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博山琉璃发展史

留言来源 博山文化研究院

一、博山琉璃是中国古代玻璃发展历程的典型代表

1.博山古代玻璃制作中心的地位不容忽视

博山古称颜神镇，地处齐鲁交界，亦是兵家相争之地。颜神镇在窑业及相关产业的影响下，工商业迅速发展。雍正十二年（1734），此处立县，称为博山县。此后，博山生产的琉璃制品被称为博山琉璃，“中国玻璃的发展，博山是个关键”[1]。

据目前已有资料，元代玻璃的生产中心只有颜神镇一处。明代时期，古代玻璃生产中心有颜神镇、广州。清代玻璃生产中心有颜神镇、北京、广州。博山琉璃生产历史、规模、技术水平等是其他产地难及的，博山的琉璃发展过程往往能代表中国传统玻璃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1930 年博山城西（西圩）全景图

2.相比其他古代玻璃制作中心的优势

元代，中国玻璃的生产和玻璃器在生活中的应用，较之宋、辽、金有了新的发展。《元史》中有关于“瓘玉局”的记载。据目前所知，元代的玻璃产地仅有山东颜神镇一处。1982 年11月，博山大街中段发现了一处古代玻璃作坊的遗址。杨伯达听闻此消息，很快到达现场，参与了此次考古行动。经考证，其为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也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能够确认的考古发现的玻璃作坊遗迹。此次考古表明，最迟到元末，颜神镇已经拥有规模较大且分工明确的成熟的玻璃生产工场，这证实颜神镇玻璃业从元代到清代一直是在健康地发展。古代社会,手工业发展 到如此规模一般需要较长时间，颜神镇玻璃业的起源或许可推到北宋。

明代最重要的玻璃器产地也在青州府益都县颜神镇，明代宫廷中是否设有官办的玻璃生产机构，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清代孙廷铨写的《颜山杂记》卷二《逸民》提供了重要的一条旁证：“余家自洪武垛籍，所领内官监青帘世业也。”[2]孙氏先祖既领内官监青帘业，说明明代内官监内应该有管理、生产玻璃制品的机构。

明末，广州成为学习和制作西方玻璃的生产基地。据清梁同书《古铜瓷器考》记载，与质厚晶莹的洋玻璃相比，广州盛产的玻璃薄而脆，被称为“土玻璃”或“广铸”。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清宫档案中，广州地区不仅向内廷派遣玻璃工匠应役，而且进贡玻璃鼻烟壶、玻璃盖碗、玻璃碟、玻璃透镜等，但这些玻璃质量不佳，质薄而脆。乾隆皇帝就对广东海关进贡的玻璃器非常不满，认为其是次品，下令不准报销。与广州相比，博山制作玻璃历史悠久，矿产资源丰富，玻璃制品质量更好。

北京在清康熙年间才建立玻璃厂，最初使用的是博山的玻璃料和玻璃配方。关于清代不同产地的玻璃的成分，杨伯达曾做过系统的研究。对博山第一百货商场工地出土并送检的九件元末明初的玻璃残器的分析表明，当时的玻璃成分以钾钙玻璃为主，这一传统配方一直沿用至清代。有人分析了乾隆朝造办处玻璃厂孔雀蓝水丞和琥珀色鼻烟壶的化学成分，认为其主要成分与博山玻璃的成分非常相近，表明博山玻璃的配方曾被玻璃厂使用，这显然与博山工匠进京服役有关[3]。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中国玻璃器生产有三个玻璃生产中心：山东颜神镇、广州、北京。玻璃制造业由官府直接控制，提升了玻璃的生产质量、技术，也逐步促进了玻璃的大规模生产。但是，与北京、广州相比，博山琉璃的烧制历史、规模、技术水平仍是其他各产地难以企及的，博山能代表中国古代玻璃手工业的持续发展情况。中国传统玻璃工艺技术在博山可谓正宗所在，且为集大成者。

二、博山成为元明清时期古玻璃生产重镇的原因

博山之所以成为琉璃生产中心，与其山多田少的生存环境、丰富的琉璃制作原料、高超的琉璃制作技艺、齐全的琉璃产品种类、成熟的销售渠道密不可分。

1.山多田少的生存环境

颜神镇山多田少，难以发展农业，但“土多煤炭”，有着丰富的制造陶瓷、玻璃的原料，故窑业生产发达。发达的窑业、手工业的兴起，促进了新兴手工业城镇——颜神镇的出现。颜神镇是元代以来传统的玻璃制造中心，在清末传统与近代交织时，博山当地仍然有很多家庭从事玻璃制造业。

