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老人挑战主流媒体，这是为何？

现居深圳的古桥摄影家、古稀老人吴礼冠，系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委员会委员。

他与仓颉通文化的同道一起，花两年时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拍摄制作了电视纪录片《一个人·百座桥》，在央视等各大平台播出后反响如潮。

吴礼冠在古桥的拍摄上是出了名的严谨派。这会儿，对江西鄱阳湖上的“千眼桥”，他又“认真”了一回。

前段时间，“千眼桥”因其时隐时现，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该桥丰水年份隐藏湖水中，干旱年份才露出真容。

今年，鄱阳湖持续高温干旱，8月份就露出了湖面。

该桥桥长2657米，因有948个泄水孔，故俗称“千眼桥”，另有“全国湖中最长石桥”之称。桥面为三拼花岗岩条石，桥墩则是松木。

过早的裸露，使人们对这座桥多了几分“神秘感”和好奇心。

然而，这座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其建造时间却因说法不一而形成多个版本。

版本一：央广网12月7日九江消息（记者谢元森、通讯员傅建斌）：“日前，由于鄱阳湖水位下降至枯水位，一座古桥露出水面……据了解，该桥建于明代崇祯年间……”该消息没有标出年份，吴老便去查阅，消息见于2020年12月7日潇湘晨报。

版本二：中新网图片称，千眼桥建于明崇祯年间（1631）；

版本三：江西台“都市现场”2022.01.04;18:56题为“明代千眼桥露真容”的报道，引用九江市都昌县博物馆副馆长吴敦汉的话，称该桥是明代建筑，建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

版本四：“旅游探秘行者2”百家号称此桥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

版本五：一些网络词条图册对该桥的建造时间大多标明为明代。

一座古桥的建造时间出现如此多的说法，熟是熟非？如何还原事实？在吴礼冠看来可不是个小事。

出于长期以来对古桥的关注，他从深圳出发，避开疫情，千里迢迢专程赴鄱阳湖拍摄并作现场实地考证，终于发现，众说纷纭的原因之一，是把“千眼桥”与“钱公桥”混淆了。

“钱公桥”为9孔石桥，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在鄱阳湖的马影湖水域，距“千眼桥”有10多公里（见《都昌县多宝乡志》1993年版）。

“都昌千眼桥与钱公桥鲜为人知的故事，实为两座不同的桥梁，一南一西相距10多公里”（见原创都昌户外网8月19日16:05）。

把“钱公桥”的建造时间套用于“千眼桥”，不得不说是少数人的从众心理作祟。

时下，发消息求“快餐”，连“主流媒体”也不例外，犯下了网络上经常出现的以讹传讹的毛病。

这应引起媒体及网友的高度重视！

如此，在吴老看来，澄清“千眼桥”的建造时间就显得十分必要，十分迫切。

电视纪录片《一个人·百座桥》在央视等各大平台播出后，吴老依然没有停止对古桥的追踪。2022年9月15日，他亲赴九江“千眼桥”拍摄、调查。

吴礼冠考证如下——

鄱阳湖的“千眼桥”，东岸是都昌县多宝乡刘便垅村，西岸是星子县白鹿乡神林浦，桥面为三拼花岗岩条石。吴老用皮尺量了四块条石，每块长2.80米，宽30—32厘米，厚10—11厘米，桥墩为松木墩，桥墩木柱直径大多12厘米—15厘米。松木桩的横梁0.98—1.03米，承托石板的木梁大多在13—15厘米。

2016年“千眼桥”大修后，条石两端衔接部位由木桩改为石质材料，经与当地老者——多宝乡坪反村张文郊（男，77岁）了解交谈得知，该桥没见过石碑，建造年月也不清楚。

1993年版《都昌县志》卷十八“交通”第三节桥梁篇，对千眼桥载录的简短文字称：“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都贡生刘达桂捐款修建自蒋公岭通往南康府（星子）渡头东侧的石桥。桥面由花岗石铺成……有数百孔，故称‘千眼桥’” 。

