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叶露：“情”“礼”之间：朱熹双重礼学观解析

摘 要：“礼者理也”“缘情制礼”，此二者是朱熹礼学的两个主要命题。“礼者理也”是强调其无形迹，因而礼等同于形上之理，实为一整体而不可改易;缘情制礼、随时裁损则基于古今人情有异，要求礼适时加以改易。如此两者产生逻辑冲突，矛盾难以弥合。朱熹以理一分殊的理论来化解这对矛盾，将礼区分为礼义与礼节两个层次，礼义即理，是不可改易的;礼节即天理之节文，是可以缘情、适时改易的。朱熹强调通过穷格工夫，自觉地践履礼仪，以此体认天理（礼义），从而使自己趋向于良善。 关键词：朱熹;礼即理;缘情制礼;随时裁损;理一分殊

“礼者理也”“缘情制礼”，此二者是朱熹礼学的两个主要命题。然而在朱熹礼学语境中，“理”（天理）恒居不变，“情”则随时变异。那么，礼等同理，礼应当也是永恒不变的，而缘情制礼又要求礼根据情的具体情况而加以改易，因此两者似乎存在着难以调和的逻辑矛盾。究竟如何解读朱熹这种礼制观？笔者做一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缘情制礼

朱熹继承了北宋前期道学家对“礼—理”关系的探讨与发阐，继承发扬了程颐“礼即是理”的基本命题，此“理”盖指天理。朱熹在答曾择之信中明确说过，“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①，“未有形迹之可言”显然是形而上的。

然而朱熹言制礼，有数项重要凭据，其一为“礼缘人情”。“礼缘人情”的观点至少在汉代就明确提出了，《史记·礼书》即称，“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②;《汉书·杨胡朱梅云传》亦说，“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③。朱熹的观点与此一脉相承，他在《答陆子寿》中声称：“先王制礼，本缘人情。吉凶之际，其变有渐。”④这种先王缘人情而制礼的观点，强调的是循顺、体恤人情于制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因此朱熹在提倡礼制改易时强调说，“必须参酌古今，别制为礼以行之”，否则“硬欲行古礼”，会与“后世情文不相称”。⑤当然，朱熹不是说前代与后世人情毫无相同之处，在他看来，两者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变化，如他说临丧之哀时说“古今人情不相远”⑥，然具体仪节的施行取舍却有趋文趋质、繁复简便之不同，如夏商质而周代文，秦汉初又复趋于质。在朱熹看来，古今人情有异，那么礼的仪节就需要改易，即是“圣人有作，古礼未必尽用。须别有个措置，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⑦，“理会大本大原”其实便是理会天理（理），至于“琐细制度”之类具体仪节则是可以改易的。

实际上，朱熹所说的缘情制礼之情，并非泛指所有之“情”，而是有所区分的。因为在朱熹看来，人之情与人之性两者相对，按他的说法是，“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⑧，性本理而来，故纯善，故性即理，具体言之，仁、义、礼、智都是也;情由气生，气有清浊偏正，故发之情亦有善恶当否之差⑨，乃至某些情产生人欲之恶。因此，朱熹特别强调用礼来规范人情，尤其是性经气禀之正者所发之允当的、善的部分，在他看来“圣人情性便是理”⑩。缘情制礼正是依据这种允当的、善的情，而非恶之情。不区分善恶之“情”来“缘”以制礼，并不符合朱熹的意愿。

缘情制礼，按照朱熹的说法是，“所谓参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隆杀之节”[B11]，也就是说，以“参度人情”来“斟酌古今之宜”，以“分别贵贱亲疏之等”来对仪节进行“隆杀”，这就是朱熹的缘情制礼。

随时裁损

朱熹制礼的第二个重要凭据是随时裁损。这一观点来源于《礼记·礼器》篇：“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方慤注曰：“天之运谓之时，人之伦谓之顺，形之辨谓之体，事之义谓之宜，物之平谓之称。”[B12]朱熹说：“‘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B13]又说：“‘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尔。”[B14]

