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部《左传》，不知激起了多少少年的历史兴趣，刘知几正是其中之一。
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刘知几，小时候学《古文尚书》，苦于文辞艰涩，读不下去，就算老师再怎么批评、责打，也不打算继续学了。一次偶然机会，他听到父亲给几个哥哥讲解《左传》，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把《尚书》丢弃一旁，感叹道：“如果书都像《左传》这么好看，我是不会倦怠的。”
接下来，用了一年时间，刘知几把《左传》学完了，这时他虚岁12。然后，接着自学了《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完正史，又读皇家实录等史料。而这些都是他备战科举考试的余暇所为。20岁，刘知几中了进士，到河南省获嘉县当主簿，这才集中精力在史学上用功。
在县里，刘知几一待就是19年，工作之外，读史、议史两不误。遍览群史的过程也是他独立思考诸史体例、撰法、得失的过程，形成了自己的史学观点。后来，他做史官，参与修撰《唐书》和《则天实录》。在这个过程中，刘知几因自己的史学见解不容于世俗，得不到贯彻，没有发挥空间，于是写下《史通》一书以明心见志。
《史通》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共20卷，是史论、史评之作，阐述史书源流、体例、编撰方法、史家修养、诸书得失等，既是刘知几一生思考的结晶，也是前人修史经验的总结。
当代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中称：“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写出了《史通》一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发展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史通》一书有着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史书而无史学。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称：“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郑樵是宋代人，章学诚是清朝人，都在刘知几之后。
翻看此书，怀疑、批判、求实、开创的精神扑面而来，与当时学界因袭、集成的主流风气，大相径庭。其中最耀眼的地方莫过于以史学眼光看待经学著作。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被抬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影响了对它们进行实事求是地整理和研究。刘知几逆潮流而上，把经书当作史书来看待。
比如，对于《尚书》，《史通》中说道：“《尚书》原本记载的都是君主向臣下发话的言辞，是记言之史。”
对于《春秋》，刘知几认为是记事之史，不像穿凿之词所说是什么感时追论的获麟之作。产生那种附会，是闭门冥想、孤陋寡闻的缘故。
对于《左传》，主流观点认为是经部书籍，刘知几看破又说破，说你们都是掩耳盗铃吗？这明明是史书嘛。
《易》《诗》《礼》等经书，在《史通》中，也统统归为广义的“史籍”。上面这些论断，冲破了儒家经书的神圣观念，开“六经皆史”论之先河。
刘知几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选择引用资料要考核真伪。这样的史学观点，体现在《史通》中，就是高举辨伪大旗，对史书中的伪事、伪说大加挞伐。即便是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大家，刘知几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
《史通·杂说下》中提到，战国之后，文人写文章，喜欢假立主客问答。屈原的《离骚》里，说在江边遇见一位渔夫，然后屈原和他进行问答对话。这是文学笔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但司马迁竟然采用在《史记》中，当作传记史料来用，这不是贻误后学吗？
前四史之后的正史，价值大减，其中一种重要因素就是失真、失实，充斥假模假样的文字。对此，《史通·杂说中》以《周书》为例，进行批判：“这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唐代之前一段时期，修史的风格大多如此。刘知几认为，史官对文字进行润饰是可以的，但太追求文辞的典雅，就是弊端了。
可能是少年时学《尚书》的经历，让刘知几认为史书的价值是让后人能知往鉴今，所用语言应与时俱进，容易理解是最重要的，一味模仿古代典籍的体裁和语言，只会让当代读者难以理解，与史书的本质是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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