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第一位到延安的女作家，毛主席不仅为她写诗，还让她当领导

丁玲是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传奇人物，1936年冬来到陕北，成为她革命生活和文学创作的新开端。从此，她在毛泽东主席的关心、教导下，更加热情地投身于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其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也由此进入到新阶段，使她最终成为了中国文坛上的一颗举世瞩目的巨星。

1904年，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澧，她在1923年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她以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在国内文坛上崭露头角。1930年，她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不幸被捕，此后她被国民党特务秘密囚禁了3年。1936年，她乘特务机关对她的监控有所放松之际，秘密逃走，并在地下党的掩护和帮助下，历经辗转，于1936年11月抵达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保安县。

丁玲到达保安以后，中央宣传部在一间大窑洞里为她举行了欢迎会，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她的眼中，毛泽东“头发很长，刚刮过脸，披着棉大衣”。

毛泽东看见丁玲后，高兴地对她说：“因为今天欢迎丁玲同志，我刮了脸，不过没有理发。”

然后毛泽东问了丁玲路上的情况，走得顺不顺利，他还对丁玲说：“我读过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特别是你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啊！”

接着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致了欢迎辞，大家然后一起坐在炕上会餐，丁玲在晚年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毛泽东和丁玲确实很有渊源：他们不仅是湖南老乡，而且丁玲曾经与杨开慧是同学，她们曾一起参加过一个暑期补习班；毛泽东的好友向警予是丁玲母亲的好友，丁玲从小就以她为楷模，称她“九姨”；丁玲在周南女中的语文教员陈书农，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并且同为新民学会干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学陶斯咏，曾受丁母之托照管过丁玲。

所以毛泽东和这个小他11岁的湖南老乡总是有很多话有说，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又专程到丁玲住的大院去看望她。他坐在丁玲的炕上，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让人感觉他就像是丁玲的父亲。

毛泽东如此重视丁玲，不光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渊源，他想通过丁玲为陕北的文艺运动注入新的活力。当时红军在陕北百废待兴，文艺方面的人才更是短缺，而丁玲本身在中国文坛就是一面颇具影响和感召力的旗帜，所以毛泽东对她寄予厚望。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丁玲召集了文艺座谈会，并在11月22日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她当选为协会主任，全面负责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的工作。

不久以后，丁玲在中共中央的报纸《红色中华》上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这是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她在发刊词中写道：

“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笔。”

不久以后，毛泽东就工作问题征求丁玲的意见：“你想做点什么事呢？”

丁玲坚定地回答：“当兵，当红军！”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你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

11月24日，丁玲正式跟着杨尚昆上了前线。一路上紧张艰苦的行军生活，对她实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每天天不亮，口笛便吹响了，丁玲赶紧起来忙乱地收拾铺盖和零星物品，赶在队伍集合之前在大路上等着，而且每天要走六七十里，非常辛苦。

部队分给丁玲一匹跛马，没法骑，于是她把马送了回去，当时她不知道有马的好处，脚很快就打起了水泡，她就学老红军的样子用一根针沾上油穿过去，把泡挑破，第二天照样行军。

组织还分给了她一个12岁的勤务员，丁玲反而要照顾他。此外部队不喜欢女同志，战士不欢迎女作家，以为是累赘，管理员经常忘记给她发干粮、号房子。

有一次，半路上勤务员洗脸，把丁玲的脸盆弄丢了，他很着急，丁玲说你人没丢就好，脸盆丢了无所谓。但在后面的行军中，她才知道没有脸盆真是不方便。

丁玲一直在努力适应紧张的部队生活，她到前线以后，写下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享誉一时的战地散文。红军指战员影响着她，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她，丁玲迈开了她在陕北的第一步。

毛泽东得知丁玲的表现后，非常高兴，于是在12月30日挥毫写出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并通过电报转给了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让他转交给丁玲，词是这么写的：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7年1月，丁玲从前线回到中共中央的新驻地延安，毛泽东在见到她后，又重新在油光纸上写了一遍《临江仙》，并送给了她，丁玲无比激动地说：“谢谢主席栽培！”

此后，丁玲把这幅手迹视为最珍贵的纪念品，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于20世纪80年代将这首词公开发表。

