并且相信他的“真心诚意”。可见刘义恭自宋文帝时期就已经深谙生存之道，到孝武帝时期，其揣测帝心的能力更强，各种阿谀逢迎的行为更是信手拈来。

颜师伯的谄佞之能，比起刘义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颜师伯出身既低，又是罪臣之子，这是他仕途上根本性的劣势。但即便在这种处境中，颜师伯依然凭借善于附会的能力得到了刘骏的喜爱。刘骏担任藩王多年，对颜师伯念念不忘，多次为其向宋文帝刘义隆请求官职。孝武帝登基后，颜师伯顺理成章成为天子近臣，他更对孝武帝谄媚有加。

颜师伯之所以能以谄佞得孝武帝宠爱，是因为他非常了解孝武帝的心理。孝武帝非常好胜，即便是游戏时也不例外。颜师伯曾与孝武帝摴蒱，孝武帝掷得“雉”，自以为必胜无疑，未曾想颜师伯掷出“卢”，孝武帝看到输了的结果顿时失色；面对孝武帝已经输了这一既定事实，颜师伯却面不改色地说自己“几做卢”，反而承认是自己输了；为了取悦好胜的孝武帝，颜师伯当日“一输百万”。

此外，孝武帝“好为文章”，而颜师伯“涉猎书传，颇解声乐”，恰好投孝武帝所好；且孝武帝颇为自负，他认为自己文采风流、天下无双，“自谓物莫能及”，因而一些真正有文才的人都不敢在他面前展现才华，“孝武欲擅书名，（王）僧虔不敢显迹”，一些人甚至故意降低自己写作水准以满足孝武帝的虚荣心。著名的文学家鲍照为了衬托孝武帝，故意“为文多鄙言累句”；长于文义又善于附会的颜师伯很有可能也会因为孝武帝的这一嗜好讨好于他。

谗佞的原因

东晋是门阀政治盛行的时代，门阀士族把持朝廷军政大权，皇帝很大程度上只是国家的象征。东晋末年，门阀士族势力逐步衰落，而寒人武将则凭借军功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活跃。寒人武将出身的刘裕凭借军事力量逐步控制东晋朝政大权，进而取晋帝而代之，门阀政治迎来终场。

进入刘宋时代，中国政治逐步回归到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状态，皇帝意志重新成为国家最高权威。在这种政治秩序下，皇帝的个性偏好将对国家发展走向、国家政策制定起重大的影响作用。孝武帝顾命大臣中，谄佞之臣占几乎占了一半，与孝武帝的个性偏好与无限纵容有很大的关系。

孝武帝“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他不能接受臣子的反对意见，许多大臣因为所提意见不符合孝武帝的心意而遭到贬斥甚至杀害。上文提到的颜竣、江智渊、王僧朗、王彧、周朗、袁粲、蔡兴宗、沈怀文等人，大都因对孝武帝的施政行为提出反对意见而获罪。

因而，满朝文武无不战战兢兢，唯恐不经意间冒犯到喜怒无常的孝武帝，在孝武帝动辄罪戮的政治高压下，“幸而全也，小人之尤也”。孝武帝这种严苛残暴、独断专行的性格势必难以容忍直言进谏的臣子，只有能够揣摩他的心思并且愿意迎合其心思的臣子能够得到更多宠任，这是造成孝武帝顾命大臣中谄佞之臣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义恭能够体察孝武帝欲削弱诸王权力的心思，于是自请释权、请求孝武帝取消录尚书事一职；还提议设定诸王应当遵守的诸多车服、礼仪制度，从制度上约束诸王行为，进一步巩固皇帝权威；提议诸王不宜出镇边地，防止诸王借出镇边地方发展势力，威胁皇权。

刘义恭为了讨好孝武帝，还频繁献符瑞、上表请求封禅，大力称颂孝武帝之英明神武。刘义恭提议的种种措施及各种称颂之词都极其契合孝武帝的心思，是以很快从被孝武帝忌惮的对象转变成孝武帝信任且优待的臣子，刘义恭生活奢侈无度，“大明时，资供丰厚，而用常不足……世祖恣其所之”，可见孝武帝对刘义恭之纵容。

孝武帝对谄佞之臣的无限纵容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一点在孝武帝对待颜师伯的态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大明四年（460 年），颜师伯迁吏部尚书。孝武帝不愿选举大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是以当时任吏部尚书者大多无实权，“唯奉行文书”，只有颜师伯“专情独断，奏无不可”。

大明七年（463 年），颜师伯任尚书右仆射，陈郡谢氏出身的谢庄及琅邪王氏出身的王昙生并为吏部尚书，同掌铨选官员大权。颜师伯的儿子欲以寒人张奇任公车令。孝武帝认为张奇资品不足以担任公车令，以其兼市买丞，而以蔡道惠为公车令。颜师伯令史潘道栖等人故意“抑（蔡）道惠敕，使（张）奇先到公车”，违背诏令、使张奇担任公车令；事发后，颜师伯受到连坐贬官，谢庄、王昙生被免官，但颜师伯很快领太子中庶子，“虽被黜挫，受任如初”。

这段史料说明：

其一，颜师伯虽然与谢庄、王昙生同掌吏部大权，但颜师伯显然更有实权，也更得皇帝宠任；其二，颜师伯之子推荐张奇任公车令，在皇帝不允许的情况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等人公然推延不奉诏，说明颜师伯权势极大，以至于下属小官敢于欺上瞒下；其三，此事起因于颜师伯之子所举荐的公车令不合帝意，颜师伯的下属又暗箱操作、违诏任用张奇，与谢庄、王昙生二人并无多大关系，但在东窗事发后，谢、王二人却因微不足道的罪责受牵连被免官，而涉事最深的颜师伯反而任用无改，说明孝武帝对颜师伯极其纵容。

故史家评论说：“曲徇私请，因停诏敕，天震霣怒，仆者相望，（颜）师伯任用无改，而王、谢免职。君子谓是举也，岂徒失政刑而已哉。”可见孝武帝对颜师伯的偏袒令当时的朝臣都难以接受了。

大明七年（463 年）袁粲任吏部尚书，“颜师伯白衣仆射，横行尚书中”；其年十月，皇太子冠礼，孝武帝与群臣临宴东宫，袁粲对颜师伯言语无礼，加之孝武帝常因袁粲对颜师伯出身寒素的凌辱多有不满，“因此发怒，出为海陵太守”。孝武帝对颜师伯的纵容与维护，怎么能不令其更加猖狂呢？这就难怪“（颜）师伯恃宠代臣，势震朝野”了。

孝武帝对直言谏诤的臣子如颜竣等动辄罪戮，而对好进谗言的刘义恭、颜师伯等人多加优容，吕思勉先生评价孝武帝“好谀恶直、刻薄寡恩”可谓切中肯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