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因邻里纠纷行凶致7死2伤后跳河自杀，同村村民曝光更多细节

昨天，陕西省商洛市公安局发布的一则警情通报冲上各平台热搜。

通报称，前天下午，商洛市夜村镇夜村社区的56岁男子王某良，因邻里纠纷持械行凶，致7人死亡2人受伤。作案后，王某良跳河自杀。

大皖新闻补充报道，当地一位村民称，9名受害人并非一家人，他们大多为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位村民表示，王某良已婚且有孩子，平时与村民交流并无异常。据其了解，案发前一天王某良曾与其中一位受害者发生过矛盾，警方曾到场处理。

■犯罪人死亡，如何追责？

若犯罪人活着，后面的流程是：抓捕、侦办、审查、起诉、判刑、赔偿、执行刑罚。就本案的而言，不出意外的话是死立执。

那么，如今犯罪嫌疑人畏罪自杀身亡，该如何追责呢？

我国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王某良死亡，法律主体地位灭失，其刑事责任能力也无从谈起。待警方侦查终结后，若无其他相关责任人，这一案件便尘埃落定。

民事责任方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对王某良的法定继承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在王某良的遗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在司法实践中，极端恶性犯罪的犯罪人往往连自身生活都难以负担，并无可供继承的遗产，民事赔偿多沦为纸面权利。

这么说，家庭遭受重创的被害人难道得不到任何补偿吗？

也不是。国家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可以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给予一定的补偿。

这里有两个必要前提：1.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近亲属；2.生活面临急迫困难。

司法救助的补偿标准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定，一般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6倍。具体赔偿金额由检察院或法院根据申请人的实际困难和家庭情况决定。

事发地商洛市2020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该市当年给予43人共计40.6万元的司法救助金，其中扶贫领域救助案件的6人获得17.5万元。平均算下来，一般受害人人均获得6200余元，经济贫困的受害人人均获得2万9千余元。

■王某良为何连杀7人？

这一案件的案由和死亡人数，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多年前的另一起案件。2022年，北京某地居民李峰因邻居的一句话持械行凶，在半小时内连杀9人。

2002年初，李峰想扩大储物空间，拓宽自家后院。可邻居刘某的后院拓宽在先，与自家后院面积存在冲突。李峰与刘某协商，希望其拆除部分后院让给自己，刘某拒绝。

李峰气急，以非法搭建的名义向有关部门投诉刘家拓宽后院一事。有关部门查明后，下令拆除刘家后院，两家就此结仇。

自两家产生纠纷后，李峰父亲日渐病重，并于数月后去世。迷信的李峰认为父亲的死是刘家人搞鬼，屡次来到刘家讨要说法，刘家人置之不理。于是，李峰找来一些宗教符咒，每天夜里神神叨叨“念咒语”诅咒刘家人。此举引起了其他邻居的不满，认为其行为怪异扰民。愤怒的李峰将这些谴责他的邻居也列入了日后的“死亡名单”。

一段时间后，李峰叫来装修队动工搭建后院，并威胁刘家人不得告发。岂料，在施工过程中，不小心推倒了刘家的院墙，刘家以为是其故意为之，矛盾激化升级。

在一次争执中，刘某口出恶言：“你爸死得活该，有你这么个儿子，你爸就该死。”

这句话成为引燃炸弹的那颗火星。李峰闻听此，怒不可遏，进厨房猛灌几口酒便抄起菜刀和西瓜刀冲向刘某，连砍七八刀后，刘某倒在血泊中。刘某的母亲见状，拿起拐杖去打李峰，也被砍倒在地。

李峰已然杀红了眼，又来到此前与其结仇的邻居张某家，对着其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来串门的客人一顿乱砍。除一个儿子重伤外，张家的另外3人全部死亡。最后，李峰又来到刘某家，将刘某的老婆、女儿、外孙女、孙女一共4人全部砍杀。

