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友枝 | 中华帝国晚期的教育

明朝时，经济繁荣促进了学校体系的扩展。虽然我们无法估算入学率，但各种逸事见闻和间接证据表明，16世纪时很多地区受教育的人数增加。明代社学和清代社学一样，是在国家支持下由城镇乡村自发建立的义学。一项研究指出，明朝的472个行政区划中共有3 837所社学，平均每个行政区学校超过8所。这些学校只为一小部分学龄人口提供教育。在明朝和清朝，入学的男童主要就读于族学、村学（需要缴纳学费），以及富裕人家所开设的私塾。因为关于私塾普及程度的记录十分少见，而且散见于各处，所以我们顶多只能推测入学率的大致数据。在另外的书中，我的统计表明，到清朝后期，私塾和义学足以为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学龄男子提供基本的启蒙教育。

逸事见闻和间接证据支持我们关于明清时教育规模扩大的观点，因为饱读诗书的年轻人有望入朝做官，那些粗通文墨的人也能得到些许社会经济利益，所以教育是获得名望、权力和财富的关键。科举考试是为官僚集团招贤纳士的主要途径。世袭（荫）特权逐渐受到限制，起初只有一子可以世袭官位，后来只惠及三品以上、入朝为官达到一定年限的官员，所以科举取士的重要性加强。

世袭特权缩小，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群体却扩大了。除了极少数因为民族和职业而被排除在外的人，所有男子都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直到1729年，不准应试的人包括脱籍奴仆，出身倡优、皂隶的人，还有“贱民”。但是据何炳棣之见，这些群体总共还不到全部人口的1%。

如果说金榜题名的诱惑使中国人对入学读书“深表崇敬”，那么识文断字也为日常生活带来相当的便利：可以阅读不计其数的政府告示、规章和文献，可以填写、备案和草拟各种商业交易合同，如为购买和出售房地产、租赁土地、借贷和售卖儿童。明清的治安制度（保甲）和税收制度（里甲）要求记录存档，晚明时转归地方经管的水利系统也需要记录在案。17世纪后期持续扩展的宗族要将族产的管理和宗族成员登记在册。因此读写能力“不仅对于学术研究和官方行政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成功经营田庄和商业来说也必不可少；对于那些渴望对邻里或村庄事务发挥超乎寻常影响的人们来说，文化即便并非不可或缺，也是极有用处的”。读写能力也保护家庭不上当受骗。何炳棣提到中国东部的一个佃农家庭，由于在土地交易时受到一个村民的蒙骗，这家人把一个儿子送进学堂，“因为家里没有识字的人，将来就不能防备当地的奸猾之徒”。因此不仅是想入朝做官的人渴求教育，农民和做生意的人也渴求教育。

对于帝国晚期社会来说，教育扩展具有几重后果。依据科举取士制度的构架，规定在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划录取一定人数；对于较高级别的考试，也规定了在不同地区的录取人数，这就确保受教育的精英分布在国内的不同地区。由于攻读同样的经典，不同地区接受同文同种的统治阶级价值观。在前现代的交通和交流条件下，这是维系幅员辽阔的统一帝国的重要因素。中国书写文字是整合精英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此而言我们如何估计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由于教育扩展，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他们遭受的挫折大大激发了城市文化中的创造力。尤其是在长江下游核心地区的城市中，16世纪不仅见证了蓬勃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思想激变的时期。由于在考试竞争中所遭遇的失败以及朝中党争所造成的政治风险，很多饱学的年轻人脱离正统仕途，转而关注其他领域中有意义的活动。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描述了晚明时代的文人典型：

这些人很少参与朝政，或者根本不问政事，对他们而言，艺术不仅是消遣娱乐……就最积极方面而言，这类“文人”为了致力于文学艺术而对发财做官退避三舍……有些人寄情寄性于文学、书籍、书法、绘画和收藏鉴赏，正如其他人可能兢兢业业于道德哲学或是政治。

这类文人典型也存在于更早的朝代，但是在晚明时变得更引人注目，成为那些生在明朝，却在清朝统治下长大成人的文人们的写照。对于康熙一代的士人来说，做遗民的压力使他们不愿在征服者手下谋取一官半职，从而加强了对入朝为官所持的暧昧不明的态度。而且正如司徒琳（Lynn Struve）所指出的，清廷在17世纪的政策为年轻汉人提供的机会寥寥无几，在政治雄心被挫败之后，这一代中很多人投身于文化领域。

何谷理研究了17世纪的小说，它们显然是这些转向文人活力的成果。何谷理叙述了小说如何兴起，成为一种严肃的文学形式，一种政治抗议和审视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切身问题的工具。写小说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表达那些无法在官场中实现的儒家理念。

何谷理告诉我们，小说吸引了一个狭小的读者圈子，这是一些衣食无忧、饱读诗书的人。但是精英们探求生活意义的个人活动却产生了远为广泛的影响。有些文人以撰写小说和戏曲（同小说相比，戏曲的观众来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阶层）为业，另外一些投身于宗教或是改革民间习俗。

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躁动不安的知识界孕育着佛教的复兴，有四位高僧领导这个潮流。其中一位是袾宏（1535—1615年），此人是于君方的研究对象。袾宏体现出很多以上提及的特点，他出生于杭州府的精英家庭，为科举考试而苦读，在前32年的生活中追求的是有闲阶级成员认为理所当然的目标。但是当他在科举中屡次失败，并且连续失去几位近亲之后，他摒弃了以前的生活，遁入空门。