“随时裁损”是朱熹改易礼制的重要观点。然而“随时裁损”并非“随意裁损”，它是有一定的规定性的，换句话说是有一定原因的。其一，从“情”而言——今世之人情趋于简便，因此欲行古礼，亦是“情文不相称”;其二，从“质”而言——古礼“繁缛”，今欲行之礼当务本实;其三，从“佚”而言——古礼散佚，难得其实。为了使自己“随时裁损”有坚实依据，朱熹举出“观孔子欲从先进，与宁俭宁戚之意，往往得时得位，亦必不尽循《周礼》”[B15]，如此为自己随时裁损找到了圣贤之依据。当然，宋代并非只有朱熹认为需要改易礼之仪节，其实理学前辈类似之语也不罕见，如《二程遗书》记载如下一段话：“或曰：‘正叔所定《婚仪》，复有婿往谢之礼，何谓也？曰：‘如此乃是与时称。今将一古鼎古敦用之，自是人情不称，兼亦与天地风气不宜。礼，时为大，须当损益。”[B16]显然，程颐也是以“礼，时为大”作为自己改易古礼的根据。

在朱熹看来，宋朝是“人情趋于简便”的时代，那么相关礼的仪节便需要改易了。朱熹亲自撰作《家礼》，实际便是随时裁损最佳例证了。他在《家礼序》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大抵谨名分、崇爱敬以为之本，至其施行之际，则又略浮文、务本实，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B17]

这段文字，先叙礼之本、文之别及各所为用，后述重其本实之大旨，尤其是引孔子之“从先进”更有深意。孔子原话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則吾从先进。”[B18]“从先进”表明了朱熹对于礼“随时裁损”的态度。朱熹编《论语精义》，遍录北宋道学诸家对孔子此语的阐释，此举所引二程之语来分析：

眀道曰：先进，犹言前辈也;后进，犹言后辈也。先进之于礼乐，有其诚意而质者也，故曰野人;后进之于礼乐，习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时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质，故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取其诚意之多也。

伊川曰：先于礼乐，野人也，谓其质朴;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谓其得宜。周末文弊，当世之人自谓得宜，而以古人为质朴，故孔子欲从古人。

二程重在阐述“野人”质朴，具有“诚”的特征，而“周末文弊，当世之人自谓得宜”，实际偏离了质朴。文质之辨其实便是理器之辨，二程自然倾向重理轻器，即重质轻文。因此二程强调孔子“从先进”是在于“患时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质”。换句话说，周末文弊，礼被“后进”所损坏，因此孔子据“时”而从“先进”以救之。朱熹对二程、张载观点是赞同的，从《语类》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兹仅举两例以证之：

观孔子欲从先进，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便是有意于损周之文，从古之朴矣。[B19]

或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圣人又欲从周之文，何也？”曰：“圣人之言，固非一端。盖圣人生于周之世。周之一代，礼文皆备，诚是整齐，圣人如何不从得！只是‘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谓自为邦则从先进耳。”[B20]

显然，相较于“郁郁乎文”的周礼，朱熹认为孔子“有意于损周之文，从古之朴”，因此反对“硬欲行古礼者”。也就是说，孔子以质代文、宁俭不奢，朱熹借以表达了自己对礼之裁损的见解，他所强调的是礼的“大本大原”处，以礼养心、以礼成性，笾豆繁文之琐细，自随人情时宜而增损可矣[B21]，具体而言，“事事物物上各有个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应之，合道理顺人情处便是”[B22]。实际上，朱熹借孔子“从先进”一语，力图恢复古礼之质、古礼之本原，即强调“礼即理”。

“礼即理也”命题渊源

尽管朱熹认为需要“缘情制礼”“随时裁损”，但他坚持“礼即理”的观点，在整体上、本原上，他把“礼”与“理”画上了等号。问题在于，礼如果等同于理，那么理是不可变异的，礼自然也不可变异，那么礼、理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礼可以变异，那么如何与不变之理（天理）融洽一体？