文中提到的蒋公岭，实为渡口前一个仅有海拔148米的小山岭，当地人因念及蒋国祥的功德而称为蒋公岭。

蒋国祥（出生时间不详，卒于约1743年），字萝村，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前，先后任南康同知、黄州知府、长卢盐运使（1914年，南康府撤销前，星子城是南康府治所在地，都昌、永修、安义县归其管辖）。

同知是知府的副职，负责地方盐、粮、捕盗、江防、河工、水利等事务。都昌与星子隔着鄱阳湖，往来不方便，但神林浦与刘便垅之间的湖区开通了行船，两岸设有码头、渡口。

渡口安全是同知的职责范围，神林浦至刘便垅是片狭长水域，由于地形的“狭管效应”，起风比其他地方大，有时大风数日不停。

于是，同知蒋国祥于湖岭上建庙，给渡湖阻风者所憩，乡人将其名曰“蒋公岭庙”，又称白塔寺。

蒋公岭庙抗战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复建。1960年底，庙不能成为宗教场所，仅作蒋公岭驿站。

都昌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刘达桂捐建千眼桥事考》（都昌融媒体中心九江都昌发布2020.01.07）称：刘达桂曾任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都昌县多宝乡刘便垅村人。“他生于清乾隆壬甲年（1752），殁于嘉庆戊寅年（1818年），享寿66” 。

关于建桥时间，《都昌县志》载录是1816年，即刘达桂辞世前两或三年。刘达桂捐奉修桥，当时多宝籍名流赵展飏称，刘达贵“出资与救险渡之危”并不是他家财至富，而是“既有恒而有物，复克俭而克勤”。

刘达桂为建桥倾囊捐俸，影响和带动了其他富户捐助，为此，成立“永济会”以统筹、收支建桥款项。桥建成后，刘达桂再次捐献水田15亩，其子刘辉彩（监生）捐水田5亩，同村贡生刘光炳也捐水田2亩。

这些田曰名“永济会”，田租专门用于石桥维护以及安葬客死鄱阳湖者的费用。

为表彰刘达桂慈善义举，当地举人夏梦元、夏文誉将“永济会”缘起及宗旨刻碑勒石，竖立于蒋公岭庙内。

“永济会的管理，由刘家山村人负责，每年底开一次年会，公榜永济会管理情况。相聚时，刘便垅村的人要坐首席”（见《都昌县多宝乡志》）。

“永济会”石碑今已不存。蒋公岭庙在2020年也遭开山炸石建沙、石厂被损坏。2022年5月，沙坪反村90多户村民捐款26万元，重建蒋公岭庙，预计在2022年底前完工。

“千眼桥”所用花岗岩条石，取自于星子县城南落星湾旁的东古山，用附近山上采伐的松木打入湖中做桥墩和固桥桩。

近些年，湖床逐渐抬高，部分桥面接近湖面，有些桥面出现坍塌，翻落的条石被埋入沙中，部分松木桩朽毁，石桥维护、加固迫在眉睫。

在吴老看来，“千眼桥”既是建筑，也是文物。它承载着湖区民众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镌刻着时代的特征，连接了时代，贯通着古今，是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吴老说：对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责任。

我们为吴老的精神所深深打动。

对“千眼桥”的建造时间出现多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史实，统一、规范“千眼桥”的建造时间，是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应抓紧做的一件事，不然，误传久了不仅对文物传承不利，而且，以讹传讹，毒化了舆论生态，误人子弟。

就此，关于“千眼桥”的建造时间，吴老勇敢地向“主流媒体”的说法提出质疑和挑战，并提请当地文物主管部门予以权威确认。

吴老呼吁：我们的权威媒体要多一份责任和细心，我们的公众要少一些从众心理，大家要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理性、多一种保护责任。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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