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德之死：谋杀还是意外？捏造的证词，为何真相被隐瞒1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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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0日上午，公使团会议在法使馆召开。

整个会议中，德使克林德男爵争辩最为激烈，他显然比平时还要激动。其他公使建议等中方对公使照会的答复收到后再采取行动。克林德感到不可容忍，要立即去总理衙门理论。

法使毕盛提醒他京城地面混乱，有生命危险，克林德反致道：

“大街上并无危险。昨日和前日我都派翻译官赴总署办事，他并未受到任何骚扰。”

这位翻译官正是柯达士。但是克林德并未说老实话，昨晚(6月19日)柯达士在德使馆花园里与克林德有一番长谈，他也劝公使不要自行去总署。

1、“另类”克林德

克林德也承认形势严峻，外面并不安全，但他主意已定，不愿收回。在20日上午公使团会议之前，克林德已经安排柯达士准备轿子和护兵。

他以为公使团会议时间不长，于是命令柯达士在20分钟内做好出发的准备。

克林德夫人在战后也证实，不顾一切去总署交涉确实是克林德自已的主张。这位夫人在战后回到家乡底特律，曾说过她也竭力劝说丈夫不要冒此风险，但克林德“出于公心”，一定要以身试探中国政府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克林德夫人此说当然有夸大其词之嫌。实际上，克林德公使此时在面子上进退两难，他多次攻击其他公使为懦夫，他不得不亲自出马证明他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他从接到总理衙门的限期24小时出京的照会时，就一直认为中国人是在虚张声势，并不敢把公使团怎么样。克林德在公使团里非常孤立，因为他常常我行我素，不把他国公使放在眼里。

5月间在一次公使会议上，他居然提出要大家亮出底牌，为如何瓜分中国进行正式谈判。各国公使大惊，纷纷报告本国政府，以为这是德国的既定方针。结果布洛夫外交大臣大怒，对克林德严词训斥。

此后，克林德对公使团的同事们一直耿耿于怀。6月中，克林德带头在京城地面屠杀义和团，使北京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同事们对他十分不满。

眼下，在面临被中国政府强令离京的关键时刻，公使团士气沮丧，克林德认为这是他报复同事的大好时机。此外，他于6月19日给总理衙门的照会本来就与其他公使的照会不同。

其他公使请中国政府宽限时间，并要求集体面谈；而克林德有意提出，不管中方答复与否，他都要赴总署理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认为如不成行，则脸面失尽，他在华工作多年，知道面子在中国的重要性。

在这种形势下，公使团要劝他改变主意是不可能的。克林德的副手贝娄在战后向柏林的第一份报告中就指出，公使一旦作出决定，任何人都不可能让他改变主意。

克林德其实知道外面并不安全，所以他也希望公使团能够集体行动，声势浩大，中方不敢有所动作。

然而，在公使团会议上，他沮丧地发现没有人支持他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公使们又在暗中算计他。面对克林德的咆哮和无礼，公使中无人愿意与他辩论所谓“懦夫”还是“勇士”的论调。

2、克林德为何要去总理衙门？

大家只关心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如果公使集体出动，总署大臣并不在衙门怎么办？

克林德闻此言暴跳如雷，用拳头敲打桌面说：

“我一定要坐在那里等到大臣的到来，即使坐一晚上也在所不惜！”

公使们觉得与他已无法沟通。

最后，俄使格尔思提出：

“为什么你不派翻译官跑一趟，而非要亲自去呢？”

克林德似乎对此建议倒不反对，说：

“此主意不错，我将这么做。”

然后他很快就离开了公使会议，留下来的公使们以为他真的会这么做。

英使窦纳乐在战后向伦敦的报告中说道：“克林德离开后，我以为他不会亲自到总署去了。”

意使萨瓦戈则认为，让克林德亲自去探听虚实也好，如果成功，公使团可以随后跟进。公使会议在6月20日上午9点半休会，据荷兰公使克诺贝尔忆，毕盛宣布休息30分钟，10点钟再开会。

颇感孤立而忿忿不平的克林德一出会议室就寻找柯达士，见出发准备工作已完成。

弗莱明在他的书中说德使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自己去，而不是派柯达士，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上所述，从19日下午起，克林德根本就没有改变主意。

《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逊亲眼看到克林德和柯达士乘轿出了使馆区，轿顶以猩红和绿色绒布为装饰，显示外交官的地位。随行的有两名中国的骑马侍从，但德国卫兵却没有护送。

不到半小时以后，一名骑马侍从不顾一切地飞奔而来，满身大汗，大叫大嚷。意使萨瓦戈和奥使馆临时代办罗斯通正在一起散步，听到他在大喊“Tajen Tokta!”

