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何与兄长鲁迅反目成仇？又因何沦为了无耻的汉奸卖国贼？

提起“鲁迅”，相信所有人都会肃然起敬，发自肺腑地在这个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二字。作为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和民主战士，他用自己犀利的笔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甚至于，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评价:

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

或许您有所不知，本名是“周树人”的鲁迅还有两个弟弟，分别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作为三弟，周建人长期跟随大哥的步伐追求民主和进步，建国后出任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同时还长期担任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和主席的职务。

不过，我们今天要重点讲述的历史却是关于周作人的。问题来了，他为何会与自己的大哥鲁迅背道而驰甚至反目成仇？更沦为了可耻的汉奸和卖国贼？

关于周作人，虽然负面评价甚多，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著名作家郑振铎曾经这样表示:

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鲁迅先生和周作人无疑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如果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不难看出，虽然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但周作人在文化领域的成就依然不容小觑，甚至不在大哥鲁迅之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完全称得上是杰出的文学家、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和诗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周櫆寿，字星杓，笔名遐寿、岂明、仲密等，自号知堂、独应等。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世界语学会会长、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和新潮社主任编辑等职，因为后来在日伪政府任职而备受后世争议。

1885年，也就是光绪十一年，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他的祖父名叫周福清，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任职期间遭到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弹劾而“原品休致”。他的父亲名叫周用吉，虽然饱读诗书但却科举不顺，最终因为科场舞弊被抓而革除了秀才功名，家道从此中落。

周家虽然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还是当地的富庶人家。为了能够光宗耀祖重现辉煌，周用吉高度重视三个儿子的学业，安排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一同在“三味书屋”接受旧学教育。

1905年，清廷为了顺应新形势的统治需求，慈禧太后同意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等重臣的奏请，下旨废除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受此影响，周作人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直接考取了官派留学日本的名额。

1906年，周作人和长兄鲁迅相伴前往日本，与另外几人合租了一所大房子，还在房东推荐下雇佣了一个名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孩打扫卫生。她是一个身材不高和脸型圆圆的普通人，但性格却非常直爽。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羽太信子觉得这几个中国青年都很有意思，尤其是年纪最小的周作人。他对于女性非常害羞，每次打招呼都会脸红，这反而激发了她的好感。

在东京法政大学，周作人不仅接触了大量的民主思潮和革命理论，更被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成就所折服。他先是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又变成了民主革命的支持者，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民主制才能拯救国家。

留学期间，周作人的大事全由长兄鲁迅做主，自己只是一门心思学习。但在生活上，他却开始逐渐依赖于羽太信子，真正爱上了这个日本女孩。

作为长兄，鲁迅亲自拜访了羽太信子的父母，从此确定了二人的恋爱关系。只不过，陷入爱河的他却从此不务正业，经常都会花前月下去游玩，有时还会逃课。

看到弟弟如此顽劣，鲁迅显得非常生气，几次痛骂都无济于事，气愤之下还第一次打了他。这件事，令周作人和羽太信子都非常不满，认为兄长是在实行封建家长制，也为日后的决裂埋下了隐患。

1909年，24岁的周作人迎娶了23岁的羽太信子，这对性格迥异的男女终于结成了夫妻。从此以后，本就有些缺乏判断和主见的他更加依赖于她，无论大事小情都言听计从。难怪，郑振铎会进行这样的评价:

日本妻子给了他太多不好的影响。

面对国内民主革命的如火如荼之势，周作人携妻子羽太信子回国居住，在绍兴当地担任了日文老师。同时，他还在绍兴教育会担任了文字编辑，将自己在国外的所学所见进行宣传。

1911年10月10日晚，趁着各地保路运动的不断进行，革命党人蒋翊武、孙武等人率领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得到了多个省份的纷纷响应。到了12月11日，已经脱离清廷独立的各省代表们齐聚在南京，共同商讨筹建新政权的事宜。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主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流共识。不过，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于封建势力的欺骗性，这场革命很不彻底，虽然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但国家还是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

在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下，不仅政局混乱不堪，而且社会动荡不宁。同时，“尊孔复古”的逆流也开始涌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的传播严重受阻。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作为思想进步的民主人士，周作人迅速成为了当时的焦点人物，还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新青年》。经蔡元培邀请，他们纷纷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使之成为了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和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同时，他明确使用了“吃人”二字，形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吃人的社会”，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石和方向。

1918年12月 ，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明确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这种主张，反映出他想通过文学将个人发展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具有相当的时代进步性。

在他们的大声疾呼下，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都成为了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参与到了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当中。在这种趋势下，新文化运动已经不再只是文人墨客的呼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

1919年，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买了一处四合院，一共花费了3765块大洋。之后，他将母亲和三弟周建人以及自己的原配妻子朱安也接来居住。

由于二弟周作人从小就与自己的关系亲近，尽管此时已经成家立业了，但鲁迅还是欣然同意他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也搬到四合院居住。于是，周家一大家子都其乐融融住在了一起。

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直都很精明能干，《忘年交琐记》中还这样描述:“她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里里外外都操劳不停”。同时，作为名义上的大嫂，朱安也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

因此，鲁迅索性让弟媳妇羽太信子来管理家务，还将自己和周作人的所有工资都如数上交。之后，兄弟二人则心无旁骛地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奔走和呐喊。

1924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新任校长杨荫榆与政府勾结，强行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他的个人品行不检点，存在滥用经费和违规收费等问题，终于引起了全体学生的公愤，大家纷纷署名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