袾宏的主要建树是促进了佛教在俗人信众中的传播。鉴于他所受的儒学教育和他的社会背景，他顺理成章地致力于使佛教适应儒学。有众多弟子皈依在他的门下，其中很多像他一样，来自上层社会。袾宏包容了儒家学说，他劝导佛教徒首先尽到孝悌之责，他认为佛家信仰同官员尽忠守责（包括处决罪犯）并不矛盾，这种观念反映出明朝晚期有助于佛教信仰传播的潮流，即强调此生的道德行为，并相信个人在承担社会义务的同时也可以得到救赎。

袾宏对佛学的宣传不涉及组织活动。他害怕卷入诸如白莲教会党（这些是欧大年和韩书瑞研究的题目）这样的异端邪教，并且攻击很多同佛学教派主义相关的活动。袾宏不赞成俗家团体接收妇女，认为女人应该在自己家中烧香拜佛。他指责那些充当风水先生、神媒、药师的僧侣，也反对他们给女人治疗疾病。他将使用扶乩方式进行“降笔”称为迷信之举。在这些问题上袾宏持一种全然正统的立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佛教教派运动的领导者不是僧侣，而是俗家信众。

袾宏的社会背景同16世纪的其他宗教领袖颇为相似。他的同时代人林兆恩（1517—1598年）和袁黄（1533—1606年）同样努力促进对不同宗教的融会贯通。二者也出身于显贵之家，为科举考试而苦读，不仅精通儒学，而且对道家和佛家思想了解透彻。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客中，这种知识上的广采博收似乎十分常见。

虽然袁黄中了进士，并曾入朝做官，但是林兆恩同袾宏一样，在家中亲属死后皈依佛门。袁黄和袾宏同样居住在繁荣的长江下游三角洲，这里不仅是明朝佛教复兴的中心，而且是17世纪小说的繁荣之地。16世纪时林兆恩的家乡福建处于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同葡萄牙人、日本人和西班牙人做生意，其繁荣程度可能足以形成帝国内的另一个思想中心。林兆恩的家乡莆田县同晋江县（属泉州府）一样，走私贸易兴盛。晋江县是与林兆恩同时代的著名人物李贽（1527—1602年）的故乡，李贽以攻击传统观念而闻名。

因此，出于同样的动机，一些饱学之士著书作画，另一些却皈依宗教。应将宗教复兴视为晚明教育扩展的另一产物，文人们致力于宗教活动，这不仅同宗教领袖（以及一些信众）的社会背景和教育有关，也是他们追求贤人名号的替代手段。

如上所述，在经济领域内开始了一种长期的发展趋势，即避免对个人进行直接操纵，而是倾向于通过市场间接控制。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中，这是一系列复杂变化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在文化领域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趋势，这反映在善书中，这些书籍强调将行为准则内化并获得道德自主性。我们可以为善书在明朝的出现列举数种理由，就其着重指出人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而言，可将善书视为对经济变化的表达，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可以使人暴富，也能让人迅速败光家产。此外，由于这些书具体指明不同社会阶层所应有的行为举止，我们也可以将它们视作给上升阶层提供的指南，指导他们承担新的社会角色。此外，这些书假定道德行为同物质成功息息相关，这可以解释为反映了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核心区的焦虑心态，在这些地区，加速的社会流动使人们忧心忡忡。依赖于宗教信仰，善书提供了应对社会变化所引起精神不安的办法。最后，老辈的精英对地位的忧虑也促使他们撰写善书，以便遏制新兴的社会经济显贵所引起的道德沦丧。晚明和清初的善书体现了私人对官府向同一方向积极努力的补充，

在本书第11章中，梅维恒讨论了《圣谕》宣讲，强调指出了官府的努力。

16世纪时善书颇为流行。袁黄和袾宏都热情地推崇其中一本，即12世纪后期问世的一部道家典籍《太微仙君功过格》。袁黄见证说，当一位禅宗僧侣将这本书给他看后，他的全部生活都为之改观。袾宏对此书是如此热衷，以至于他将书翻印多本，无偿分赠众人。31袾宏后来以《太微仙君功过格》为蓝本，撰写了自己的善书，名为《自知录》。同宋代善书相比，《自知录》的新颖之处表现为一种格外引人瞩目的约束方式。约束不再基于诸神的力量，而是遵从宇宙间的因果报应原则，认为个人行动影响自己的命运，现在人们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对他们的评判依据不再是行动，而是更加难以捉摸的标准，即他们的愿望或动机。

一般来说，晚明善书对行为举止和愿望动机加以区分。新近对道德内化的关注是当代宗教、思想和社会发展的产物。王阳明强调，每个人都具有成为圣贤的潜质，他的思想鼓励人们相信，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宋代之后，佛教强调有感知的芸芸众生都可能得救，二者的发展不谋而合。与新儒学和佛教乐观主义精神相依相伴的是更大程度的社会流动，其根源是经济繁荣、教育扩展和大规模刻书业的发展。

因此，教育的扩展和增强的社会流动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具有各种影响。那些沿社会阶梯攀缘而上的人和那些对家业败落心怀恐惧的人都向宗教寻求安慰，也将宗教视为社会控制的工具。灌输道德原则和伦理规范成为文人和官府的头等大事，社会流动性使平民百姓易于容忍这类灌输。教育的扩展促进文字资料在中国社会中流通。在分析对百姓灌输适当价值观所产生的后果之前，我们需要先概述刻书业的状况和分布，其扩展也是16世纪经济浪潮的副产品。

本文选自《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美]罗友枝 黎安友 姜士彬 主编，赵世玲 译，赵世瑜 审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