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类传染病重现中国，历史上七次席卷全球，近年来在中国零死亡

2022年7月9日，武汉大学报告了一起霍乱病例，冲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这个和天花一样古早的传染病，以及超强的传染性，超高的病死率，成为我国唯二的甲类传染病。

霍乱感染者会在发病的几个小时内上吐下泻，喷射的量非常巨大，一开始还能看到黄色，不久就会拉得像淘米水一样清澈，眼窝会因为大量脱水而凹陷，皮肤会起皱，泪管会排空，血液则会变成焦油状在血管中凝结，肌肉则会因为低节质紊乱而剧烈颤抖，有时甚至还会撕裂。

随着器官逐个衰竭，患者会陷入急性休克，看上去就像一具浑身泛蓝的干尸。19世纪以来，共爆发过七次世界性的霍乱大流行，约1.4亿人罹难，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

我们不禁要问了，这个霍乱为何重现人间？它是如何屠戮和传染的？又会不会在中国死灰复燃？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应对？

我们都知道，肠道的主要功能是吸收营养和水分，以此来滋养身体组织。霍乱弧菌能够分泌霍乱肠毒素，扭转这一状态，不但使得肠道无法正常吸收，还会从组织中吸出水和电解质，大量的水分和排泄物就会夺门而出，引发严重的腹泻，有近一半的人会被活活吸干，脱水而死。

而霍乱弧菌则会兵分两路，一部分紧紧抓住肠道壁继续繁殖，分泌毒素，另一部分则通过排泄物冲出体外寻找新的东家。那上便车的弧菌会通过手、食物、饮用水借由消化道进入人体，也就是传说中的粪口传播。

然而，想要制造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瘟疫，并没有那么简单，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和诸多方面的机缘巧合。

首先是温床。霍乱的传播，基于大规模的人口聚集，更需要那里的居民，粪口间的接触极其频繁，有一个地方满足这样的条件——“干净又卫生”的印度，也是七次霍乱大流行的源头。

印度还有着一条飘着红的、绿的、黄的、蓝的泡沫的圣河——恒河。印度人相信，只要喝了恒河水，就可以消灾去病，荡涤灵魂。每年都会有无数的信徒前往恒河沐浴并畅饮。于是，恒河成为了印度人民和霍乱弧菌的母亲河。

如果仅仅是这样，霍乱充其量只能在恒河三角洲作威作福。想要做大做强，再创辉煌，要感谢一个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

彼时，东印度公司凭借侵略、殖民与压榨，在印度建立起了成熟的贸易路线，霍乱加入了这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从此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

但欧美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坚信霍乱是落后东方特有的疾病，一定不会出现在文明的西方世界。而站在医学顶峰的法国更是不以为意，要知道巴黎可是启蒙运动的中心。

1832年三月末，霍乱兵不血刃占领巴黎，杀死了一半的感染者，将人类医学的顶点轻易地踩在了脚底。而让文明的法国人更不能接受的是，霍乱的病状极不文明，感染者可能随时在电车、餐馆或是大街上，止不住地腹泻，而且是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众目睽睽之下，这种社死的感觉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到了四月中旬，霍乱已经杀死了超过7000名巴黎人，为了减少恐慌，政府直接停止公布死亡数据，法国全形毕露。

有本事的人开始逃离巴黎，将一个崩溃的社会留在了身后，带着霍乱弧菌奔赴新的大陆。因为有了新的贸易路线，他们很快就将霍乱传遍了大洋沿岸。

如影随形的霍乱弧菌借由人类发明的船帆和蒸汽引擎，一头扎进了美洲腹部。

好消息是，像霍乱弧菌这样的病原体，其传播需要人类持续摄入自己的排泄物，我们很容易就能剥夺它的传播机会，因为不吃屎对于人类而言，既无关生存又无关情感。

坏消息是，中世纪的欧洲人虽然厌恶臭味，却不排斥粪便本身，甚至还在研究它的医药用价值。

16世纪的德国修士马丁·路德，每天会进食一茶匙自己的粪便，18世纪的法国宫廷侍从会把自己的粪便晒干磨成粉，再用鼻子吸入。到了19世纪，大批欧洲人到纽约定居，也把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带到了这里。成千上万头猪、牛、马和流浪猫、狗在纽约街头晃荡，肆意排便，行人和车马就在粪便上践踏，慢慢把他们踩成了稠密的毯状，源源不断的排泄物渗入地下水中。

