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女干部被俘牺牲，日军接连发生怪事，被迫修碑祭拜，咋回事？

1940年10月，在冀中，被日军侵占的一个据点外，日军小队长吉子咸言令人修建了一个丈余高的三棱形木制墓碑，上面刻着“共产党梁女士之神位”几个字，不但派兵时刻看守，还每日祭拜。

杀人成性、无恶不作的日军，为什么要在岗楼外修建抗日女干部的墓碑呢，又是看护呢又是祭拜？

战斗在冀中根据地的敌工科长崔希哲在侦察敌情过程中，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切，原来18岁的抗日女干部梁振英被日军俘虏后，被押至岗楼据点，后被日军折磨致死。

梁振英牺牲后发生了更加蹊跷的事，两个日本兵在夜间站岗时先后跌落岗楼而死，还一个日本兵去送信时，因马受惊挂在马镫上被拖死了……

崔希哲的敌后日记详细地记录了日本兵在冀中的现实状态，许多都是不为人知的一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敌后的真实历史：

崔希哲，1918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保定师范毕业后做过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被选送到路西接受敌工训练，是冀中军区最早的一批从事敌军工作的人。

“五一大扫荡”后，崔希哲主动提出留在当地坚持工作，任第七军分区敌工科长，经常只带很少的人、甚至单枪匹马走村串户，收集情报，开展工作。他把收集到的敌伪方面的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厚厚的一大本。据看过这个笔记本的老人讲，内容相当丰富，都是当年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笔记本后来竟丢失了，据说可能是让家里保姆当废纸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部分摘抄。

据崔希哲记录，1943年底，在原冀中七分区有1566个村庄，共有日军1500多人，俗称二鬼子的伪治安军约1400多人，伪军7730多人，护路队300多人，共计10930人左右。日军只占17％，伪军占84％。

崔希哲说，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日军士兵有以下种种表现：

第一、挨打受气。

当官的打当兵的。

某据点一个日军伍长，放下一个水桶走了，另一个日军士兵不知道，过来拿了水桶就走，恰巧被那个伍长看见，过来“嘟嘟”说了一通，那鬼子吓得立时放下水桶，接着伍长便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用皮鞋踢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那个挨打的鬼子，倒下爬起来，“啪”一个立正，低着头“嘟嘟……”说一通，如此来了三四次。

另一据点鬼子出操，一个鬼子扛着机枪，压得实在支持不住，另一个日军士兵心痛他，便替他扛着，被军官看见，过去便踢了他三脚，还罚这个士兵扛着机枪，围操场跑了三圈。驻安国据点日军中队长，因一个伍长经常不行礼，竟砍了他一刀。

老兵打骂新兵。

驻这一地区4个日军大队，有的大队新兵达250人左右，占总人数一半以上。新兵受老兵打骂，简直是家常便饭。

第二、生活困难。

日本兵是习惯吃大米的，结果却很少吃到大米，驻无极一带日本兵只有十分之三的主食是大米，其余为麦子、棒子。

安国一带日本兵每天吃两顿饭，每人一小瓷碗，根本吃不饱，主食里大米不到一半，菜汤也不够。

日本兵的衣服也多是前年的，破烂不堪。吸烟也没钱，一个日本兵向一个伪军讨钱，伪军给了他2元，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才走。

汽车也没汽油，都烧木炭，走时要推一段才行。

因为缺钱，日本兵到处抢劫。

驻定县刘家村岗楼一个日军士兵，追逐一名妇女，没追上，就要放火烧房子，村里人过去劝阻，说“太君的衣服破了。”

那日本兵说：“金票的没有。”

村里人忙说：“我的金票的有，给你换衣服吧。”给了50元完事。

老乡们评议说，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共穷圈还差不多，并创造了新的歇后语：鬼子吃高梁米——没法子了。

第三、思念家乡。

日本兵平日挨打受气，生活又不好，自然思念家乡。

1942年11月，驻崔岭据点一个日本兵，在监视抓来的老乡干活时，看见一个十三四岁很精神的小孩，便不住与他闹着玩，老乡问他：“你有小孩的？”那日本兵便掉下泪来。

另一据点有个日本兵很沉闷，不爱说话。但一有人问他“你有几个小孩”时，他便哭起来，并用手比划着说，三个的，这么高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随说随哭。

崔希哲说，后来被抓去干活的老乡都学会了，只要想歇着就问监工的日本兵家里情况，一问鬼子肯定大哭，老乡们便可乘机歇会儿。

第四、厌战怕死。

驻西伯苹据点一个日本兵，自己跑到村里认中国人做干妈。后来听说要调走到太平洋战场去，便大哭起来，说：“远远的，死了死了的，见不着娘了。”还让各村联络员联名保他，结果最后还是被调走了。

驻定县辛庄岗楼的日本兵，在李亲顾战斗时，吓的路都不会走了，叫伪军给扶回来，说：“你们慢慢地扶着我走，我死了死了的有。”一步一喘地回到岗楼。

驻伍仁桥据点的日本兵一次出发作战，十几个新兵一边走一边哭，磨蹭着不愿去，军官拿着指挥刀恐吓着说：“快快的。”

