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遗址何其多，酒的源头在哪里？丨活文化

文｜醉美团队

11月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考古新发现：省考古人员在绛县乔野寨遗址发现距今5000多年的庙底沟二期、龙山及商、周等时期遗存，为研究晚商王朝的西部边界及国家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也是在这个月初，由山西省文物局主办，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博物院承办的“大政之源”展览在山西博物院开展。展览精选240件珍贵文物，旨在以考古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

山西遗址为何如此丰富？为何这里可以呈现如此悠久的历史文化？

一切还要从山西的“遗址故事”说起。

▲展览现场

“天下第一县”里的遗址故事

乔野寨遗址，位于山西省绛县古绛镇乔野寨村周边，地处轵关陉之咽喉要道、运城盆地东北部边缘地带。

绛县，隶属于山西省运城市，位于运城市东北隅，中条山西北麓，地处运城、临汾、晋城三市交界地带。

▲乔野寨遗址航拍图（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这里历史悠久，是尧的故乡，“尧的传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境内有晋献公墓、晋文公墓、晋灵公墓、车厢城等众多遗迹。

《左传》中关于长寿“绛县老人”的记载，是先秦历史典籍中首次出现“县”这一名称，因此绛县有“天下第一县”之称。

绛县的悠久历史，从这里陆续发现的考古遗址可见一斑。

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项目被列入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6年，该项发掘工作获得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自上世纪70年代陕西临潼兵马俑发掘之后，这一奖项长达30多年一直空白着，这意味着，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的发掘足以与兵马俑相提并论。

▲出土器物倗伯簋及铭文“倗伯作毕姬宝旅簋”

出土文物中，有一个铜鼎的内腹壁上刻有“倗伯乍毕姬宝旅鼎”，意思是“倗伯为毕姬做的礼器”，这段文字里提及的女子名为毕姬，她是倗伯的夫人，倗伯为倗国国君，毕姬是国君夫人。

▲倗国墓地

倗国，其实在历史上无文献记载，这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距今约3000年前的西周晋国附近存在，其范围正是在山西省绛县。

而从近期乔野寨遗址来看，属于晚商时期遗存的发现，丰富了晋南地区晚商文化物质资料，为研究晚商王朝的西部边界及国家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东与中国

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置绛县，属河东郡，也就注定了这里与河东郡扯不开的联系。

秦汉时指河东郡，唐以后泛指山西。

河东在古代指山西西南部，位于秦晋大峡谷中黄河段乾坤湾，壶口瀑布及禹门口（古龙门）至鹳雀楼以东的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黄河由北向南流经山西省的西南境，因在黄河以东，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

历史也上因为黄河泛滥经常有水患而改道，也就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

河东与河南、河内早在秦汉时期就号称“三河”，为“天下之中”，即当时王朝疆域（或所谓“中国”）内最核心及最兴盛的区域。

考古发现，尧、舜、禹的主要活动场所在晋西南汾河流域，尤其是陶寺遗址的发掘，被一些专家考证为4500年前尧的都城。

▲陶寺遗址“观象台”

因此，陶寺遗址也被称为最初的“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在陶寺王墓、宫城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以及最早出现的“铜器群”，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有明显传承关系，是华夏文明众多根脉中的“主”根。

据有关部门统计，山西省已经查明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近400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上千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已达270多处，位居全国第一。这些都足以证明，山西是中国古代文明史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芮城西侯度遗址（图片来源：运城文旅 摄影： 肖永杰 ）

距今243万年的芮城西侯度遗址是中国境内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也是中国最早的人类用火遗址。

吕梁市兴县碧村遗址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碧村遗址是蔚汾河流域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占据控扼黄河与蔚汾河关口的重要位置。展厅中有一处场景复原，用碧村遗址的石块堆砌出东城门遗址一角。

此外，在吕梁，还有一处特殊的遗址，距今6000年，被考古学者定义为“酿酒的源头”——这就是杏花村遗址。

酒的源头在杏花村遗址

河东地区是山西、陕西、河南之间的枢纽，在历史早期也是生产力最强的农业区之一，并因关键的盐资源而颇为富庶。

强盛的农业经济加上“富饶”的消费环境，最终促使这里具备了酿酒产业发展必需的原料和市场两大条件。

而40年前一场遗址发掘，也揭开了那段始于6000年前的酿酒史。

黄景略（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忠培（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王克林（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同窗，同时毕业于1956年。

1982年，因为杏花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三位“大师”相聚到了汾阳杏花村。

这一年的7月，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织的、权威的“晋中考古队”在黄景略、张忠培、王克林的主持下，对山西晋中地区开展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考古工作，这项野外工作一直到1987年后半年才结束。

▲小口尖底瓮 山西汾酒博物馆藏

这次考古中，出土了一批珍贵陶器：我国最早的酿酒器具和礼器——小口尖底瓮，据考古界证实，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

正是根据这些发掘考古资料，酿酒专家包启安在《从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看我国酒的起源》一文中提出：“最早的酿酒发酵容器当是各地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瓮，在容器内进行制醪发酵，澄清、饮用，这是用小口尖底瓮生产酒的一个特征，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酿酒工艺。”

199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黄景略参与、张忠培任主编、王克林任副主编的《晋中考古》一书出版。该书用接近60%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杏花村遗址。书中写道：“以汾酒闻名于世的杏花村，分为东堡和西堡，位于汾酒西岸的吕梁山下，西南距汾阳县城15公里。1982年3、4月间，晋中考古队对杏花村的古代遗址进行了调查及试掘，认识到这处遗址绵延时代古久、内涵丰富。”

由此可见，汾酒文化源远流长，和华夏文明、黄河文明、晋商文化其实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因此，才有了汾酒是中国白酒产业的奠基者，是传承中华五千年酒文化的火炬手，是中国白酒酿造技艺的教科书，是中国白酒发展历史的活化石，造就了汾酒的“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的中国酒魂地位。

参考资料：

《山西绛县乔野寨遗址，探寻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聚落及晚商王朝边界的又一线索》

封面图片来自：文明大同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