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深圳地名的演变与讹变

深圳本土文化中，地名文化无时无刻不与人们打交道，与人同行。地名之概念，包括城市、乡村、道路、河流等名称。一个地名，或取之地形、地物，或缘于历史、传说、风情、意念等，要经历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一个地名形成之后，不能随便更改，因为它与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以及人们的使用习惯、经济范畴等密切相关。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一些地名也会发生变化。本文以深圳为例浅谈如下。

演变

所谓“演变”，是指历时较久的发展变化，它与当时人们因特殊需要而改变及约定俗成紧密相联。

“深圳”一名原是宝安县城的名称，始见于明代永乐年间 ① ，经历了墟(圩)、镇的演变，现为市名。此乃地名概念的大演变。

①编者按：现尚未发现权威史料记载永乐年间便已出现“深圳”地名，目前所发现的最早记载“深圳”地名的文献，为康熙《新安县志》。

康熙《新安县志》记载的深圳墟

追寻深圳的历史，人们所熟知的宝安和新安。宝安于1600多年前立县，因其境内有座山（在今东莞市樟木头一带）有银矿，当时没有银的概念，只知是宝，故称“宝山”，所谓“山辉泽美，珍宝气聚”，得宝而安，故得“宝安”县名，是为取之地物、意念。

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改名为“东莞”，县城迁至到涌（在今东莞市莞城）后，疏于防守，屡遭外患。明万历元年（1573年）析东莞置新县，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念，命名“新安”。民国三年（1914年），全国行政区域进行整编，因广东的“新安”与河南的“新安”县名重，广东的“新安”复称“宝安”。1979年3月宝安县改设深圳市。现“宝安”是深圳市下辖的行政区名，“新安”是宝安区下辖的街道（办事处）名，这两个地名的历次戏剧性更迭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也是典型的地名概念的演变。

1941年宝安县图

南头是原宝安（新安）县的县城，初名叫“城子冈”，明代初改称“南头”。“南”是方位词，即山冈之南面；“头”亦是方位词，山的上部，与“脚、下”相对，现仍可见到南头古城九街局部遗址的方位。古城其势扼珠江口要冲，“城子冈” 改名“南头”，亦与旧志所载“县治”自秦起隶属南海郡，有“南头海”（河）不无关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建的“南头古城”（局部）、“南头古城博物馆”作为特殊的地名地物而设，“南头”作为古县城遗址而存在。从“城子冈”到“南头”，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曾有文化人建议把“南头”名改掉，理由是容易误读成“拦头”、“难头”，兆头不祥，这是对地名文化的浅视。

康熙《新安县志》：邑城在城子冈

松岗，原名“黄松冈”。据载，宋咸淳六年（1270年），一黄姓人氏在一山冈之麓建村，山上有松林，故取名“黄松冈”，继而建墟。据1985年松冈区府办提供的资料，1950年改名为“松冈”。因为此时此地已非単姓黄特指一村一墟了。而“黄松冈”之名历时已有600多年了！

布吉，旧志记载“莆隔村”。因“莆”与“布”音近，后来当地人叫“布隔”；又“莆”字生僻，书面语言也渐渐随之演变。1911年广深铁路建成通车，在“莆隔”（布隔）附近设站，白话客家话“隔”与“吉”音近，又取其“吉祥”之意，定名“布吉”站。墟、村亦随之演变成为“布吉”，沿用至今也有100多年历史了。

民国地图上，“莆隔”已成“布吉”

羊台山，旧志记载为“陽臺山”：“山巅之南稍平，形若几案。”由“陽臺山”而“羊台山”，有两种说法。一、出自与牧羊有关的爱情传奇故事， 也有叫“羊笛山” ② 、“羊蹄山”的。二、据说在建国初期扫除文盲运动中，扫盲队把农民难认、难写的繁体字“陽臺山”，改写成“羊台山”，为更多人所接受。久而久之而为“羊台山”了，也为官方接受使用。这是群众对地名文化的认同。现“羊台叠翠”仍是1980年代评定的深圳八景之一。近年有专家学者提出恢复此山名史籍记载以及原东江抗日游击队指挥部曾设址于此惯用之名，经多数人认同，遂于2021年公之报端复名“阳台山”。

