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雄、杨振宁科学成就的历史新意

杨振宁得到我们社会的肯定，当然源自于他和李政道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个中国人，但是后来有人问起杨振宁，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时，他的回答却是“改变了中国人不如人的心理”，清楚看到他对于自己文化传统一种自信心的看重。

近些年有一些说法，总喜欢强调杨振宁的物理风格，在20世纪中可以说是承袭爱因斯坦与英国大物理学家狄拉克以降，同样展现精妙数学与玄奥物理微妙关联的一代大师，但如果我们看杨振宁今年一些对于科学的看法，即可知道，他承袭自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宇宙奥秘一种未可能尽知的哲思。

1992年，杨振宁于天津留影，背景是他的画像（江才健摄）

这些现象的背后，要谈谈科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问题。这必然牵涉到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近代科学进入中国是一个面对外强压迫，由轻蔑抗拒受到屈辱挫败后，不得不“屈服勉从”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最为象征性的事件，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在“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以图“救亡”、“启蒙”的历史呼声的背后意念，事实上与触发“五四运动”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民族主义动机，是有着矛盾的。

“五四”之后对于科学启蒙反思的唯一机缘，乃是1923年的所谓“科玄之辩”，然而那个对于科学进入我人文化思想的辩论，仅及于言辞表意的争论，未有深入对传统文化的启蒙辩诘，反倒留下一个“科学与玄学”的对立表象，深入人心。

整体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承袭“五四余绪”的所谓“科学就是启蒙”，依然蔚为主流，科学界盈庭之声，乃是科学知识绝对价值的坚持，对于一切不合于绝对科学标准的知识，轻者贬抑为伪科学，甚至更认为愚行騃思，依然未脱百年前面对欧西强权挫败时的“欣羡西学，贬抑传统”心态。

近些年，在科学不同领域中，做出与国际比肩成绩的中生代优秀科学家，多的是更深入科学主流大潮的殷切着眼，少有由文化传统的回顾反思，加上资源投入丰沛，追求指标明确，所谓科学“启蒙”的深意，多认为无关紧要，甚至是无谓多余的。

然而，起自欧西文化传统的近代科学，如何能在我们这个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带来真正的启蒙，也就是许多人谈到的所谓“五四”的未竟启蒙，值得我们重视。

2000年4月，杨振宁在云南丽江远眺云山（江才健摄）

在近代科学萌生的英国，也有科学与人文的辩论，先是19世纪浪漫文学诗人柯立芝与社会改革家边沁的辩论，晚期则有文学评论家阿诺德与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人文与科学论战。英国的两次论战，人文传统都站在强势地位，也因此，欧洲对于科学一直有着较为强大的质疑反思传统，反观我们对于科学，多是奉为圭臬的崇仰。

此后我人历经军阀势力内战，日寇侵略，以及国共对峙、国土分裂之局，所谓科学对于传统文化的启蒙反思益发没有蕴生机缘。尤其在冷战世局的大气候中，科学与国家军经需求的依存益显，美国前总统艾森豪警示的所谓“军工复合体”，其中核心力量正是由科学“实证致用”而来的坚船利炮，加以人口快速增殖，冷战之后经济资源竞争日益严峻，科学面向立竿见影的急切求功，可谓日甚一日。

所谓科学的文化反思，就是素有传统的欧洲都衰微乏力，我们文化一向执念于迎头赶上，更不可能关注无关宏旨的科学文化启蒙之事了。

吴健雄与杨振宁二人，皆为挑战这种科学“启蒙”、贬抑传统心态的科学家。

吴健雄感叹中国人对于自己传统的不够重视，曾说，“中国人总觉得，说我是中国居里夫人，好像对我了不得，对我恭维了，其实对我并没有恭维”，正是用意于此。

杨振宁对现今一些科学追赶热潮持颇多保留，展现出不同于主流科学界的眼光——谈论起科学总都是正面看待的常见调子。他也曾说，“科学会有世俗的成功，但永远追不上自然的复杂”，深刻认识到自然世界的无限性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

2019年，杨振宁在北京举行的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上讲话（杨振宁提供）

也借杨振宁迎来百岁生辰之际，我们出了新版的《杨振宁传——规范与对称之美》，其中呈现了杨振宁关于科学在文化中的定位问题的诸多哲思，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一直忽略的科学“启蒙”问题，一个相当深刻的评注。

《杨振宁传》相关内容试读

好学深思的杨振宁，很快对于科学的哲学思维以及它背后的文化影响的关联，发生了兴趣。1961 年4 月8 日，在他得到诺贝尔奖4 年后，杨振宁在麻省理工学院100 周年的一个小组座谈会上，发表题为《物理学的未来》的一个简短报告，展现他对近代科学发展在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洞见。

杨振宁在这个和著名物理学家费曼、考克饶夫和帕尔斯（R. Peierls）同席的小组座谈会上表示，20 世纪到60 年代为止，物理科学的成就是惊人的，尤其是这些科学成就对于人类造成了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但是杨振宁说，物理学的荣耀并不是建立在这类影响之上的，物理学家最看重的也不是这些影响。

杨振宁说，物理实验深入范围的不断扩大，虽然很重要，却也不是物理学家最感到满意和引以为自豪的。物理学家最注重的是去形成这样一些概念的可能性。杨振宁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一个“完整的可用的理论物理系统”能够被建构起来。这样一个理论系统体现了普适的基本规律：“用这个系统，宇宙能够用纯粹推导的方式建造起来。”杨振宁认为，20 世纪前60 年物理科学方面的成就，恰如一首英雄诗，不仅有大量的拓宽人类对物质世界知识的重要发现，还有三个物理概念上的革命性变化：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这三个物理概念的革命，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理论物理体系。