萨瓦戈不解何意，罗斯通听明白了这是洋泾浜德语“大人死也！”

在场的人无人相信，莫理逊对骑马待从大喊“别胡说八道”。然而，大家很快就知道克林德公使确实在距离总理衙门不远的东单牌楼被打死，柯达士的命运尚不得知。公使团日后才知道柯达士的大腿也中了一枪，但他挣扎着逃出几个街区，在美国浸礼会传教点获救。

3、克林德之死如何让形势瞬间逆转？

克林德之死对使馆区的外国人是一场巨大的震撼。

大家都感到克林德过于莽撞，但认为他的死也说明了两方面问题：

一是克林德对京城地面安全的判断是错的，二是说明克林德坚决反对接受中国政府的限期离京的通牒是正确的。

这个情况说明，中国政府既然敢于谋杀外国公使，那么在离京赴天津的路上必有埋伏。

克林德之死实际上是让外国人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公使团主张接受中国的条件出京则已显得荒谬无知。几乎所有的在京外国人都相信中国政府是德公使之死背后的主谋。

在翻译官柯达士恢复知觉的那一刻起，对中国政府有罪的结论就已定下。

由于柯达士是唯一的见证人，一百年以来，无人敢对此定论进行挑战。

在使馆被围的日子里，柯达士讲过这么一段话：

“我能证明刺杀德国公使事件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是中国最高当局下令，其中一位满族军官执行的。”

柯达士还说，使馆解围之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不久确实抓到一位满人军官，其对杀死公使供认不讳。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中国政府不得不俯首认罪，并史无前例地派遣醇亲王载沣为赴德谢罪大臣。此案已于一百多年前了结，似乎不容置疑。

克林德之死是义和团事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迅速改变了中外双方对冲突的判断。

4、被列强捏造的真相

中国方面缺乏第一手的资料，因而中国史学家一般都接受柯达士的证词。

此外，中外学者多年来都被白克浩司爵士伪造的《景善日记》所蒙蔽。《景善日记》称中方确有杀使臣、屠洋人的阴谋。

多年以来，即使是对义和团事件精于考证的学者也都不愿重新质疑柯达士的说法。然而笔者以为，此事件恰恰是解释义和团战争起源的一个根本问题，其重要性绝对不可忽视。

其实，柯达士的结论中有不少重要的疑点，连柯达士本人都无法将他的种种说法与他对全世界的解释完全吻合起来。当然，他不想对他的最初解释加以否认，他个人也对此事有利害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克林德之死是谋杀。

今天我们要质疑柯达士的定论只能是基于两种可能性：

一是发现新的史料，这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是极其困难的；二是在逻辑推理上对柯达士的说法根据现有史料从各方而进行推敲。

柯达士是唯一的当事人和证人，因此在华的外国人在使馆解围后不愿对他的说法提出疑问。

德使馆的临时代办贝娄在克林德死后主持馆务，使馆解围后，他的第一份报告就指出，当时无西人在场，柯达士的说法必然具有权威性。

围攻使馆期间，柯达士躺在床上对《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作了详细的描述，其描述于1900年10月13日发表在该报上。

柯达士对“谋杀”的细节如是说：

当时我们快到哈德门左边的警察所，我正在观察公使的轿子前面的一辆大车，边上有手持长矛的护兵，突然我看到的一幕令我的心跳骤然停止。公使的轿子离我的轿子不过三步之遥，我看到一个满族军人，全副武装，穿着制服，头戴蓝翎军帽，正举起步枪，向前跨了一步，将枪伸到离公使的轿帘约一码之处，然后瞄准公使的头部，开始扣板机，我惊恐地大叫“停！”。
与此同时，枪声已响，轿夫将轿子扔下便逃。我从轿子里跳起来，大腿已中一枪，其他士兵也纷纷向我开枪。我向公使的轿子看了一眼，里面毫无动静。”