当时纽约市的井水几乎是半固态的，每位市民的日均粪便摄入量为两小勺。1832年夏天，霍乱弧菌没有辜负纽约的盛情邀请，来到了这座为他们精心打造的宜居的新家。

被污染的水由曼哈顿公司供应给每家每户，一些纽约人受不了夏天的炎热，直接饮用生水，街边精明的小贩用被污染的水稀释自家的牛奶。众所周知，酒馆里的酒也要兑水。

一时间，霍乱梅开二度，几乎横扫了整座纽约城，一直杀到幸存者对霍乱产生全体免疫才肯停手。与此同时，新人与难民不断涌入。

1830年到1860年间，美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了500%，纽约也诞生了大名鼎鼎、恶名昭著的贫民窟——五点区。写出“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的狄更斯曾描述这里“所见皆是脏乱，只有颓丧与腐烂。”

在纽约市的各个贫民窟里，每一平方英里土地上挤满了20万人，比此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聚居密度高了1000多倍。

于是17年后，霍乱卷土重来，席卷纽约，最终超过5000人丧生，霍乱当真是恐怖如斯。

但是，你要把所有的成绩都算在霍乱的头上也不公平，曼哈顿公司在背后就出力颇多。

曼哈顿公司将原本募集来修建公共自来水厂的200万美元的90%挪作他用，放弃蒸汽引擎来泵水，改用马拉，放弃在城中修建100万加仑容量的蓄水池计划，将容量调至原来的0.001%，放弃抽调布朗克斯和纯净河水的专营权，抽调成本更低、满是粪便的积水塘。

这一干就干了整整50年，跨越了1832年和1849年两次霍乱大流行。剩下的钱被曼哈顿公司通通投进华尔街的银行，更好地服务美国共和党人的利益。时至今日，这家曾经让整个纽约市陷入混乱危机的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摩根大通。

霍乱的治愈方法简单的让人有点不敢置信，弧菌既不像破坏肺部的结核杆菌那样摧毁人体组织，也不像艾滋病毒那样劫持我们的免疫细胞。霍乱虽然致命，但真正的死因是腹泻引发的脱水，这意味着只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就能从感染中幸存，如果再加上少量的电解质，就能将霍乱高达50%的病死率降低到1%以下。

1832年，一位籍籍无名的英国医生威廉·斯蒂文斯为伦敦监狱中的200多名霍乱患者注射盐水，最终仅有不到4%的病人病死。这是该疗法最令人信服的明证之一。但遗憾的是，这种治疗逻辑违背了当时医学界的金科玉律。

根据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希波克拉底原则，霍乱这样的传染病是通过瘴气传播的，权威跟经典怎么可能有错呢？于是医学专家们继续执行祖训，他们给病人服用有毒的汞化合物，加剧腹泻，给病人放血，加剧脱水，成功地将霍乱致死率从50%拉升到了70%。

历史学家曾夸张地写道，“2400年来，病人们一直以为医生是在救助自己，但他们至少错了2300年。”

另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医生约翰·斯诺更加离谱，他居然向瘴气理论发起了挑战。

作为麻醉医师，他深知霍乱病人如果是通过吸入气体染病，那霍乱应该首先感染呼吸系统，但实际症状显示，霍乱影响的是消化系统，这意味着病人一定是摄入了什么东西。

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斯诺于霍乱期间不顾个人安危，每家每户的统计病亡人数，每死亡一人标注一条横线，最终绘制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数据可视化信息图之一。根据这幅地图他分析出，大部分的感染者住所都围绕在布洛德街的水泵附近。结合其他证据，斯诺将霍乱的死亡率，与伦敦居民的饮用水源联系到了一起。于是他让布洛德街的居民拆掉水泵把手，放弃这里的水源，霍乱最终得到了控制。斯诺也因为此次贡献被誉为“流行病学之父。”