为了更清楚揭示朱熹“礼即理”观点的来源，我们且对“礼—理”关系理论建立过程作一简单梳理。

“礼”“理”并提最早见于《礼记·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也”[B23]，《乐记》也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B24]。此时的“理”主要指“成物之文”[B25]，即事物之理，乃“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一种必然规律”[B26]。然而我们所讨论的“礼即理”命题中的“理”是指宋代理学家们所提的“理”（天理），因此只能从宋代谈起。

宋承五代之乱，为重建现实秩序、对抗佛老对人们思想的侵扰，促进社会礼制的重建，因而从理论的高度（即天理论）重新阐释定义“礼”，这是理学家最为关注的论题。宋代理学奠基者周敦颐提出：

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B27]

此处“理”与“和”对文，作“条理、理顺”解，阴阳条理而后和顺。年庚仅晚茂叔三载的张载将“礼”认同为天之德性秩序：

礼即天地之德也……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变……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B28]

不必“著见于外”的礼是为礼意，其体现的是天下之至道，故云“除了禮天下更无道矣”。而“天叙天秩”不变，因此“礼亦有不须变者”，此不须变之礼正是礼之核心本源处，是散于万物的“万殊”之礼的总纲。它是自然而有的，人之践礼只是顺此“天之自然”，而非人之主观能动所为。横渠虽已将“礼”看待为天地之德与天之秩序，但真正为“礼”寻求到理论之终极依据、明确将“礼”与“天理”进行紧密关联的是二程：

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B29]

这段论述有意将“天理”与“人欲”作以截然对立，即将人欲之发为善的方面亦排除在天理之外，天理是人欲之外完全合乎“礼”之秩序规范以经天纬地理国、操存持养道德性命的内容。在二程看来，“天理”（理）是极其重要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B30]，显然，北宋理学家对“礼—理”的探讨与理论构筑至二程而极致。因此，程明道不无得意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B31]

朱熹完全秉承二程“礼即理”的观点，他说：

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B32]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B33]

朱熹“礼即理也”之语，直接继承了二程的观点，即强调礼之本（天理）;所谓礼是“天理之节文”[B34]，则是强调礼的具体仪节体现出“天理”之本质。显然，朱熹“礼即理”的命题，无非是来源于北宋诸位理学前辈的思想，无论是周敦颐“礼，理也”，张载“礼即天地之德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二程“礼即是理也”，无一不是朱熹礼学思想的来源。朱熹强调指出：

“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五庸哉！”这个典礼，自是天理之当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圣人之心与天合一，故行出这礼，无一不与天合。其间曲折厚薄浅深，莫不恰好。这都不是圣人白撰出，都是天理决定合着如此。后之人此心未得似圣人之心，只得将圣人已行底，圣人所传于后世底，依这样子做。做得合时，便是合天理之自然。[B35]

天理添欠不得，圣人之心体天理而作礼，“曲折厚薄浅深”均“莫不恰好”，后人只当依此圣人所传之礼行事为当，方可符合“天理之自然”，这是朱熹所述之语之关键。

理一分殊：内在逻辑矛盾的化解

在明了朱熹缘情、随时裁损的制礼理论后，对照其“礼即理”的命题，显然可见两者在逻辑上产生冲突：既然“礼”等同“理”，那么它便是无形迹、形而上的，自然无须也不可能以“人力”来改变，而可以缘情、随时裁损之“礼”则又强调了“人力”的作用，这种“礼”自然是有形迹、形而下的，于是两者便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如何化解？我们先列一段晦翁之语：

孔子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已是厌周之文了。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此意皆可见。使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礼，必裁酌从今之宜而为之也。[B36]

