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凯：陈大斌先生的“忧乐农缘”

认识陈大斌先生是在1982年秋，我刚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在中央农村工作会上。我负责会议签到发证，会前闲谈几句，知他是我的学长，早我20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最近几年，我常去拜会请教，内心既充满对改革志士的敬重，也蕴含着一种特别的亲切。

大斌先生说，他此生与“农”有不解之缘。他生长在淮北农村，是农村大跃进、公社化的重灾区，那场曾经饿殍遍野的大饥荒是他的亲历，罹难者中有他的亲人；那里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包产到户发祥地，成为后来农村改革的历史基础。这些刻骨铭心的生活经验，深刻地塑造了他的思想情感。进入新华社后，他曾经在山西昔阳县大寨村驻点一年，在河南辉县驻点两年，对农村政策得失，特别是极“左”政策之恶，有切身体察和深刻思考。从1977年到1982年，大斌先生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这五年，正是农村改革从发端到突破的关键时期，他主持新华社的农村报道，身处不同政策主张的斗争漩涡。在媒体界，他属于农村改革参与者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农村改革的叙事有特殊的角度和深度。退休后，他致力于农村改革研究与写作，著述颇丰。

农村改革正进入历史研究，迄今为止的改革史叙事，多出自当年中央主管部门。通常，叙述者会从国家农委、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说起，但这并非从头道来。国家农委成立于1979年春天，而农村改革在此前两年即艰难破土，首推安徽和四川。不仅如此，改革发生之初，国家农委、农林部等中央机关并非倡导、支持者，而是抵触、指责者。最早支持安徽、四川等地方改革的高层力量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当然，这两个媒体的表现也不能一概而论。在这两个媒体内部，有的唯“奉命行事”，有的是“自行其是”。那些有良知、有思想、有担当的媒体人，由喉舌变为大脑，由观潮人变为弄潮儿，倡导支持改革，成为重要的改革力量。对这些外界不甚知晓的情况，这篇文章做了比较系统而集中的展示，读者可以从这个新侧面领略农村改革的风雨历程。

大斌先生对农村改革的贡献，不在于他写了多少篇报道，而在于他对于当时农村报道的组织引导。他自己写的报道不是很多，但他在动员组织记者队伍、策划报道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前不久，我翻看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的工作笔记，看到了1978年8月陈大斌主持召开新华社农村记者工作会议的讲话记录：“社会主义搞了28年，还有这么多农民处于饥饿状态，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农村没有表现出来！光是讲社会主义教育是不行的，必须和物质利益结合起来，没有多劳多得、增产增收是不行的！“革命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生产上不去，粮食上不去，是不行的，直接涉及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大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要研究，要关心，绝不能无动于衷；我们要到社会现实中去，大声疾呼，改变这种状况！”这些讲话成为新华社内部农村报道的改革号角。

1981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连续主持农业部党组扩大会和国家农委党组扩大会，严厉批评农口机关“思想僵化”，要求农口干部下乡调查，以端正思想作风，与此同时，万里赞扬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在现有改革史研究中，对媒体作用缺乏应有的专门关注，媒体作为独立力量在改革中的作用被严重忽略。通常，媒体被作为喉舌、工具来看待，但改革年代情况殊异。大致而言，从1977年夏季十届三中全会开始，高层对农村发展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政策主张，这种冲突外人难以知晓，但中央媒体却置身其中，洞若观火，因为不同主张的电话、讲话、批示等信息都汇集于此。客观上，这种情况给媒体提供了选择性和自主性，或者说媒体人由此获得政策导向的自由空间。这种自由空间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空间，使媒体一定程度上得以自主表达政策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不再是单纯的政策传声筒，而是相对独立的政治表达，在“宣传”中展示出政治主体性，成为强有力的改革推手。这是80年代农村改革的重要特点，也是80年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特点。这是改革史研究应该特别重视的视角。

当年支持农村改革的媒体人物，人民日报社有胡绩伟、李克林，新华社有穆青、陈大斌等，还有若干在采编一线的记者编辑。当时，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在地方上的机构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人民日报的地方报道依托新华社各地分社。新华社从总社到分社，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近300人，由国内部农村组协调统领。陈大斌作为农村组组长，直接负责组织新华社农村报道，同时作为国内部副主任，有农村报道稿件的签发权。农村方面那些响彻全国、被中央地方报纸广泛刊登的新华社电讯稿，许多都是由陈大斌组织采写并签发的。对下可以协调领导各地农村记者，对上可以直接签发稿件，这就是陈大斌在全国农村报道系统的中枢位置。在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没有自媒体，也没有市场化媒体，中央媒体社会影响力之巨大，非今天所能想象。

2003年10月，新华社原社长穆青去世，从全国人大委员长位置退休后很少参加公开活动、已经87岁的万里，不顾家人和工作人员劝阻，坚持亲自前往吊唁。他说，在农村改革困难时期，穆青和新华社支持了他，穆青去世了，他一定要去表达敬意。新华社对安徽改革的支持，不仅有系列的肯定性报道，而且包括根据万里要求调整安徽分社人员。

大斌先生主持新华社农村报道五年，这里选取第一年，即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新华社农村组的几件事，展示其在改革最初关头的见识与担当。

“调整报道方向，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距离”。1977年11月，高层专门召开会议，部署了普及大寨县进度要求，“农业学大寨”运动达到高峰。陈大斌参加了这次会议，及时向新华社领导穆青汇报，提出农村报道不能继续宣传“农业学大寨”，应当从实际出发，宣传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宣传报道必须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距离”。新华社领导当即决定，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宣传要降温。陈大斌受命主持召开新华社全国农村记者会议。会议没有按传统做法传达中央精神，让分社根据总社要求报题目，而是组织记者围绕农村严峻形势，集中揭露极“左”政策造成的严重“外伤”及“内伤”，深入讨论报道方针重大调整。从此之后，新华社农村报道基调大变，学大寨宣传被冷落，政策新突破成为重点主题，安徽、四川等地经验受到特别重视。这种变化显著影响了全国新闻界和社会舆论。晚年万里在总结领导安徽农村改革历程时反复强调，农村改革是从停止“农业学大寨”开始的。

