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的前半生

王洪文最风光的时候，做到了党内第三的位置，鲜少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个“放猪娃”。
从农民到干部，他人生中几次最关键的身份转换都在前半生完成了。
若论家庭成分，王洪文称得上根正苗红。
1935年，他出生在长春市郊区开源屯，祖上世代务农，父亲王国胜淳朴憨直，是个再本分不过的贫农。
那个年代，人口还是地里最主要的生产力，为了能多种点粮食，家家户户都提倡多子多福。王国胜娶了妻子杨氏之后，一共生了5子1女，王洪文就是长子。

他出生的时机不太好，日军扶持的伪满洲国已有3年多的历史了，东北同胞饱受日寇的残酷剥削，仅“苦难”二字已不足以描述他们当时的生活。
王家自然也不例外，本就贫穷的他们过得更加艰难：
“那时候苦呀！生下来就没吃饱过，2岁多的时候病得快死了，其实不是病，是饿的！”
王洪文自己曾透露过，小时候饿到差点没气，父亲误认为他是生了大病，把他带到荒郊野外准备丢掉，后来见他胸中一口热气始终不散，这才捡了回来。
等到他4岁时，同村的孩子都启蒙了，他却连纸和笔都摸不上，更别提上学念书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时的王洪文除了做做家务，闲下来就和小伙伴们上山打鸟、下水摸鱼。

7岁时，他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当起了“放猪娃”。
他的姨母嫁给了当地的富户，家里养了好多头猪。反正都要雇人，姨父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就雇了王洪文来帮他放猪。
王洪文能在姨父家蹭饭，还能有工钱，并没有受到什么苛待。不过他实在太穷了，一年到头都穿着同一件又脏又破的衣服，姨父家的孩子见了，经常阴阳怪气地挖苦他。
看着他们衣着体面、伙食流油、能去私塾上学，王洪文心里非常羡慕。他虽没什么文化，但却心气极高，总是找机会偷偷识字念书。

某次他放完猪回来，看到姨父家的孩子正在看书，他没忍住凑近偷瞄了几眼，就被对方嘲笑说：“快看呐！放猪娃也想念书，也不看看配不配！”
王洪文没少忍受这样难听的话，他只默默憋在心里，或许后来他入伍之后拼命自学文化，抓紧一切机会向上爬，也有年少时憋屈得太狠的缘故。
王洪文内心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想做个光荣的子弟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王洪文的机会来了！
志愿军在东北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兵工作，王洪文报名后顺利入伍，在1951年入朝支援。

据战友回忆说，王洪文一开始是个通信兵，为人很机灵，每次都能完成任务。他能吃苦但也怕死，后来实在不想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去传信，就一直闹情绪申请去后方乐队吹小号。
王洪文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在朝鲜时没受过伤，还立下不少功劳。他很想往上爬，在部队里努力学习文化，上级见他表现好，还让他当了军官。
当他戴着大红花跟随队伍回国时，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王国胜病逝了，家里人怕影响打仗，直到他回国后才告诉他。王洪文跑去父亲坟前大哭了一场，发誓一定出人头地，好好照顾家中亲人。
可是等他回到部队，又一心从政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乡，期间只匆匆见了老母亲一面。
他的二弟王洪武说：“从大哥当兵离开到死，只与我见了两次。”

1956年秋，王洪文在家里休息了一段时间，就返回部队等待复员分配了。不久后他被分配到一个有着几千工人的大厂——上海国棉十七厂。
那时候的王洪文异常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既是党员，又是军官（副排级少尉），组织肯定能给他个官做做。
他从没想过，组织竟然会安排自己进厂做一个保全员。
王洪文十分失望，因为保全员是个需要技术含量的工种，说得好听是技工，说得不好听就是车间维修员。
“工”字不出头，王洪文满脑子都是升官发财，只想吃“政治饭”，做个能脱产的干部，而不是搞什么技术。
郁郁不得志的他开始消极怠工，日常除了耍嘴皮子功夫讨好领导，就只会流连烟酒和找人下棋。混了几年之后，他的技术仍旧停留在初级学徒的水平。

在这期间，王洪文还搞起了自由恋爱。他长得端正又文俊，很讨女员工的喜欢。一开始，他和工厂附近一家民办托儿所里的保育员小Z好上了。小Z的父亲在厂里做中层领导，家里分有房子。
然而小Z的父母觉得王洪文这个人太浮躁油滑，说什么也不同意他俩在一起。二人的感情告吹，王洪文又无缝衔接，立马和托儿所的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好上了。
崔根娣的父母也是厂里的员工，家里也分有住房。崔家父母也不看好这个小伙子，还曾用苏北话骂过他“小侉子”。可惜女儿像着了魔一样，执意要嫁给这个年轻人，二老最终还是捏着鼻子同意了婚事。
就这样，王洪文卷了铺盖，从员工宿舍搬进了崔根娣的新房。小两口婚后相处甜蜜，育有2子1女。
后来，王洪文被派去崇明岛开垦劳动，这可把他气坏了！
本来当了技工就很委屈，现在居然还要去种田！他觉得厂党委是在故意给他“穿小鞋”，于是再次消极怠工，每天都偷懒不干活，当时许多工友都用一句打油诗来形容他：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
在崇明，王洪文吃了不少海鲜，正事却没干几件。组织见他实在想当官，就打算把他留在那里当农场干部。

他吓得马上装病，声称阑尾炎犯了，死活都要回到上海。
1964年，在国棉十七厂做了8年工人的王洪文，总算厂部办公楼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因为转业军官的身份，他被任命为保卫科科员，此后又升任科长。
这意味着他将从普通工人转为编制干部，再小也是个“官”了。
从贫农到子弟兵，从军人到技工，再从技工到干部，复杂的身份转变成为王洪文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不久后，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侵袭了中华大陆，特殊年代的那场运动，让曾经的“放猪娃”成为了真正站在风口上迅速起飞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