驻安国日军长江部队一个伍长，不愿出发作战，每日只是喝酒。并对维持会的中国人说：“我不是长江部队，是酒的部队。”还说，“我们乱七八糟的没有”。意思是说他没祸害过老百姓。“八路军、老百姓、干部，我的乱七八糟的一回没有，伍仁桥太君每天乱七八糟的，死了死了的有，安国大太君，大大的死了死了的有。”

第五、生活散漫。

驻守在县城等大据点里的日军，新兵，生活还算紧张，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跑步，作操，训练，完后才回去洗漱吃饭。

住在岗楼的日本兵，生活则散漫多了，早上也不起，晚上甚至也不站岗。喝酒，唱日本歌，找伪军或维持会的人打牌，雇城里妓女，意志消沉，喝多了就喊“七七哈哈”（日语“爸爸妈妈”的意思）。

1941年年末，在27师团任少尉、驻扎在河间与沧县之间的景和镇的藤原彰说：驻扎在景和镇的第三中队平时的军纪还较为正规，起床、点名、吃饭、熄灯等作息时间的规定还能被遵照执行，而且像国内的军营那样用喇叭作号令。作为每天的必修科目，还热心地练习击剑、刺杀，实弹射击也频繁地进行着。

实弹射击并无靶场，只是在城镇以外的农田上设立靶子进行。他第一次参加中队进行的实弹射击时，看到士兵一出了兵营马上就在街区以外的农田开枪射击，感到非常吃惊，为日军随随便便就实弹射击，完全不考虑可能会给一般中国人造成生命危险的行为而感到吃惊，后来也就逐渐司空见惯、麻木不仁了。

第六、日本兵与慰安妇。

藤原彰说，在景和镇上，只有一家兼作“妓屋”的餐厅。“妓屋”就是慰安所，“妓”是日军官兵对慰安妇的轻蔑称谓，并且根据慰安妇的不同出身，分别称之为“日本妓”、“朝鲜妓”、“中国妓”。这家餐厅实际上还附有点心店、照相馆和鸦片馆的功能，不管什么业务都经营，餐厅的老板是朝鲜人，女性招待人员也是朝鲜人。

在景和镇，以日军官兵为对象，不管什么业务都经营的餐厅或商店只此一家。

因此，一到了星期天，外出的士兵们排列整齐，并经过服装检查之后，首先去的就是这家餐厅。所以这家餐厅在假日总是混乱纷杂、拥挤不堪的。在对士兵进行服装检查的时候，值周的下士官会给每个士兵发放一个被士兵们称为“最佳突击”的避孕套。

日军117师团的三田和夫少尉回忆说：

和同一个慰安妇一起过日子，觉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馋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她们因此也好像成了驻屯部队的一员，还可以比装饰品。没有慰安妇的驻屯部队，就像没有点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样子，因此士兵们都很珍视她们。

慰安妇方面也报答他们，休息的日子会给士兵带来礼品，帮助士兵们洗衣服，或者坐在阵地旁边以手托腮眺望士兵们保养机枪，或者摘花，天空中鸟儿鸣叫，悠闲得很。

士兵们也让她们一道吃午饭。驻屯地的士兵和慰安妇的关系，使人觉得到处都是这样。当然，洗衣服对于士兵来说，当新兵的时候已经出了徒，比接待客人为行业的女人洗得还要好一些。只是她们的心意让人喜欢。当然，朝鲜人慰安妇从小就受过训练吧，她们洗得干净极了。

第七、日本兵关于抢劫和强J的认识

平日，日本兵除了思乡、武器等一些还算正常的话题外，剩下的就是聊抢劫和强J了。

藤原彰回忆说，当时27师团的植田正尔中尉、福田纪典中尉等资深军官，会经常在酒席上谈论如何拷打被捕的中国人，尤其是女犯人的事。好像是特意讲给他这个新到冀中的年轻少尉听似的。

原日军59师团士兵有山彦次郎回忆说：

一回到兵房里，我们的内务班就像是开了锅似的……

营泽上等兵正在用手指头算着这次作战日数，认为大约须费两个月的工夫，并为一定可以发笔大财而喜形于色；三桥上等兵则口中嘟囔着说：“营泽，一头驴往贱里说，大约也值三百多块钱，这回可别再对中国人客气了，上次总共才捞到一百块钱，太不上算了。”

这边有四五个人一边擦拭着枪械，一边谈论着拿抢的衣服去卖钱怎样大赚其利的话；那边又有人在高谈阔论着女人的事情。

我暗想：“到了战场，连强J的味道都还没尝过，实在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一个耻辱，是有向别人去讨教的必要了。于是便加入了谈这种话题的人群中去。

由大队本部的重油发电送来灯光显得有些暗淡，就像是挑逗人们的性欲似的，一会明亮，一会暗淡地作着怪。或在这种气氛之中，我们的谈话也慢慢地入了港。就在这时，熄灯的军号声，打破了我对于强J的这种幻想……”