2.丰富的矿产资源

博山当地富含矿产，拥有丰富的煤炭、陶土、石英砂、石灰石、长石、铜、大理石、萤石等资源，这些矿产资源多是煤炭业、陶瓷业、琉璃业的生产原料。丰富的矿藏为冶炼、陶瓷和琉璃业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前提，而地寡、土瘠、民穷，又迫使当地人必须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以求生存。孙廷铨在《颜山杂记》卷四《物产》中论述了颜神镇煤炭业、陶瓷业、琉璃业发达的原因：“孝乡山多田少，而生齿日益繁。生齿繁，则食粟多；山多田少，则粟难。若是而不疾作也则饥甚。故其民力力焉，凿山煮石，履水蹈火，数犯难而不息，凡为饥驱也。”[4]粮食对民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博山依靠种植粮食往往难以生存，当地人只能另辟蹊径。古代博山人利用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琉璃业、陶瓷业，找到了适合生存的路径。

博山在明代已成为著称于北方的手工业城镇，是我国发现和利用煤炭较早的地域之一。博山走向工业文明之路，源自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在淄博矿区内的周家地、田家地和走马岭，还有唐代煤井的遗迹。”[5]除了5个唐代煤井，博山还有明代煤井2个，百年以前的煤井246个。博山没有把煤炭的应用仅仅停留在日常生活中，而是转向了陶瓷、琉璃的烧制。

上世纪二十年代博山运煤场景

3.高超的琉璃制作技艺

孙廷铨《颜山杂记》中《琉璃篇》记载了琉璃制作高超的技术水平。文中记载烧制琉璃的原料和燃料、琉璃的配方与着色、琉璃产品、吹制琉璃技法无不显示出当时的颜神镇琉璃制作水平之高、技术之先进。其中，琉璃贡品青帘、佩玉、华灯、屏风等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质量很高。文中对吹制琉璃技法的描述十分详尽，展现了吹制琉璃技法和成器要求的完美配合。从目前出土的博山琉璃器、各博物馆藏博山琉璃器及藏家手里的琉璃制品，也可知博山琉璃制作技艺高超，产品质量高。如博山制作的内画鼻烟壶集绘画艺术与制琉璃器艺术于一体，是清代玻璃制品的典型代表。

4.齐全的产品种类

博山元末明初的玻璃窑遗址展现了元代博山琉璃的主要产品及其相关信息。出土物有玻璃料、料条及半成品，说明当时博山不仅制作琉璃器，而且制作半成品材料，并将其运往其他地区，供应当地的玻璃生产。出土的玻璃器主要为簪、簪花、珠、环等小件。

《颜山杂记》物产卷《琉璃篇》记载，明末清初，博山琉璃产品分为穿珠之属、实之属、空之属。穿珠之属包括贡品青帘、佩玉、华灯、屏风，目前这些实物已很难看到；实之属琉璃产品包括棋子（图1）、风铃、壶顶、念珠、簪珥（图 2），部分实心的实物还能在博物馆看到；文中记载的空之属琉璃制品包括泡灯、鱼瓶、葫芦、砚滴、佛眼、轩辕镜、火珠、鼓珰等，部分空实物在博山玻璃博物馆可见，在故宫可见轩辕镜的风采。

图1 明代鲁王朱檀墓出土的玻璃棋子

图2 宋代琉璃簪

清代，颜神镇有了功能区分更加明确的分化炉，生产的琉璃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如镯、各类型的珠（图3）、铺丝屏风、琉璃烟嘴（图4）、精致的内画鼻烟壶、各类琉璃花瓶、琉璃料兽、花球、料景等产品层出不穷，之后还出现了金红、鸡油黄、洋青等贵重琉璃色料。

图3 清末琉璃镯、琉璃珠

图4 琉璃烟嘴

5.成熟的销售渠道

颜神镇最初的琉璃销售方式主要依靠集市贸易和长途贩运，但是明代时期，当地的销售网络已经十分成熟。《颜山杂记》物产卷《琉璃篇》记载，明末清初，颜神镇的琉璃销售范围“北至燕，南至百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行万里” [6]。由此可见，进入清代，博山的玻璃产品已经行销全国，甚至销往海外，颜神镇是北方地区玻璃生产中心的地位无疑。