可见，朱熹是清楚礼（理）与情之间的矛盾的，因为孔子“从先进”“使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礼”和圣人“厌周之文”，清楚了礼是可变的，需要“裁酌从今之宜”。因此，他说礼须是个“活物事”：

数日见公说丧礼太繁絮，礼不如此看，说得人都心闷。须讨个活物事弄，如弄活蛇相似，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条死蛇，不济事。某尝说，古者之礼，今只是存他一个大概，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义，要之必不可尽行……以某观之，礼文之意太备，则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当防虑久远，“毋使土亲肤”而已，其他礼文皆可略也。[B37]

数日说丧礼，朱熹就觉得“人都心闷”，辨得有些不耐烦，充分说明情、礼之间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此朱熹强调说，“所以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B38]，“今复礼，便是天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B39]。其实，朱熹所谓据“理”可以“画出”“礼”，这一“礼”与“理”不在同一层次，它是有形迹的形而下的物事;而强调“复礼”的“礼”是“天理”，这一“礼”与“理”同在一个层次上面，是无形迹、形而上的物事，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冯友兰曾论朱熹哲学说，“吾人如欲盖一房子，则必须依建筑学上之原理，而此房子方能盖成”[B40]，换句话说，“建筑学之原理”是无法画出的，能画出的当是依据“建筑学之原理”建造的房屋，两者是性质不同之事，不可混为一谈。显然，朱熹“礼即理也”的命题与可以缘情、随时裁损之礼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不能在同一逻辑层面上求其周全。

那么，这两个层次的“礼”是如何得以沟通的呢？实际上，朱熹在继承北宋二程构建的“理—礼”理论时，又引入了“理一分殊”的理论，强调“理”体“礼”用，即“理”（礼义）是“体”，而后一“礼”便是礼之具体仪节（礼仪），它遵循“天理”之规范，并在日常行用中得以落实。

“何以窒欲？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否？”曰：“然。”又问：“思与敬如何？”曰：“人于敬上未有用力处，且自思入，庶几有个巴揽处。‘思之一字，于学者最有力。”[B41]

显然，学生问窒欲“当思礼义以胜之”，朱熹是同意的，也就是说，以“礼义”来判别人之“欲”之善恶，这一礼义自然是指天理（理）了，也就是要以理窒欲。

在朱熹看来，“人心固有礼义之实矣，然非有圣人全体此心以当君师之寄，因其有是实者而品节之，则礼义之文亦何自而能立？”[B42]所谓礼义之实，便是天理，而礼义之文，实际便是具体仪节，即“天理之节文”，遵循之，则体现天理之良善，反之，如果无礼义，“则触情而行，从欲而动，乃其当然，无所不可”[B43]，那么只会坠落到人欲之中而难以自拔。朱熹将礼之仪节提高到“天理”（理、礼义）高度来强调人人必须遵循之，礼的实践性得到了进一步突出，天理（理、礼义）之充盈宇宙之间获得了有力的支撑并得以落实。由此，“礼”由对“理”的心性体认与持守工夫进一步转变为心性修养与行为实践工夫，礼义（天理）与礼节（天理之节文）两者统合起来了。这种践履工夫，英国学者罗伯特称为礼之“习得（acquisition）和實践”的特征，“通过在现代术语中被称为文化调节（cultural conditioning）的过程”以“实现美德的习得”，使“礼”“内化成为人的性格”[B44]，从而恢复为未受气质之偏的纯然天性。

正基于这种“理一分殊”的理论，朱熹强调所改者乃礼之具体仪节（礼仪），它必须依据天理（理、礼义）来加以改易，仅是“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故称为“天理之节文”[B45]。

显然，在理一分殊之下，改易者乃是礼之具体仪节，尽管具体仪节必须体现出天理，但并非“无形无影”之礼义（天理）。如此，情礼之间矛盾趋于消解而合为一体，缘情制礼、随时裁损都不会影响到礼义（天理）之内涵，反而体现出天理永恒。