如果没有抢劫，没有强J，驻扎在中国乡村的日本兵会更加无聊，更加苦闷。在冀中采访时，老人们说，当年日本人开口“米西”（吃），闭口“赛古”（性交），真是一群畜牲。

这些日本兵的心情，正如当时在日军第三师团当兵的河村太美雄所写的充满恐惧厌恶的语句：

噩梦般的互相残杀，

世间一切都是敌人；

有树林便有敌兵，

有土墙便有枪眼；

看见土丘就有埋伏，

穿过村落越过山谷；

只是走向死亡。

第八、日本兵的罪行

其实，当年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兵，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上面所说的意志消沉，厌战怕死，无聊苦闷。而还有一种，则是杀人成性，心理变态。

水野靖夫回忆说: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许多是由“已在当地生活达五六年之久的老兵干的。因为随着战争的拖长，这些老兵对何时能回日本的希望已经渺茫，他们的心已变得残酷无情，意志已颓靡不振，每当出发的时候，他们就以‘肚子痛’或‘腿痛’的理由，拒绝服从上级的命令。”

老兵挂在嘴边的话，老乡们也学会了：“依他依！依他依！（好痛！好痛！）”

不过，杀个人和杀只鸡毕竟还是不一样，日本人杀人杀多了，心里也是害怕，甚至疑神疑鬼，吓出病来。

第九、抗日女干部梁振英被俘，日军修建墓碑祭拜

新乐县妇救会干部梁振英，穷苦人家出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织布纺线，做衣做袜样样会。家里给她找了个连裤腰带都不会系的地主家傻儿子，她心一横跑回娘家，后来就参加了革命。因她个头很高，皮肤光洁，当地老乡都亲切地叫她“大个儿梁”。

1940年10月，年仅18岁的梁振英不幸被捕，鬼子一见是年轻美貌的姑娘，立刻兽性发作：“花姑娘的干活，花姑娘的干活……”乱吼乱叫起来，把梁振英连拖带拉弄回据点。

到了据点，梁振英被认出是抗日干部，日本人先来软的，再来硬的，放洋狗咬她，反被她一脚踢翻，日本兵想污辱她，她拼命反抗，撞掉一个鬼子两颗门牙。鬼子用杠子压、火钳烙、用打破口的酒瓶压在乳F上旋转、用刀子割，最后活活把她给折磨死了。

梁振英死后的一天深夜，在岗楼上站岗的日本兵忽然一声嚎叫，栽了下来，摔了个半死，其他日本兵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只听那摔得半死不活的日本兵惊恐未定地叫道：“女八路活了，一脚把我踢下来，看……她来了。”

据这个日本兵描述，复活的女八路身高丈余，披头散发，浑身是血，骨肠在外，怒目圆瞪。

不几天，又一个日本兵从岗楼上摔了下来，摔死了。又过了几天，一个日本兵去送信，挂在马镫上让惊马拖死了。

这一下，日本兵们都吓坏了，不要说打仗，连晚上睡觉都成了问题。

据点里的日军小队长吉子咸言急了，在据点外修了个丈余高三棱形木制墓碑，上面刻着“共产党梁女士之神位”几个字，日本兵持枪守灵，吉子小队长率队祭莫，还请来巫婆、神汉、道士，跳大神、做道场，闹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

在那些阴森恐怖的岗楼里，发生过多少罪恶和暴行？

第十、岗楼里的哭声

在冀中，日军岗楼不少就建在村边，一到夜晚，老乡们都会听见从岗楼传出的女人们的喊叫声。

“叫得很可怜，几乎是直着嗓子在叫。”多少年后，老人们仍边说边低下头,那是日本人带给中国人的耻辱啊!

冀中大平原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上千个炮楼。里头住着几十个甚至几个日本兵。白天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似乎十分威风。

到了晚上，日本兵站在炮楼顶上：望着黑乎乎的四周——那里住的都是中国人，一种孤立无授的恐怖油然而生。

每一个中国人：卖菜的农民，小商人，甚至伪军土兵，都是潜在的敌人，只要一不留神，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后面挨上一廉刀或一锄头。

远处传来的一声狗叫，都会让人神经紧张到极点。每时每刻都生存在异民族仇恨的目光之中，没法不感到紧张和恐怖，那些十六七岁的新兵，嗅着散发着血腥味的士地，望着公路旁被烧毁的还依稀可辨认出锅台和土坑的房子，向著日本的方向流着眼泪，在心中默默祝愿：啊，爸爸妈妈，我还活着，还活着，让我早日回家吧。

在日本本干，这些侵华日本兵的家里情况又怎样呢？

1944年1月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冀中人孙登科老人说，他看到日本上至50多岁下至十几岁的男性，都去当兵了，港口，车站等处的公务人员多为女性和老弱病残的男子。

在大阪郊区，有半数以上人家门上挂著类似我国烟荷包的小黑布包，少的一个，多的两三个，一问才知黑布包的多少表示家中死去的人数，是表达家人悼念之情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