琉璃又称料货，清代出现了料货庄，料货庄即以博山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设庄营销琉璃的一种市场网络。因此，其销售的范围更加广阔。博山历史上出现过的料货庄有一百多个，辐射全国市场，最早的出现于清咸丰年间，最晚的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三、明代颜神镇琉璃业发展盛况

1.通过元末明初的玻璃窑遗址可见颜神镇琉璃发展情况

博山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玻璃窑遗址，与《颜山杂记》的记载相互印证。1982年底，在博山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遗址出土物包括硝罐、坩埚等玻璃炉炉具，这些工具表明当时颜神镇的玻璃业发展程度较高。出土物还有玻璃料、料条及半成品，以及玻璃器、瓷器等成品。出土的玻璃器主要为簪、簪花、珠、环等小件，有半透明、不透明、实心、空心之分。色彩有蓝、红、绿、黄、白、黑等多种[7]。当时，人们已经较准确地掌握了各种呈色剂的比例、配方和火候。玻璃氧化钾含量高，可能与使用硝作为助熔剂有相关[8]。

从考古发现的玻璃窑址可见博山玻璃窑制作玻璃制品的高超技艺。博山发现的元末明初的玻璃窑遗址内部的琉璃制品、色彩、成分等，与《颜山杂记》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可见博山琉璃在发展过程中，核心技艺是一脉相承的。且此处玻璃窑遗址展现了十分成熟的玻璃制作作坊和制作工艺，可见是经过较长时间发展的结果。元代政权持续时间较短，很可能此地在宋代就已经具备成熟的琉璃制作工艺，这一猜想还可以进一步从明初典籍中得到证实。

2.颜神镇玻璃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出现行业信仰

博山琉璃业到明代中期已有长足发展，行业信仰开始在业内酝酿。于是，琉璃业的炉户和炉工一致决定修建“炉神庙”。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月十六日，孙延寿与徐应元、李士立集资建立了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炉神庙，庙内供奉的是炼石补天的女娲。万历四十六年（1618），孙延寿集合众人，成立了博山第一个炉行业组织“炉行醮会”，并规定每年的上巳日（通常是三月初三）为祭祀祖师的时间。

博山炉神庙/徐传国摄

3.技艺高超为皇室生产琉璃贡品

明代，颜神镇已经是琉璃生产重镇，其琉璃制作技艺高超，负责为皇室生产贡品。孙克让是明洪武年间迁移到颜神镇的，《颜山杂记》记载的“青帘”贡品，是明代孙氏家族为皇家制作悬挂于皇室“郊坛”“清庙”等尊崇之处的琉璃制品。制作“青帘”的回青是进口材料，比较贵重。这种“青帘”尊崇无比，百姓往往难得一见。清代废除人籍制度后，博山便不再制作“青帘”贡品。

《颜山杂记》记载的佩玉也是明末清初颜神镇为皇家制作的贡品。佩玉是百官上朝或祭祀的礼服上佩戴的，工料精良。《明会典》卷六十《文武官员冠服》条载，四品以下官员的“带板”和“佩”皆用“药玉”；殿试的状元秩为六品,也由皇帝赐给“光素银带一条，药玉佩一副” [9]。

四、清代博山琉璃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琉璃业促进博山工商业的发展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旅华日记》中写道，颜神镇是他在中国见到的最大的工业区。在《中国》一书中，他又提到博山的玻璃制造业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产业。这位深谙西方近代科学的外国人经过 1868—1872年在中国的勘查，认为当时的博山琉璃业已经十分发达，博山工业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博山出现了分管不同职能的商业街。《博山县志》卷二《街衢》记载西冶街“民多业琉璃”。这一时期出现了料货庄，扩大了博山琉璃的销售范围。料货庄可以将博山琉璃运到外地销售，也可以将毛坯产品运到外地加工后再出售。博山历史上出现过的料货庄有一百多个，山东境内的料货庄在潍县、周村等处。此外，天津、哈尔滨、沈阳、长春、南京、苏州、长沙、衡阳、周家口、昆明等地都开设了博山料货庄。料货庄实际上承担了外贸公司的职能，近现代博山琉璃的出口，主要也是通过料货庄实现的。