②编者按：羊笛山之说，应为新世纪之后所编造的故事。据廖虹雷老师及相关阳台山原居民所述，“笛”与“台”并不谐音，他们也未听过阳台山曾叫羊笛山。

天顺《东莞旧志》系目前发现最早记载“阳台山”的文献

公明的玉律村，据沙井新桥曾氏族谱推算及今玉律村耆老称，玉律村一世祖在500多年前，从新桥村分出到此开基立村时，起村名叫“玉勒” ③ 。而明代天顺八年（1464年）编修的《东莞县志》记载：“汤泉在黄金洞之北，药勒村前。”可能出于当地话“药”与“玉”音同或音近，或因汤泉有能治皮肤病之药用。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新安有汤井，在玉勒村。”明代曾作为“新安八景”之一亦有《玉勒汤泉》诗传世 ④ 。后来“玉勒”变为“玉律”始于何时，尚不得而知，而“律”与“勒”当地话音近是肯定的，“勒”是生僻字。据村人说是取自“金科玉律”的典故。另有取自“玉学麒麟，律法至上”的说法。今石岩湖温泉度假村之温泉来自玉律温泉。

③编者按：根据玉律村曾氏族人讲述，曾氏到达玉律村系嘉靖年间，晚于天顺年。玉律建村时间目前较为广泛的说法是于北宋末年，由莫氏开村。

④编者按：“新安八景”应为清初复界之后，由知县李可成走遍新安而选出。

《新安县志·玉勒汤湖》

清嘉庆《新安县志》所载大鹏的“黄旗塘村”， 与南宋王朝末代皇帝南逃时曾在大鹏半岛上树旗小住有关。宋王的旗号为龙旗，此后这个地方叫“龙旗”。再后来人们因忌讳“王”“皇”而改用地方同音字“黄”，“旗”改成“岐”，即成今之“黄岐塘”。龙岐村、龙岐湾、岐沙村亦与“龙旗”有因缘关系。这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

龙岗大道，原是深惠公路深圳市龙岗段（布吉关至坪地与惠阳交界处），随着深圳特区一体化的推进，这“龙岗段”已经是龙岗区的城市道路而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公路了。经改造扩建后于2012年4月正式更名为“龙岗大道”。此前龙岗规划国土局工作人员前来采访过笔者，说这是效仿宝安大道的经验，亦有科学依据。这是较大规模的道路名称的演变，举行了新闻通气会。

以上这些是属于地名的演变，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

讹变

有一种地名变化是讹变。“讹变”二字在文字学中有其特定的解释，是指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由于字体的变迁、传抄的错误等原因产生的错别字，后人继续袭用这些错别字，以讹传讹、习非成是，由此错别字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字体的一种现象。语词特别是地名的讹变，不能由字义来推知词义的由来。讹变的原因有多方面，如传抄错误，语言复杂，可用字有限，误用同音近音字，主观随意性，人为的硬伤，等等。

深圳地名的讹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古籍误笔。旧方志误笔屡见不鲜。

譬如深圳村名带方位词“背”字的不少。普通话、粤语“背”与“贝”音同，普通话读bei4去声，粤语读bui3上声；深圳客家话声母相同，韵母相差较远，“背”音boi4，“贝”音bui4，均读去声。

查清康熙《新安县志》地理卷·都里（村落）中，“背”“贝”混用而“贝”居多，书“背”的为客家村。到了嘉庆志全是“贝” ，如：“水贝”、“田贝”、“湖贝”、“塘贝”、“黄贝岭”、“岭贝”、 “迳贝”、“坳贝”等，这些村名均以水、田、湖、塘、岭、径、坳（凹）等地形名词作定语，与方位词“背”（ 背面、后面）自然构成了“×背”，体现了地名文化的地形地物性。

康熙《新安县志》“背”“贝”混用

“贝”的本义是有介壳软体动物的总称，引申宝贝。所有的这些村庄怎么可能都有贝呢?“贝”者显然是书写者之主观人为，取其好兆头吧。经初步检索，现在原宝安县客家地区多用“背”，原特区内袭用“贝”。“背”是正本清源，“贝”难以推知，如“坳贝”，山坳有珠贝吗？

又如“坜”与“沥”。“坜”的释义是：“洼下去的地方”。“沥”的释义是：“液体的点滴” 、“沥青”。普通话“坜”和“沥”音同，均读lì（去声）。“坜”字深圳客家话东部地区读上声lak3，西部地区读入声lak5。客家地区称小河汊为“坜”：河坜、圳坜，坑坜。一些村庄又以其得名，如，“黄果坜”，“沙背坜”，“金狗坜”……可是在旧志中偏偏书“沥”，与“洼下去的地方”大相径庭，显然是误笔。