不久以后，毛泽东宣布：任命丁玲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

这让丁玲感到很意外，她觉得自己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做一名随军的战场记者，而不是当管行政事务的领导，于是她问毛泽东：“当主任，我能行吗？”

毛泽东说：“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丁玲还是面有难色：“我是愿意学的，到延安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毛泽东却说：“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

丁玲最终同意了，她说：“那我就试试吧！”

1937年上半年，是毛泽东和丁玲来往最密切的时候，毛泽东每周两个上午去抗大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一直讲了三个多月，每次他都让警卫员通知丁玲去听。

后来在徐特立60岁寿辰时，丁玲买了一块红绸子，并写了一首打油诗为他祝寿：

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
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毛泽东看了以后很高兴，他以后每次遇到丁玲，都会和她谈古代文学，他喜欢谈李白，谈李商隐，谈韩愈，谈宋诗，谈小说则是《红楼梦》。

丁玲在和他的交谈中常常感到自己的旧文学底子太薄，不足为他谈话的对手，因此多半是丁玲听，毛泽东讲，但能作为毛泽东的听众，已足够让丁玲感到高兴了。

抗战全面爆发后，大批人员从延安陆续出发开赴抗日前线，丁玲也坐不住了，她决定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采访宣传报道，她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

抗大的很多同学听到这个口号后，纷纷要求参加，于是中宣部要求丁玲把“战地记者团”改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继续扩大队伍，并任命她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

对于这个工作安排，丁玲再次感觉有些不能理解，她还是对琐碎的行政工作缺乏兴趣，她有些固执地认为，让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知道以后，再次来做她的工作：

“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做领导工作，可以学会。”

丁玲深以为然，再次以火热的激情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西北战地服务团离开延安前，进行了汇报表演，丁玲在新剧《王老爷》中，扮演了一个八路军工作人员，她没怎么化妆，只用猪油抹脸打底，画了点颜色，穿着日常穿的灰布军装，系一根皮带就上场了。

毛泽东看到丁玲一口湖南腔的表演后，非常高兴，连连鼓掌，在演出结束时还对丁玲说：“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8月15日，战地服务团离开了延安，毛泽东亲自致辞勉励丁玲：

“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和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

丁玲激动地回答：“我们要用坚强的实际行动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不达此目的，誓不罢休！”

丁玲在战地服务团里一直努力工作，不仅锻炼了自己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且还收获了爱情。她认识了小他13岁的陈明，并和他结成了夫妻。

1942年3月初的一天，《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企霞约请丁玲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她慨然允诺，于是写了一篇杂文《三八节有感》。

在这篇文章里，丁玲主要针对自己在延安看到的某些男性领导不能公正对待女性、边区一些女同志存在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丁玲专门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延安多数已婚的女同志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每日疲惫不堪，但某些嫁了高级领导人的女人既不做多少工作，又不用自己带孩子，还经常跳舞玩乐。她认为这样很不合理。

但没想到，她这篇文章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老同志对此非常不满，贺龙还专门对丁玲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毛泽东知道以后，还是出面保护了丁玲，他说：“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丁玲还是有些不服气，她去问毛泽东：“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耐心地对丁玲说：

“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
…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
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
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丁玲这才懂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她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批评。她还专门去找贺龙道歉：“贺老总，我来听意见来了。”

贺龙也笑了，他说：“没得了，昨天提完了。”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丁玲也受邀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这一番话让丁玲深受启发，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合影，毛泽东对丁玲幽默地说：“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可不想下一个三八节再挨骂了！”

从此以后，丁玲深入到部队和群众中体验生活，她先后写出了《一二九师在晋冀鲁豫》、《三日杂记》、《田保霖》等多篇报告文学,热情歌颂边区的新生活和英雄人物。

毛泽东看到《田保霖》以后，非常高兴，他鼓励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玲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工作，但因为内战交通阻断，她不得不在晋察冀呆了两年，在这段时间，她广泛地考察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在1948年6月写出了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于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为丁玲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1948年6月15日，丁玲在西柏坡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她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你在农村有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丁玲先后担任了全国文协常务副主席、文协党组组长、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职，她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