2002年10月，李峰因故意杀人罪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这一惨案同样因邻里纠纷而起，在矛盾激化的瞬间，犯罪人失去理智、激情杀人，造成多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通过类案检索可以发现，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湖北省某地检察官曾撰文归纳，认为此类案件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1. 犯罪人多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
2. 犯罪诱因简单，多为邻里琐事，如宅基地纠纷、农具纠纷、通道采光纠纷等。作案手段也比较单一，多为持刀追砍或持砖头石块打砸。
3. 矛盾迅速激化，激情犯罪较多。在矛盾积累一段时间后，当事人心怀怨气，往往在某个瞬间一时气急冲动，在无预谋、无准备的情况下，三五分钟内就将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化为严重刑事犯罪。
4. 社会危害性大，矛盾难以化解。因邻里纠纷而起的故意伤害案在事发前往往经历了一个矛盾日益叠加的过程，双方均有过错，难以简单地分辨是非，且受害人往往为过错较大的一方。一旦矛盾升级，容易引起家族间的械斗，波及几代人和众多亲属，对抗性强，积怨深重，矛盾很难化解。

有媒体采访到，在事发前一天，王某良与某被害人就曾发生矛盾，警方还曾到场处理。这说明在事发前，双方矛盾就已经恶化到了村委难以调和的地步。可惜，国家暴力机关的处理也未能奏效。

某位事发地的网友晒出多张在当地流传的聊天记录，他认为王某良可能是和邻居因为树的原因产生了口角甚至械斗。

许多网友对此案表达了看法，不少网友并未将其视为穷凶恶极之人，反而猜测是被逼无奈之举。

在调查结论公布前，网友们的猜测自然不足为信。但若将其理解为一种“借事抒情”，我们或许能理解一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正如一些网友所说，“村委会如果不及时解决，和稀泥，把人逼到极致，最容易出现这种事情。”

在农村邻里纠纷引发的恶性案件中，一些人之所以会采取极端行为，往往是因为社会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失灵的。

一些地方的村委和警察在处理纠纷时过分依赖“调解”，但调解的本质乃是冲突双方各退一步。若是一方权利明显受损，在纠纷中处于弱势地位，再退一步岂非加剧了不公平？

“和稀泥”式的调解只能遮掩矛盾，而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正确的做法是依据法律规定，公平地划分双方权利义务，不盲目迁就势强一方，使势弱一方受屈。若是民间调解无法解决矛盾，则需及时转入法律轨道，依靠诉讼、行政处罚等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手段来定分止争。

只有合法的纠纷解决通道充足且畅通，才能从最大程度地根绝犯罪人采取非法手段“维权”。主标题：男子因邻里纠纷行凶致7死2伤后跳河自杀，同村村民曝光更多细节

今晨，陕西省商洛市公安局发布的一则警情通报冲上各平台热搜。

通报称，昨天下午，商洛市夜村镇夜村社区的56岁男子王某良，因邻里纠纷持械行凶，致7人死亡2人受伤。作案后，王某良跳河自杀。

大皖新闻补充报道，当地一位村民称，9名受害人并非一家人，他们大多为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位村民表示，王某良已婚且有孩子，平时与村民交流并无异常。据其了解，案发前一天王某良曾与其中一位受害者发生过矛盾，警方曾到场处理。

■犯罪人死亡，如何追责？

若犯罪人活着，后面的流程是：抓捕、侦办、审查、起诉、判刑、赔偿、执行刑罚。就本案的而言，不出意外的话是死立执。

那么，如今犯罪嫌疑人畏罪自杀身亡，该如何追责呢？

我国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王某良死亡，法律主体地位灭失，其刑事责任能力也无从谈起。待警方侦查终结后，若无其他相关责任人，这一案件便尘埃落定。

民事责任方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对王某良的法定继承人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在王某良的遗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在司法实践中，极端恶性犯罪的犯罪人往往连自身生活都难以负担，并无可供继承的遗产，民事赔偿多沦为纸面权利。

这么说，家庭遭受重创的被害人难道得不到任何补偿吗？

也不是。国家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收到犯罪侵害而死亡，因加害人死亡或者没有赔偿能力，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陷入生活困难的”，可以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给予一定的补偿。

这里有两个必要前提：1.依靠被害人收入为主要来源的近亲属；2.生活面临急迫困难。

司法救助的补偿标准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定，一般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6倍。具体赔偿金额由检察院或法院根据申请人的实际困难和家庭情况决定。

事发地商洛市2020年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该市当年给予43人共计40.6万元的司法救助金，其中扶贫领域救助案件的6人获得17.5万。平均算下来，一般受害人人均获得6200余元，经济贫困的受害人人均获得2万9千余元。

