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鲁特氏:由“大清门”抬入的皇后之一，却落得香消玉损的结局

在清代，若果选秀时皇帝尚未成婚，那么皇后人选则将在秀女中产生。何谓选秀呢? 选秀制度的产生源自封建王朝充实后宫的需要以及为皇室开枝散叶。

清承明制，清在明朝的基础上，选秀制度有所改进，总体上由户部主导，每三年举行一次，凡八旗官员家庭年满14-16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选秀。

基于入关之初，大清根基未稳的现实，清代统治者在选秀方面多了一层政治考量，希望通过与蒙古联姻的策略，借助蒙古作为后援，巩固统治。

所以清朝初年，帝王的后妃大多来自蒙古，如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和孝庄文皇后；顺治帝的废后、孝惠章皇后。而同治皇帝选择蒙古阿鲁特氏作为皇后，则少了清初统治者的“初心”，其中多了与慈禧母子失和的“味道”。

阿鲁特氏隶属于正蓝旗，起初在蒙古旗内地位并不高，自打入旗始，五代白丁，直至嘉庆年间阿鲁特氏才见有起色，阿鲁特·景辉考中举人，得以跻身官宦人家。

相较之下，景辉之子赛尚阿（曾国藩恩师）个人成就则大得多，嘉庆朝以解元身份入仕，官至道光朝户部尚书、入军机处成为首席军机大臣，权倾一时，却因镇压太平天国不力，后来遭到咸丰皇帝的革职抄家，阿鲁特氏就此回到了原点。

受此牵连，赛尚阿之子阿鲁特·崇绮原本在道光朝中过举人而入仕，也被剥夺了官职，但崇绮并没有泄气，苦读数年，于同治三年高中状元，也是清代历史上唯一一位旗人状元。

与此同时，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也到了选秀的年纪。经过层层选拔，阿鲁特氏进入了最后的选秀“专场”。选秀“专场”的目的是确定同治皇帝的后宫次序，皇后之争是重中之重。

一同入围的有四位秀女，分别是知府崇龄之女赫舍里氏，刑部员外郎之女富察氏，起居注官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还有一位是阿鲁特氏的亲姑姑（赛尚阿小女儿）。

虽然阿鲁特家势随着崇绮高中有所回升，但真正助力来自阿鲁特氏的母亲，其为和硕郑亲王端华之女，而端华嫡福晋是慈安太后的亲姑姑，所以论起辈分，阿鲁特氏应该叫一声慈安太后“表姨妈”。

自然慈安太后属意阿鲁特氏，但慈禧却倾向于富察氏，一则阿鲁特氏是“政敌”郑亲王端华的外孙女，慈禧对端华是恨之入骨；其次慈禧从小同治两岁富察氏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昔日影子；更重要的是慈禧不希望阿鲁特氏成为皇后，从而增加东宫的实力。

一边是嫡母，一边是生母，同治皇帝会选择谁呢？

众所周知，同治慈禧母子关系并不和睦。根据帝师翁同酥日记记载，同治皇帝资质并不差，年仅14岁时，在完成命题作文“任贤医治”中颇有见地的写到：

• 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

然而为何慈禧后来却说同治“认字不清，读不成句”呢？

按照祖制，皇帝年满14周岁应该完成大婚，继而开始亲政，亲政则意味着大权旁落（慈安太后对权力并不热衷），对于贪恋权力的慈禧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基于此，强势的慈禧很可能故意耍了小手段，使得同治产生厌学的心理，继而产生不具备亲政的事实，堵住悠悠之口，确保了继续垂帘听政。这样一来，便不难理解青春年少的同治对慈禧产生的逆反心理。

你让我选择富察氏？我偏偏选择皇额娘中意的阿鲁特氏。

再说了，阿鲁特氏整体素质的确不错，自幼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多才多艺，尤其擅长左手写大字，史书称其：

蕙质兰心秀并如，花钿回忆定情初。珣瑜颜色能倾国，负却宫中左手书。

一番博弈，选秀大幕终于落下，1872年，同治下诏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富察氏为慧妃，但为了顾及慈禧的面子，慧妃享受了皇贵妃的待遇。

同年，同治完成大婚，阿鲁特氏成为了继顺治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之后，又一位蒙古族皇后，不仅享受了由大清门抬入紫禁城的莫大荣耀（自顺治入关正式册封的15位皇后，仅有5位享受此殊荣），而且整个家族也由正蓝旗抬到了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

婚后，同治与阿鲁特氏过上了一段“琴瑟和鸣”的日子，殊不知背后，隐藏了巨大的隐忧。

在慈禧看来，阿鲁特氏的当选是对自己权威的挑战，由此阿鲁特氏成为慈禧心中的一根刺，同时慈禧又是一位母亲，不管同治接受与否，我给予的一定是最好的。

在这一指导原则之下，慈禧找来同治“谈心”谈话，说慧妃贤惠，要多去；皇后年少，还不太懂得宫中规矩，尚需时日学习，你不便打扰。

一句话，就是做额娘的变着法告诉儿子，得多去慧妃屋里，而罔顾了同治中意阿鲁特氏的事实。

作为“虎妈”的儿子，要么顺从，要么反抗。从选择阿鲁特氏可以看出，同治皇帝属于后者。

慈禧既知“谈心”谈话是失败的，越是苦口婆心；慈禧越是苦口婆心，同治越是往阿鲁特氏屋里去得勤。

眼见同治不吃这一套，慈禧改变策略，将突破口对准了阿鲁特氏。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婆婆？竟然逼着儿媳尽可能远离儿子。

阿鲁特氏实在想不明白，但没有办法，只好强颜欢笑，口头上答应。

新婚燕尔，同治又怎么可能不对阿鲁特氏朝思暮想呢？阿鲁特氏又能怎么办呢？硬生生将同治往外赶吗？臣妾做不到。

如此，哪怕阿鲁特氏再怎么表现出大家闺秀的修养，再怎么谨小慎微，慈禧都没有好脸色，一来二去，竟然公然干涉起儿子儿媳，不让他们同居。

这叫哪门子事嘛。

你不让我跟阿鲁特氏一起，我也不会跟富察氏的。

同治跟慈禧赌气，选择独居，日子一久，在佞臣的撺掇下，堂堂一国之君自甘堕落，干出了微服出宫，游走于花街柳巷的勾当。

另一边的阿鲁特氏越发思念丈夫，却又担心来自婆婆的责难，而这种责难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心头，且说不好是不是变本加厉。

可以说宫中的日子是煎熬的，好得有丈夫作为精神寄托，阿鲁特氏坚信始终有“媳妇熬成婆”的一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874年十二月初五同治驾崩，死因并非是感染了花街柳巷的梅毒。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同治从发病到死亡仅仅37天，病情发展相当迅速，而梅毒感染十分缓慢，至少需要5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到同治死时的“全身溃烂”，另外根据37天的脉案、处方来看，同治应该是患天花而亡。

如此连精神寄托失去了，阿鲁特氏真是生无可恋了，最终绝食殉夫。

都说红颜多薄命，想不到阿鲁特氏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婆媳关系长期紧张，搞得身心俱疲，选择绝食结束短暂的一生，年仅22岁，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