2.造办处玻璃厂与博山关系密切

中国古代玻璃制造在清代迎来最终的辉煌，其繁荣局面主要表现在设立造办处玻璃厂，出现了广州、博山等不同的区域性玻璃制造中心，促使玻璃生产获得普及等方面。

首先，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的设立，融合了中国与欧洲玻璃制作的方法。在充分吸收外国技术的基础上，其生产出符合中国审美的独具特色的皇家玻璃。其次，清代有广州、博山等不同的区域性玻璃制造中心。据杨伯达考证，清代玻璃生产南北方分别以广州、博山为中心进行玻璃生产。玻璃制品尤其装饰品被大量生产，行销海内外，再加上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外国玻璃的大量进口，使玻璃在民间最终得到普及[10]。

康熙皇帝对西洋玻璃制品十分感兴趣，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传旨造办处分设玻璃厂，进行鼻烟壶、渣斗、瓶、碗等玻璃器物的生产。造办处玻璃厂在创建之初，基本上是由外国人制作各种玻璃器，玻璃的材质配方、成分、器物造型和制作手法都带有西洋玻璃的特征。但当广东和博山的玻璃工匠参与玻璃厂的生产活动以后，产品便具有了中国的民族风格。且造办处玻璃厂熔炼玻璃所用的配方在后期基本采用博山的传统玻璃配方，这些配方也影响了博山当地的玻璃制造业。玻璃配方中有硼砂，是西洋玻璃的特征。后来，博山的玻璃配方中有时也采用硼砂。

3.传统琉璃业在近代玻璃业生产中坚守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博山发生了炉行之变，在博山被称为“痛打赵尔萃事件”。在当地的文史资料中，这一事件被认定为“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官僚资本垄断的斗争”[11]。在传统和近代初次交锋的这场斗争中，博益料货公司被解散，公司改为绅办，未追究炉工的责任。但实际上，在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整个博山炉业元气大伤，炉料业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博山玻璃公司全景

清光绪三十年（1904），博山玻璃公司开始筹备建立，并于1906年建设完成，投产后勉强支撑了四年，该公司就倒闭了。

博山玻璃公司生产平板玻璃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国内影响颇大，是我国新法制造玻璃之嚆矢。其先进的玻璃技法依然影响了博山本土玻璃业，博山人利用在玻璃公司学会的平板玻璃制作技术，在西冶街一代兴建起平板玻璃厂。当时，博山制作的平板玻璃深受市场欢迎，一时间名声大噪。

博山玻璃公司的建立虽然影响了博山传统玻璃业，但在清朝末年、民国时期，其传统玻璃业和现代玻璃业是同步发展的。“清末博山传统玻璃制造业产品多为鼻烟壶、烟嘴、念珠、首饰、玩物、屏片、匾幅等小品，所产亦不少。”因此，博山传统玻璃业并没有因为平板玻璃厂的到来而消失，反而一直在较为稳定地生产玻璃产品。

结语

琉璃制作是博山从元朝开始发展至今的传统手工业，期间有过“全国之冠”的美誉，也曾衰落，甚至还经历了绝境。但是，博山传统琉璃业一直薪火相传，不仅保留了传统的核心手工技艺，而且在历朝历代均有所创新，并于当前迎来了新一轮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期。

参考文献：

[1]蒋玄佁.中国古代玻璃研究[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233.

[2][4][5]（清）孙廷铨.颜山杂记校注[M].李新庆，校注.济南：齐鲁书社，2012.

[3]杨伯达.清代玻璃配方化学成分的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2）：17-26，38.

[6]吴晓煜.中国煤矿史读本（古代部分）[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10：81.

[7]于加方.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J].考古，1985（6）：530-539，579.

[8]李飞,李青会,干福熹,张斌,承焕生.一批中国古玻璃化学成分的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分析[J].硅酸盐学报，2005（5）：581-586.

[9]赵连赏.明代：殿试考官与考生服饰研究[J].南方文物，2015（4）：211-218，265.

[10]齐东方，李雨生.中国物质文化史·玻璃器[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8：210.

[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M].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1983：57.

——本文选自《美术教育研究》，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