■王某良为何连杀7人？

这一案件的案由和死亡人数，让人不由得联想起多年前的另一起案件。2022年，北京某地居民李峰因邻居的一句话持械行凶，在半小时内连杀9人。

2002年初，李峰想扩大储物空间，拓宽自家后院。可邻居刘某的后院拓宽在先，与自家后院面积存在冲突。李峰与刘某协商，希望其拆除部分后院让给自己，刘某拒绝。

李峰气急，以非法搭建的名义向有关部门投诉刘家拓宽后院一事。有关部门查明后，下令拆除刘家后院，两家就此结仇。

自两家产生纠纷后，李峰父亲日渐病重，并于数月后去世。迷信的李峰认为父亲的死是刘家人搞鬼，屡次来到刘家讨要说法，刘家人置之不理。于是，李峰找来一些宗教符咒，每天夜里神神叨叨“念咒语”诅咒刘家人。此举引起了其他邻居的不满，认为其行为怪异扰民。愤怒的李峰将这些谴责他的邻居也列入了日后的“死亡名单”。

一段时间后，李峰叫来装修队动工搭建后院，并威胁刘家人不得告发。岂料，在施工过程中，不小心推倒了刘家的院墙，刘家以为是其故意为之，矛盾激化升级。

在一次争执中，刘某口出恶言：“你爸死得活该，有你这么个儿子，你爸就该死。”

这句话成为引燃炸弹的那颗火星。李峰闻听此，言怒不可遏，进厨房猛灌几口酒便抄起菜刀和西瓜刀冲向刘某，连砍七八刀后，刘某倒在血泊中。刘某的母亲见状，拿起拐杖去打李峰，也被砍倒在地。

李峰已然杀红了眼，又来到此前与其结仇的邻居张某家，对着其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来串门的客人一顿乱砍。除一个儿子重伤外，张家的另外3人全部死亡。最后，李峰又来到刘某家，将刘某的老婆、女儿、外孙女、孙女一共4人全部砍杀。

2002年10月，李峰因故意杀人罪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这一惨案同样因邻里纠纷而起，在矛盾激化的瞬间，犯罪人失去理智、激情杀人，造成多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通过类案检索可以发现，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湖北省某地检察官曾撰文归纳，认为此类案件具有如共同下特点：

1， 犯罪人多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

2， 犯罪诱因简单，多为邻里琐事，如宅基地纠纷、农具纠纷、通道采光纠纷等。作案手段也比较单一，多为持刀追砍或持砖头石块打砸。

3， 矛盾迅速激化，激情犯罪较多。在矛盾积累一段时间后，当事人心怀怨气，往往在某个瞬间一时气急冲动，在无预谋、无准备的情况下，三五分钟内就将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化为严重刑事犯罪。

4， 社会危害性大，矛盾难以化解。因邻里纠纷而起的故意伤害案在事发前往往经历了一个矛盾日益叠加的过程，双方均有过错，难以简单地分辨是非，且受害人往往为过错较大的一方。一旦矛盾升级，容易引起家族间的械斗，波及几代人和众多亲属，对抗性强，积怨深重，矛盾很难化解。

有媒体采访到，在事发前一天，王某良与某被害人就曾发生矛盾，警方还曾到场处理。这说明在事发前，双方矛盾就已经恶化到了村委难以调和的地步。可惜，国家暴力机关的处理也未能奏效。

某位事发地的网友晒出多张在当地流传的聊天记录，他认为王某良可能是和邻居因为树的原因产生了口角甚至械斗。

许多网友对此案表达了看法，不少网友并未将其视为穷凶恶极之人，反而猜测是被逼无耐之举。

在调查结论公布前，网友们的猜测自然不足为信。但若将其理解为一种“借事抒情”，我们或许能理解一些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正如一些网友所说，“村委会如果不及时解决，和稀泥，把人逼到极致，最容易出现这种事情。”

在农村邻里纠纷引发的恶性案件中，一些人之所以会采取极端行为，往往是因为社会提供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失灵的。

一些地方的村委和警察在处理纠纷时过分依赖“调解”，但调解的本质乃是冲突双方各退一步。若是一方权利明显受损，在纠纷中处于弱势地位，再退一步岂非加剧了不公平？

“和稀泥”式的调解只能遮掩矛盾，而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正确的做法是依据法律规定，公平地划分双方权利义务，不盲目迁就势强一方，使势弱一方受屈。若是民间调解无法解决矛盾，则需即时转入法律轨道，依靠诉讼、行政处罚等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手段来定分止争。

只有合法的纠纷解决通道充足且畅通，才能从最大程度地根绝犯罪人采取非法手段“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