1924年5月，杨荫榆竟然借故开除了刘和珍和许广平等学生自治会代表，还以整修校舍为由勒令大批学生搬出学校。之后，他又变本加厉惩罚了许多反对自己的学生和班级，甚至指使军警殴打抗议的学生，史称“女师大事件”。

事件发生后，鲁迅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主张，还公开质疑校长杨荫榆的过激之举。不仅如此，他还联络了沈尹默和钱玄同等人在《京报》发表声明，鼓励学生们不畏强权，继续发表自己的爱国主张。

作为弟弟，周作人全力支持自己的兄长，也全力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诉求。甚至于，他还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会员，竭尽全力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提防任何暴力事件发生。

就在工作中默契配合的同时，兄弟二人却在生活上出现了裂痕，最终上升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原来，随着生活日益安逸，羽太信子变得养尊处优起来，对于物质的追求与日俱增，吃穿用度都追求最好。据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中这样记载:

家中雇有管家和多名仆人，整桌的饭菜刚做好就退回厨房不要，派头比祖父做京官时还要大。

而对于羽太信子，许广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曾经这样总结这个女人:

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

当时，鲁迅每月的工资大约在300大洋左右，而且授课费和稿费也有200大洋左右，而周作人的工资和稿费也不会低于400大洋。也就是说，周家两兄弟每月收入在900大洋左右。

可是，如此不菲的经济收入都不能满足羽太信子的花费，每月下旬日子都会过得紧巴巴。作为大伯和事实上的家长，鲁迅只能婉言劝说弟弟和弟媳要量入为出，不能再这样奢靡挥霍了。

谁知，这件事竟然成为周作人和鲁迅翻脸的导火索。向来都惧内的他，不仅没有听从兄长的劝导，反而在妻子的煽动下写了一封绝交信，实在令人气愤不已！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归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

在1923年7月，周作人将这封信交给自己的兄长后怒容而去，甚至都没有在信中叫一声“哥哥”。对此，鲁迅非常伤心难过，没想到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弟竟然如此不明是非，但为了避免关系更加恶化还是搬出了自己买的房子。

作为兄长，鲁迅一直都在等待周作人回心转意，直到1926年时才彻底死心。原来，他在回旧院子取东西时竟然遭到了羽太信子的当面辱骂，气得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从此以后，兄弟之间彻底分道扬镳，而且还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鲁迅成为了“国家的脊梁”，而周作人却成为了“国家的败类”，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发起了侵华战争，东北数千万同胞沦为了亡国奴。期间，举国上下都在痛斥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都在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周作人也显得非常激动。

周作人虽然多次号召政府抗击日寇，号召全体军民收复失地。但是，面对妻子羽太信子的“开导劝解”，他竟然改变了自己的抗战主张，还提出以“文化交流的和平方式”去消除两国纷争。

面对社会各界的痛斥，周作人起初还有些羞愧，可后来就习以为常了。甚至于，就连日本妻子将四合院门前的“周宅”换成“羽太寓”都没有意见，简直怂到家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因为肺结核过世，整个中国都轰动了。闻讯后，前去吊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就连极少露面的宋庆龄也第一时间亲临现场进行致哀。

三天以后，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运往万国公墓安葬，沿途有数万民众自发送行。其中，抬棺者多达16人，分别是巴金、肖乾、聂绀弩、黄源、胡风、欧阳山、萧军、周文、鹿地亘、曹白、靳以、陈白尘、黎烈文、孟十还、张天翼和吴朗西；扶灵者多达8人，分别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茅盾和胡风等人。

作为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竟然对长兄过世无动于衷！不仅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上海去吊唁，甚至就连任何的表示都没有，简直是冰冷至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面对日军攻势，北平已经岌岌可危，大多爱国文人和青年学生都选择南下，但周作人却悄悄地留了下来。

北平沦陷后，周作人一开始还算保留了些许骨气，并没有向日本和伪政府投降。不过，随着生活质量下降，他那个日本妻子又不干了，天天在家辱骂。

1938年2月初，周作人第一次接受了日伪邀请，公开出席了所谓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开后，许多朋友和学生都劝他早日南下，甚至即将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都向他发出了聘书。

周作人也萌生过南下的想法，但很快就被羽太信子所呵斥。于是，他在1939年1月乖乖出任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正式接受了日伪提供的职位。

做汉奸说简单也简单，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尊严和脸面就荡然无存了。于是，周作人又相继接受了其余的汉奸职务，比如伪政府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和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

周作人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汉奸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多次获得日伪表彰。而且，他还带团前往日本参加会议，更抽空参拜了靖国神社，慰问了受伤的日军士兵，实在是无耻！无耻！

日本投降以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还在审判席上大言不惭地狡辩:

我并非是想当官，只是想用国学来抵抗奴化。

1946年，高等法院判处他周作人14年有期徒刑，在胡适等人的连番运作下才被改判为10年刑期。直到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时，他才被作为文化名流代表而特赦出狱，曾经试图前往台湾但未能成行。

1949年8月，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平生活，还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进行忏悔，终于进入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外文翻译。不过，由于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抬不起头做人。

1962年4月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似乎找到了些许的自我，除了翻译以外，偶尔还会写写画画，直到1967年因病而亡。由于生前作孽，他死后也没有得到侄子周海婴（鲁迅之子）的原谅，除了儿子周丰一和女儿周静子以外，几乎没有人关注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