《广东图说》记载的“西沥”

1985年出版的《深圳市地名志》及稍后完成的涉及很多“水”的《宝安县水利志》铅印稿均使用了“沥”，主要原因前者是早期电脑没有“坜”字，可以造字而不会造字，后者是铅印没有“坜”的字粒，或自以为三点水偏旁理所当然是正字，有水即为河流也。1997年版《宝安县志》进行了正本。可惜现在的印刷物累见“坜”“沥”混用，“沥”者乃以讹传讹。

1980年代初在西坜地方建成人工湖度假村，请人题名题字，写成“西丽湖度假村”，这是普通话“坜” 和“丽”同音的另一误笔。后人将错就错，因为“丽”者“美”也，所以“另起炉灶”。今“西丽村”、“西丽路”也就此形成了。时间久了，也就“习非成是”了。从地名学来说就是讹传。由“西坜村”误为“西沥村”变成“西丽村”，改变了原来围村名的本义。“西沥水库” ⑤ 虽然还保留着“沥”之讹，好在没有进一步讹成“丽”，然而也造成了同一个地方“坜”“沥”“丽”混用。而熟知当地地情的客家老人仍习惯口称“西坜”（lak4）。

⑤编者按：现“西沥水库”亦已写成“西丽水库”

二、今人误读。古籍所书是对的，而当今一些人出于主观随意性，图方便，滥用同音近音字、狭义多义词。多见于村名、公交站名。如：“涌”误为“冲”。“涌”读chōng，释义河汊。在深圳有很多涌，以涌而得村名者众多，有近20个带“涌”字的村名。

康熙《新安县志》上的几个“涌”

“冲”的释义很广，仅有一方言解释为：山区的平地，如“韶山冲”。在深圳，“冲”没有一个释义可与“涌”兼容。1980年代初期地名改革却出现了“大冲”、“沙鱼冲”、“溪冲”、“东冲”“西冲”等村（地）名，有的同一地“涌”“冲”混用。查今大都复原“涌”了，唯独“大冲”依旧。大涌村古籍记载为大沙河流经之地，“大冲”纯属无解。

又如观澜的“鳌湖”讹传为“牛湖”，沙井的“衙边”误传为“牙边”等，均为粤方言同音讹传。

公交站、地铁站均以固有地名地物定名，而这两者都出现与之偏差。如：深圳地铁5号环中线在西丽塘朗与深圳北站之间设有一个“长岭陂”站。在“长岭陂”站附近有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长岭皮村”（旧志有记载），在长岭皮村附近有一座建于1981年的水库，堤坝上“长岭皮水库”几个标识大字赫然在目。

长岭陂水库

图源自《深圳村落概览》

“陂”字在深圳客家地区叫“陂（bi阴平）头”（旧时专门用以灌溉的小型水利设施）。“陂”显然是“皮”之误。无独有偶。在龙岗中心城附近有一条“下陂头”村，现在村旁设了个公交站，站名叫“下坡头”， 录音报站如是称“pō”，这里从来没有坡。这种错误显然是地铁、公交部门人员没有深入调查研究自以为是所致。

三、历史错位。古籍记述是对的，误以为错，人为硬伤。

例一：由“冈”到“岗”。深圳地貌多为丘陵，丘陵地带多山冈。在明、清时期，从《新安县志》中可以见到带“冈”字的山名、圩村名多至五六十个以上。而现在所有书面文字“冈”被“岗”取代。例如人们最熟悉的有：龙岗、横岗、松岗、铁岗、笋岗、泥岗、皇岗……

新安多“冈”

康熙《新安县志》书影

“冈”与“岗”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字词，在简化汉字里已法定了。“冈”是阴平声，“岗”是上声。“冈”是单义词：山冈（不高的山）。而“岗”是多义词：岗位、岗亭、岗哨、站岗、门岗，另有一释义是“岗子”（不高的山或高起的土冈），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山岗”和“山冈”应统一作“山冈”。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冈”蜕变成“岗”呢？笔者查阅了1960年8月油印集子《宝安县志》（初稿），出现几个“岗”的地名，没有“冈”。1985年出版的《深圳市地名志》有很多“岗”，唯独没有“冈”。这是深圳建市初期第一本最具权威性的地名志书，“岗”已被“规范化”了。究其原因，不明就里。1997年出版的《宝安县志》今地名都用了“岗”，是因为所有资料来源均书“岗”，只好姑息迁就，地方志毕竟是官方的书，为当代服务，然后惠及后人。好在“行政区划”章节中，辑录明、清时期村落按“冈”（岡）不动，以供后人查对。

