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晓村书写“双城记”，重返成都、上海的旧时光

近日，由成都作家、编剧刘晓村创作的散文集《锦官月明海上花——成都上海双城记》（以下简称《双城记》）出版。中国国家话剧院编剧冯大庆说，“刘晓村笔下的成都，不同于李劼人的成都，她笔下的上海，也区别于张爱玲的上海。”在这册30余万字的散文集里，“锦官月明”和“海上花” 分别代表她关于两座城市的记忆。

图书封面/图据出版社

成都：摆龙门阵的含蓄男人和参观画展的泼辣女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毕业后的刘晓村在《星星》诗刊做编辑，在这里工作的5年时间，让她见到很多与诗歌有关的人和事，她把老编辑、画家、编剧们的往事记录下来。在《双城记》里，除了记录了刘晓村在成都生活的往事和旧人，还有她对城市的观察。

这不是刘晓村第一次写成都，但之前总是不满意。毕竟成都已经被大家从各个角度都描写过，也似乎比她写得更全面、深邃、透彻。直到离开成都多年后的某一天，“成都”找到了她，让这位成都女儿感到不得不提笔来写，成都“浮动在我的眼前……是我最为熟悉和牵挂的城市。”

图书内页/图据出版社

刘晓村书写成都男人，农耕文化带来的闲适之气，温润灵秀的乡土年深月久的滋养，让成都男人普遍性情柔和，行动不疾不徐，有时还给人以较为文弱的第一印象。她说，成都男人并非缺乏男子气，他们的性情普遍含蓄内敛，不那么外露。就像是苏轼“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训，深植在成都市民心底，无形中成为塑造他们品行的传统范式。

她说成都男人喜欢摆龙门阵，很会说笑话，也很会绕着圈儿地转（挤对）人。唇舌之乐是茶馆文化发达之地的必然配置。成都方言幽默生动，用词丰富，活灵活现，略有点痞，倒也不过分。

她写成都女人生活态度高调，不愿安于现状，有股想要改变什么的劲头。有北方人的豁朗劲儿，也具备南方人的圆融性。她们精力充沛，好管闲事，外表也许文静，内心其实泼辣：“成都女人时常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某个大型画展、某出交响音乐会、某类诗歌朗读会、某家时尚新潮的书店……她们或者表情高傲矜持，自觉与这种场地的档次很般配；或者东瞅西瞄，打量别的女人，暗中进行比较；或者叽叽喳喳地聊天，高声呼唤乱跑乱动的孩子……她们认为功夫在诗外，艺术活动重在参与。我在某个画展上亲见几个打扮时髦的女人，边啃麻辣兔丁边参观画展。”

上海：有常春藤、杂货店，没有张爱玲

1987年，刘晓村离开成都，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她乘坐绿皮火车，历经48小时翻山越岭，穿越无数个隧道，站在了上海火车站外广场上。乘坐113路公交车到乌鲁木齐北路，再步行一段路，到达上戏。她特意选了靠车窗的位置，为了“使劲”地观察上海。

公交车沿线一闪而过的建筑，大都是米黄和灰褐色系，造型古朴雅致，面目却带沧桑。哥特式建筑、罗马式建筑、新古典主义建筑、巴洛克式建筑、苏式风格和中西结合的楼房，并行不悖，毫不违和。这些石头建筑有着非常结实的外表，门楣上刻着启用的年份，很多都有半个多世纪的年龄。刘晓村尤其喜欢拐角处连接着两条街的圆弧形洋房，造型独特别致，圆融可爱。这样的楼房，成都没有。但是成都暑袜街的邮电局大楼也有百多年的历史，西式造型，大气硬朗，她常去那儿发信和买杂志，但它的转角也还是直角平面形。

图书封面/图据出版社

那时的上海，是怀旧还没有“热”的年代，没人提起张爱玲，也不知道“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大众标签是飞鸽自行车、回力球鞋、大白兔奶糖、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文化标签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巴金、叶辛、陈村、王安忆……在20岁的刘晓村眼中，行人稀少的武康路幽静又浪漫，戏剧学院所在的华山路去往武康路×××弄×号的沿途，有爬满常春藤的老洋房、神秘莫测的小院子、生活味道浓郁的杂货店，还有巴金先生所住的宅院。

对于现居北京的刘晓村而言，成都与上海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记忆。成都与上海的双城生活，于她也已是熟悉的陌生。但是，那些关于两座城市的记忆，也伴随着青春的酸涩与绵绵细密的情感——这是一位作家引人入胜的成长心路。如同中国国家话剧院剧作家石零所评价，阅读《双城记》仿佛跟着作者一起去旅行，得窥她的人生秘史，她驻足过的城市，身边的男男女女，春花秋月，岸柳堤杨，一切都似清风徐来，娱目悦耳。

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 实习编辑 毛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