柯达士如此描述的场景当然是预谋杀人的绝妙写照。

以后的西方作家还要加油添醋，说大街上安安静静，而公使神态自若，毫无觉察。弗莱明则更说公使手持雪茄，夹着一本书，“好像是去野餐”。

这些场景的添加剂试图加强柯达士的基本说法：

即中方士兵向轿子开枪完全是自发的，有预谋的，刺杀公使的那一枪是在近距离平射，公使完全没有反应。

5、柯达士的证词

首先，我们应该看一看克林德公使当时的心境究竟如何？在使馆解围后，柯达士的第一份报告没有说公使神态安详，心境平相。

相反，他说他看到公使从会议室出来时的表情是：

“他显得有点紧张。我们向轿子走去时，他问我是否最好不用德国卫队护送。我回答说…在过去两天里我都单独去过总理衙门，并没有受到任何骚扰。现在让卫队护送，恐怕会对中国士兵，特别是对董福祥的甘肃兵刺激太大，有可能引发事端。”

据柯达士说，德国卫兵此时已准备就绪，在奥地利使馆门前等候，克林德在出发的最后一刻还是犹豫不决。

后来他突然对卫队军官说：

“你们在此目送我们走出视线，然后回去，我不需要你们护送。”

值得注意的是，克林德公使当时心情紧张。此外，柯达士并未说克林德公使手持雪茄，夹着一本书，神态安详。

但柯达士吃不准公使是否随身携带了一个重要物件，他最心爱的左轮枪。克林德曾当过军人，是东普鲁士第41团的中尉，他在外散步总是左轮枪不离身。

柯达士最早的说法是他们两人都是手无寸铁，但在使馆解围后的报告中又说他没有看到公使披挂他的左轮枪的皮肩带，以为他没有带枪，所以柯达士自己也把他的“温切斯特”手枪放在使馆。

但柯达士接着又说公使是否将枪放在身上，带进轿子里，则不得而知。

这个说法刊登在1900年11月柏林出版的政府报告里。

此说一出，必然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克林德公使携带手枪，在途中会不会出事？

克林德嗜好打枪，也有军人的训练背景。柯达士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又开始强调“公使绝对没有打第一枪”，可见此说漏洞百出。

即使公使打了第二枪，也会使柯达士的公之于众的权威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他最早的说法是公使毫无觉察，而满族军官是在近距离平射，所以是谋杀无疑。

6、中国人的证词

当时尚有另一证人，尽管他不像柯达士那样是直接目击者，此人就是中国骑马待从之一的刘玉成。

刘玉成策马在轿前开路，忽然听到几声枪响。他在给战后德国占领军的证词上画有手印。在这份证词里，刘的回忆与柯达士的说法相去甚远。

刘说克林德公使的轿子行至东单牌楼大街时，他听到几声差不多同时的枪响。他回头看到一队中国士兵，手持步枪，在愤怒地推撞公使的轿子，公使在轿子里面一动不动。而柯达士则跳出轿子，显然已受伤。

刘玉成既然说听到几声同时的枪响，这说明中国士兵显然对几秒钟以前发生的事情表示气愤，所以才会去推搡克林德的轿子。如果刘的证词属实，则柯达士的说法也就成了问题，因为当时显然有双方的交火，而不是一人悄俏地放枪射杀公使。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柯达士自称在看到满族军官举枪放枪的几秒钟内，已看清了这个军官的军阶，所谓“六品军官”，“顶戴蓝翎”。

事实上，那天早上满街都是士兵，柯达士何以看得如此一清二楚？

在战后的正式报告中，柯达士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他试图将事件发生的时间稍加延长。

他说这位满族军官端着枪跟着公使的轿子走了一段，这正与他早先的说法相左。最重要的疑点是柯达士对他自己逃生过程的解释。

首先，他无法说明中国士兵在击伤他的大腿以后，居然能放他逃生，而且他能在半小时内穿街走巷，并未受到任何攻击，最终获救。如果中方真有谋杀计划，士兵们不可能让这惟一的洋证人逃脱。

柯达士事后辩解说，打他的第一枪肯定也是瞄准头部的，只不过人已跳起来，才击中大腿。此说就算有理，也未能说明中方放他逃走的原因。

他的逃脱经过更是耸人听闻：柯达士说当时“子弹横飞”，而且有一群手持长矛的魔鬼般的士兵在身后追赶，而带伤的他竟能在一小巷中逃脱。他说这肯定是历史上的奇迹，有上天保佑。

其实，他之所以能逃脱，只能是因为中方并无谋杀计划，公使之死是个偶发事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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