此时的人类如果能够按照斯诺的发现，将排泄物与居民的饮用水源隔开，就能够拯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但遗憾的是，斯诺的发现破坏了瘴气理论的基本原理。英国医学顶级刊《柳叶刀》评论他背叛了公共卫生领域。

《柳叶刀》的编辑恼怒地写道，为什么斯诺医生的观点这般奇特？他竟然认为吞下动物粪便给人体带来的只有伤害。

斯诺医生最终含恨离世。权威引领时代的进步，但也制造出了预期，预期则会限制科学的洞察，成为时代的禁锢。

1883年发生了第五次霍乱大流行，次年在柏林召开的霍乱会议上，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德·科赫宣布发现了引起霍乱的微生物霍乱弧菌，引发了轰动。支持瘴气里的霍乱权威佩滕科弗为了政伪，当众喝下了霍乱病毒的粪水。他声称这股液体就像最纯净的水一般，从他的喉头流下。另外27名杰出的科学家纷纷效法，最终28人都被霍乱性腹泻击倒，上厕所上到虚脱。

但苍天无眼，可能是他们此前感染过轻度的霍乱，产生了抗体，导致28人被都活了下来。佩滕科弗认为，这是对科赫细菌理论最有力的反驳。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水落石出，瘴气理论的支持者们再也无力反驳。1901年，佩滕科弗开枪自杀。几年后，科赫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细菌理论的革命就此完成，人类由此迈入了微生物学主导的现代医学。

1909年后，人类研制出液氯技术，对自来水进行氯化消毒，此前一度被嘲笑的生理盐水注射也逐渐普及，不断完善，形成了如今的口服补液疗法。

自1884年开始，人类就已经研发出预防霍乱的疫苗，国际上的三种口服霍乱疫苗已被证实保护效率可达60%-80%。理论上讲，霍乱应该知难而退了，但实际情况却是，每年全球仍有300万人感染，十几万人罹难。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细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可以在彼此之间交换基因，还可以从过世的邻居那里继承基因，再加上恐怖的繁殖能力，就会诞生出超强的变异能力和适应力。

1904年，人类在六名前往麦加的朝圣者尸体里，提取了一种新型霍乱弧菌，相较于原来的“古典O1型”弧菌，新型霍乱弧菌拥有比前辈更强的环境适应力和耐抗生素能力，成为第七次大流行的源头。

1922年，在印度东南部又发现了一个引发霍乱的新型菌株——“O139形”霍乱弧菌，此毒株在水中的存活时间更长，部分菌株拥有与前辈们相同的产毒能力，其传播速度远超前者

另一方面，在很多落后的亚非拉地区，安全的饮用水、公共卫生条件、人口聚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印度孟买的达拉维每平方英里范围内生活着140万人，这一密度比此前提到的，令人发指的“五点区”还多了整整六倍。1400人共用一个厕所，垃圾与粪便齐飞，腐烂与腌臜共存，为霍乱弧菌提供了梦幻的温床。

那么在中国呢？大家可以稍稍松一口气，并且说一声“感谢国家”！

霍乱自1820年传入我国，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我国最具威胁的传染病之一。《白鹿原》中就曾描写道，“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村庄里蔓延，像乌云弥漫，湛蓝如洗的天空，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任何防卫，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这场瘟疫描绘的就是1932年的关中大霍乱。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我国大力建设城市污水系统和饮用水消毒系统，霍乱在中国的发病率开始逐年下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霍乱也不再那么可怕。近年来，中国因为霍乱而死亡的人数为零。

那作为个体，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霍乱是典型的病从口入，所以我们自小被教育的饭前便后要洗手，是很有用的，其次，霍卵弧菌对高温及其敏感，所以我们自小被教育的多喝开水，是有用的。我们要尽量吃煮沸、煮熟的东西，但是切记不要吃得太烫，太烫的东西会增加罹患食道癌的风险，凉一点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