但是随着物理科学的继续进展，由于物理学界普遍的对于一个“未来基本理论”有着无限的自信心的倾向，杨振宁说，他想发表一些悲观的意见。

杨振宁在他的报告中首先强调，纯粹的知识累积尽管是有趣的，对人类是有益的，但是与基本物理的目标十分不同。

其次他提到，当时研究次原子（比原子尺度更小）物理的内容与人类直接感觉的经验已经相距很遥远，而且随着探究空间的缩小，这种远离感官经验的遥远性质还会增加。杨振宁说，根据著名物理学家维格纳的计算，要达到当时场论研究的水平，物理学家至少必须贯穿四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杨振宁说维格纳的计算或许有主观的成分，不过他认为，要想达到比较深入和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结构，至少必须要有多于一个层次的贯穿。在这一方面物理学家面对了一个不利的条件，原因是理论物理最终的判断是在现实之中，这与数学家和艺术学家不同，因为理论物理学家不能凭自由的想象去创造新的概念，建构新的理论。

杨振宁接着提出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和作家爱丁顿（A. S. Eddington）在他写的科学哲学书中举的一个例子，说一个海洋生物学家用六英寸网眼的渔网，经过长时间捕鱼研究，得到所有的鱼都比六英寸长的结论。杨振宁说，这个结论看起来很荒谬，但是在现代物理学中却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由于实验的复杂性和间接性，人们没能认识自己所做实验的选择性质。选择是建立在概念上的，而这个概念也许是不合适的。

最后杨振宁提出，物理学家日常工作中很自然地有着一种概念，就是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宇宙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杨振宁说，这种信念是有用的，或者说是健康的，因为从这样的信念中可以得到勇气。但是相信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想法，并不能自圆其说，而相信人类智力是无限的信念，也是错误的。杨振宁的结论是，每个人创造力的生理极限性和社会局限性，可能比自然的局限性更为严重。

杨振宁在这个座谈会上表达的观点，展现了他在科学哲思方面深刻的洞见。后来杨振宁曾经将他的短文给了著名物理学家维格纳，以物理哲学思维和著述闻名的维格纳看了以后，给杨振宁回了一封信，对于杨振宁的深刻物理洞见和哲思表示赞赏。

杨振宁并没有将自己沉陷在这种哲学思维之中，他谨记着芝加哥时代费米老师的教诲，不钻牛角尖，不将精力浪费在过分庞大的哲思问题上，而是去研究一些在物理科学上可以得到解答的问题，也因此
在近代物理科学上做出带有他个人风格的经典工作。

就像所有科学上的大师一样，杨振宁在他的科学工作中，总还是不能回避他所探究宇宙结构背后的哲学思维。不过杨振宁比较喜欢探究的，不是哲学家的那一种哲学，而是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维，他曾经解释这种哲学是一个物理学家的看法如何，注意什么问题等。杨振宁认为这种哲学对于物理科学有长期关键性的影响，因为它影响了物理学家的喜好，也决定了物理科学发展的方向。

杨振宁曾经说过，许多从欧洲到美国的老一辈科学家，比较喜欢讨论哲学问题，喜欢讨论哲学对科学的影响，譬如维格纳就是一个代表。杨振宁认为，老一辈科学家受到哲学家影响比较多，到他这一代的科学家，受到这种哲学影响就比较少。他说，现在的情形是科学影响哲学，而不是哲学影响科学。

作为物理学家，杨振宁事实上很清楚近代科学有一直朝向化约论（reductionism）方向发展的问题。不过杨振宁认为，尽管这种方向有许多不够周全的地方，许多的结果也不是最后的解答，但是在这种方向上继续做下去，还是目前最有效的一种研究方法。他以为，一下子想要解决一个根本上的大的问题，有的时候会落入一种虚无缥缈的情况，不容易成功。

对于文化在科学中的影响的问题，杨振宁说当年他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就有新闻记者来问他，说他们做的宇称不守恒讨论左右对称的问题，是不是与他们出身中国文化的背景有关系。虽然杨振宁当时认为，这其中并没有互相关联的地方，不过他现在也承认，就广义的文化来看，对于科学思维的影响还是有的。

他特别举出一个例子，就是20 世纪50 年代左右，德国人特别喜欢钻研最尖端的逻辑问题，譬如说当时很红的一种理论叫作公理化理论（axiomatic theory），在其他国家就很少有人做。另外他认为，中国人现在要去研究物理中所谓“弦理论”的就比较少，原因是在中国文化里面，比较讲究实际，对于推向极端的虚无缥缈理论，兴趣比较低。

对于这种受到文化影响而来的不同价值观，杨振宁认为对于科学的学习态度和选择题目的偏好都会有所影响。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对彼此文化的认识上有一些问题：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西方虽然有一些在理性上觉得可以了解，不过并不能有真正的认识；同样的，中国传统教育出来的人，对于西方的一些事情，可以说也是有理性上的了解，但并没有办法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杨振宁以为，文化传统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件事情，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传统的确是不大一样的。

整体而言，这本传记详细梳理了杨振宁的学术成就和对现代物理发展的影响与贡献，并深入探寻其学术研究上深邃精简风格与独特科学品位的形成。本书不仅描述了杨振宁一生的行止，也为他在物理学上的历史地位做了一个总体评价，展示了20世纪现代物理学群星闪耀、蓬勃发展的鲜活剖面。

而本次增订版比之前的版本增加了特别篇章《再版后记：东篱归根》，不仅对初次出版后杨振宁18年来的生活轨迹进行了补充，还再度深化了对杨振宁在物理科学历史上的地位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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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在江才健发表在《當代歷史人物》（台湾地区刊物） 2022年10月期 栏目“觀察”（ p76-78）的文章《吳健雄、楊振寧科學成就的歷史新意》基础之上编辑而来，修改已获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