1946年《宝安民报》

“冈”已成“岗”

200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康熙、嘉庆《新安县志校注》（《宝安文史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更是把旧志中所有的“冈”全改成“岗”，“冈”被彻底消灭了。夫“ 校”者，校勘订正也。非纰缪，何以订正之哉？山冈和山岗同义或可相通，但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专有地名不宜随意更改。现在许多带“冈”字的古地名仍在沿用，如佛冈县，黄冈县，武冈县，井冈山，景阳冈……把“冈”写成“岗”不予认可。

平冈中学老照片

@平冈中学

深圳的平冈中学，是上世纪初华侨和乡人捐建的学校，1960年代更名为“龙岗中学”，1980年50周年校庆时在众议之下复名“平冈中学”，是深圳市迄今唯一还原“冈”字的地物名，是范例。

例二：由“下”到“厦”。深圳地名带方位词特别是带“下”字的村名很多。其中有一些“下”被改成“厦”，如“冈下”改成“岗厦”，“白石下” 改成“白石厦”，“湾下” 改成“湾厦”等。“厦”有两种读音：读xià，组成“厦门”专有名词；读shà，指高楼大厦，公交站、地铁站“岗厦”的标识和报站偏又是GANGXIA ,不伦不类。

岗厦地铁站

图源百度百科

纵上所述的“岗”与“厦”，从史志学讲，是历史的错位；从地名学讲，把“冈”改成“岗”，由实体变成抽象，把“下”改成“厦”，由方位变成实体，是人为的硬伤；从文字学讲，由简明的“冈下” 蜕变成繁琐的“岗厦”，读音变了，词义变了，书写与汉字简化不符，是语言文字的倒退。这是典型的讹变。

准确界定深圳河与深港界河

深圳市没有大河，但是河涌交织，溪流众多。历史上较大的河流有茅洲河、深圳河、龙岗河、观澜河、坪山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深圳地位的提升，有人称深圳河为深圳的母亲河。也许没有人注意到，深圳河也有讹传。深圳大学一学者在《深圳客家研究》（2002年南方出版社）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深圳’一名，最早出现的典籍记录是清康熙二十七年纂修的《新安县志》。……‘梁’的‘惠民桥’条目下注：在‘深圳河’。”

《新安县志》“惠民桥”条目原文没有标点，《研究》著者断句错了，解读成“惠民桥在深圳河”。因为当时没有“深圳河”的河名，这个解读就误导了读者。原文加上标点断句应当是：“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潦、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志书在“惠民桥”条目前有“天渡桥在月冈屯蔡屋围前”条文的记述。据此，“惠民桥”位置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惠民桥 在深圳墟西”（深圳墟名在明代已形成，即今东门老街一带，长期以来深圳、宝安人称深圳墟为深圳，不带“墟”字）。月冈屯当时亦设墟，故“天渡桥”位置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天渡桥 在月冈屯墟蔡屋围前”。（惠民桥）“河沟深浚”，意思是，像河一样的水沟，挖得很深。“水潦”，大雨水淹。其余不赘，读者自明。1970年代末，笔者身居深圳墟镇，就亲闻过该河桥下发生淹死人的悲剧。

康熙《新安县志》“惠民桥”

无独有偶，2013年9月，笔者收到一份发自广州的《中国地名故事·广东卷·深圳》电子邮件解说稿，关于深圳河的表述与《深圳客家研究》如出一辙：“康熙二十八年在深圳河上，建造了一座‘惠民桥’，此桥以石头建造，就是今‘人民桥’的前身。”笔者敢不讳言，康熙、嘉庆二志所载惠民桥为康熙二十八年所建，康熙志或因编辑、传抄有误，因为康熙志修于康熙二十七年，不可能把二十八年修建的桥写在二十七年纂修的志书里。这个“地名故事”后来做成了“纪录片”，在深圳电视都市频道播放，其误传就更深远了。