值得强调的是，朱熹主张的穷格工夫，实际上是要求践履这种“天理之节文”，通过它循礼窒欲、体认存养天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B46]，最终把握住无处不在的“天理”。基于此，朱熹特别强调“知本”，即在对每一个礼的礼义内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践行，他说：“知得事亲不可不孝，事长不可不弟，是为义之本;知事亲事长之节文，为礼之本;知事亲事长，为智之本。”[B47]自然，事亲事孝都通过具体的仪节表现出来，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懂得之所以事亲事孝之“理”，即理解其中蕴含着的“天理”，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践履礼，从而使自己保持良善而遵循天理的规范。

注释

①[B32]〔宋〕朱熹：《答曾择之（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〇，《朱子全书》第二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93页。后文所引《朱子全书》均据此版本，仅注册数和页码。

②〔汉〕司马迁：《史记》卷二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7页。

③〔汉〕班固：《汉书》卷六七，中华书局，1962年，第2908页。

④《书·答陆子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六，《朱子全书》第二一册，第1558页。

⑤[B15]〔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三，中华书局，1986年，第561页。其中注释5“参酌古今”中华书局本原作“参酌古人”，据明代陈炜成化刻本改;又注释15“往往得时得位，亦必不尽循《周礼》”，中华书局本原作“往往得时位，必不尽循《周礼》”，亦据成化刻本改。但后文所引《朱子语类》仍据中华书局版本，仅注卷数和页码。

⑥《書·答许顺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朱子全书》第二二册，第1738页。

⑦[B13][B14][B19][B35]《朱子语类》卷八四，第2179、2185、2178、2185、2184页。

⑧《朱子语类》卷五，第89页。

⑨参见蒋建华：《朱熹理、性、情、欲的逻辑联系及理欲之辩的理论实质》，《学术界》1988年第3期。

⑩《朱子语类》卷三四，第872页。

[B11]《杂著·君臣服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子全书》第二三册，第3351页。

[B12]孙希旦：《礼记集解·礼器》，中华书局，1989年，第627页。后文所引《礼记》均据此版本，仅注页码。

[B16][B29]〔宋〕程颢、程颐：《入关语录》，《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46、144页。后文所引《二程集》均据此版本，仅注卷数和页码。

[B17]《家礼序》，《朱子全书》第七册，第873页。

[B18]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经典藏书》，中华书局，2006年，第152页。

[B20][B36][B37]《朱子语类》卷八九，第2285、2285、2284—2285页。

[B21]“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曾子临死丁宁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上许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会许多，正是笾豆之事。曾子临死，教人不要去理会这个。”《朱子语类》卷八四，第2179页。

[B22]《朱子语类》卷六三，第1528页。

[B23]《礼记集解·仲尼燕居》，第1272页。

[B24]《礼记集解·乐记》，第1009页。

[B25]《韩非子·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陈秉才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07年，第106页。

[B26]王云云：《朱熹礼学思想渊源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9页。

[B27]〔宋〕周敦颐：《周敦颐集·礼乐》，中华书局，1990年，第25页。

[B28]〔宋〕张载：《经学理窟·礼乐》，《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64页。

[B30]《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第31页。

[B31]《传闻杂记》，《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二程集》，第424页。

[B33]《答曾择之（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〇，《朱子全书》第二三册，第2894页。

[B34]此语最初出于《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集解》，第1281页。

[B38][B39][B45]《朱子语类》卷四二，第1079页。

[B4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一三章《朱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页。

[B41]《朱子语类》卷九七，第2491页。

[B42][B43]《古史余论·本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二，《朱子全书》第二四册，第3501、3500页。

[B44][英]罗伯特·恰德（Robert Chard）：《朱子学派礼学中的祭礼——对美德伦理学的启迪》，王鸷嘉译，叶纯芳、乔秀岩：《朱熹礼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第7页。

[B4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B47]《朱子语类》卷二〇，第461页。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2021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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