“对宣传‘过渡’的稿子一概不发”。当时，农村政策的最敏感问题是，基本核算单位是否从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1975年8月，副总理陈永贵向毛泽东建议：“农业要大干快上，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9月，高层根据毛泽东指示专门讨论，副总理纪登奎、华国锋和部分省委书记认为条件不成熟。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指导思想要有意识的向这个方向引导，向这个方向前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以后还要逐步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真正实现一大二公。”1977年12月，中央批转普及大寨县座谈会纪要：“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方向，是大势所趋。”“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虽然高层有此要求，但各地并未积极响应，安徽、四川等地不仅不把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而且还把核算单位搞小，搞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陈大斌深知，基本核算单位 “过渡”严重伤害农民积极性，破坏农村经济，包产到户才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他在记者会上说：“这几年一说革命，就搞小队过渡到大队，就取缔农民家庭副业、关闭集市、没收自留地。1958年如果把自留地留下，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人！”面对高层领导要求，陈大斌在报道上的应对办法是：对“宣传过渡的稿子一概不发”。

宣传“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既然基本核算单位要从生产队向大队过渡，政策上就不可能尊重生产队，当时安徽、四川等地的做法则相反，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最早的典型经验产生在安徽滁县地区定远县，新华社、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共同完成了报道《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1978年2月15日新华社播发，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地位刊出，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热情赞扬，引发从中央到地方报刊报道连续不断。副总理陈永贵看了很不高兴，打电话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批评说：“农民这些年是靠我们推着拉着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叫他自主，他会自主到哪里去？” 面对来自农业主管方面的批评， 陈大斌不为所动。

宣传“定额计酬”。在分配方面，大寨经验的核心是搞政治挂帅，推行“大寨工分”，集中表现为反对劳动定额计酬，更反对联系产量计酬。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则重点宣传报道安徽、四川等地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宣传放宽政策，允许农民养鸡养猪，搞家庭副业。副总理陈永贵要求，宣传定额不要和计酬联系，指责发展家庭副业，说“靠老太太养鸡养猪搞社会主义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国家农林部有关负责人批评新华社的报道否定大好形势，甚至是砍大寨红旗，当面告诫陈大斌“你们要适可而止”。针对这些来自上层的不满批评，陈大斌在农村记者会上说：“给8亿农民谋福利，怎么成了小惠？为农民谋福利是对的，是应该的，如果离开8亿农民，讲什么都是言不及义！四川超产部分三七开奖励，是政治思想工作和物质刺激相结合，把农民自己就调动起来有什么不好？农民一年挣了80元钱就是资本主义，还要批判，这个问题要很好地研究。” 他组织记者围绕现实问题展开讨论，坚定站在农民立场，力挺地方上的政策突破。

大斌先生年届85岁，仍笔耕不辍，前些年新完成一部回忆录，书名为“忧乐农缘”。他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本专著。这本书既是生动的个人自述，也是独具特色的改革史专著，不仅有生动而厚重的改革叙事，也有深刻犀利的政策反思，洋溢着为农民立命的拳拳之心。这本书开篇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深深打动了我。读大斌先生的著述，既探究改革，也领悟处世。大斌先生作为媒体业者，在农村改革风雨中的作为担当令人深思：知识人在社会变局中怎样心系民生、以文济世。

2022年3月于北京

（陈大斌，1938年生，安徽淮北人，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1969年任新华社国内部记者，1977—1982年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主持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的农村报道组织工作，参与了农村改革全过程的报道。1982—1998年任新华社《瞭望》周刊总编辑。主要著作有《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左”倾错误的发生发展》《大寨神话—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和衰落》《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国农村改革纪事》等。）

（本文刊于《中国农政》第一辑，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

丛书主编：赵树凯

丛书名：中国农政•第一辑

出版社：研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ISBN: 978–7–5199–1270–30

《中国农政》简介：

《中国农政》是连续出版物（以书代刊），由山东大学政府决策研究中心主办，赵树凯主编，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出版。

《中国农政》以三农的政治（政策）研究为基本领域，聚焦 20 世纪中国农村政策史研究，主要发表原始史料文献和原创研究成果。立足“三农”政治研究的前沿，是本丛书定位；史料性强、历史感厚重，是本丛书特色。

《中国农政》第一辑于2022年11月出版。本辑收入三篇文章。第一篇《农村改革何时拉开序幕》，作者崔传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办公室秘书和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调研室主任，参与了安徽农村改革调研决策全过程，本文探讨了安徽省农村改革起于何时；第二篇《见证农村改革风雨历程》，作者陈大斌，曾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主持了1977年至1982年新华社农村报道组织工作，本文记叙了新华社等媒体如何参与推动农村改革的艰难起步；第三篇《我在中央农村工作机关50年》，作者赵明，建国初起先后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农办和农业部工作，曾任“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编辑部主任，本文记叙了作者参加土地改革以来的工作经历。

山东大学政府决策研究中心以推动政府决策研究为学术使命，致力于农村改革史和政策史研究。中心在主办《中国农政》同时，将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农村改革史人物》丛书、《中国农村改革史料选编》丛书。丛书目标是，系统呈现农村改革的政治进程，深刻揭示农村改革的历史逻辑。在此基础上，研究工作将进一步扩展历史视野，选编“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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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农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