康熙、嘉庆二志均没有“流河”的条目，分别是“海”和“水”，例如把现今东莞虎门至宝安沙井珠江口水域称“合澜海”。嘉庆志载：“滘水，在城（即今“南头古城”——笔者注，下同）东四十里（即今深圳河罗湖河段），发源于梧桐（山），右( 西）莆隔（今布吉），左（东）龙跃、双鱼诸山…… ”（古人习惯以东为左，以西为右 )。又据嘉庆《新安县志》记载：“军陂，在深圳（墟）右侧（西侧），发源于梧桐、莆隔、笋冈等处，堰以灌田。”

康熙《新安县志》“滘水”

由此上溯，莆隔河的源头有牛尾岭、梧桐山、莆隔径等处，向南流至鹿丹村东侧。惠民桥（建国后重建，命名“人民桥”）下的那条河就是原先的莆隔河的下游，后演变称“布吉河”。“龙跃、双鱼”（二者既是山名又是水名）二水向西流经香港新界上水，折向北与流经莲塘、罗芳、文锦渡、罗湖桥下河段交汇，再西北流向与布吉河汇合，然后注入今之深圳湾。

有资料显示，“深圳河”的命名是自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时起，是英国强租香港新界99年期限的界河的一部分。深圳河主要支流有布吉河、沙湾河、莲塘河以及新界境内的石湖（香港上水老街名）河。布吉河长15.5公里，上游石多，中游沙多，下游淤积水深。上世纪80年代在下游河段修建了人民公园和洪湖公园。沙湾河发源于牛尾岭，长20.9公里。另有莲塘河发源于梧桐山，长12公里。1959年冬修建了深圳水库（初名沙湾水库），沙湾河经深圳水库排洪道下游与莲塘河汇合处称为“三叉河”（在深圳深水水务咨询公司西南侧），通常所指的深圳河是三叉河以下河段，主流长37公里，这就给“深圳河”作了明确的界定。此谓正名也。

沙湾河经深圳水库排洪道下游与莲塘河交汇构成“三叉河”与深圳河衔接（作者供图）

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有一条明确的界河。这条界河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1898年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9年3月，中英双方互派官员，东自大鹏湾，西至深圳河口进行勘界。 （见《深港关系史话》一书） 河界于河底之中线为界线，分段立桩。北侧归中方，南侧归港英方。

这条界河东起沙头角河口，西至深圳河入海口。沙头角河亦发源于梧桐山，与莲塘河相接，长约四五公里，向东经中英街流入盐田港湾（沙头角海）。现在深圳市地图上可以看到明显的标志，深圳河只是深港界河的西段，布吉河、沙湾河、皇岗河等是深圳河的支流，不能称作“界河”；大沙河发源于羊台山等处，向南注入后海（今深圳湾），不是深圳河的支流，更不是“界河”。

深圳河、布吉河示意图

作者供图

21世纪之初，又掀起一股地名改革风，作为新兴城市深圳尤烈，很有“矫枉过正”之势，幸好不久就稳住了，虽然迟了一歩。2005年，京津穗深等8城市的地名规划专家齐集深圳，研讨地名规划管理问题。深圳市规划局一负责人在发言时强调：地名规划需要公众参与。他指出：“特别是对于已被习惯使用的地名，如要调整，需在广泛社会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江苏省民政厅关于地名规范的问题明确表示：“旧地名不能随便改。” （2005.3.28《扬子晚报》）

至于地名规范化该以什么为标准？笔者认为应该尊重历史，认知其社会性、时代性、地域性，不赞成讹变，特别是硬伤。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讹变会成为既成事实，“演变”，但毕竟是“习非成是”了。

（本文2018年载《广东史志》，2021年11月修订，载《深圳史志》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曾观来，坪山大万村人。1962年毕业于广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和1997年版《宝安县志》执行主编工作。退休后继续坚持深圳地方文史和古诗词研究与写作。担任《中国共产党深圳市宝安区（县）组织史资料》（1996—2000）主笔，参与《深圳市志》中的建置区划志、侨务志的编修，宝安区志的审核，担任《沙井镇志》《宝安卫生志》顾问。主编出版《大万曾氏重修族谱》。出版个人诗文集有《崖边草诗文选》《三弦集》《桑榆韵致》《为深圳历史正名》《大万世居：围屋里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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