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梁换柱：圆明园居然是传教士设计与建造？还成主流观点？

在中国，提到圆明园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然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对圆明园都是既熟悉又陌生，因为圆明园两次遭劫、被纵火劫掠后，早已满目疮痍，面目全非。

今天，我们试着来了解一下圆明园的历史以及背后隐藏着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自元朝始，便已有人在圆明园的位置（北京西北郊华家屯）上修建园林寺庙。康熙年间，在此修建畅春园。1707年，康熙将畅春园600余亩的土地赐予四子胤禛（雍正）。

胤禛（雍正）自称圆明居士，故将这片园林命名为“圆明园”，取义“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

“圆明”二字，“圆”是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则意味着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无缺。

雍正即位后，扩建圆明园并常居其中理政。后又经几朝皇帝促成，增长春园、绮春园，合属圆明园总管大臣管理。

所以，后世所谓的圆明园实际上包括圆明、长春、绮春三个大园，即“圆明三园”。

经过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五位皇帝长达150多年的经营扩建，前后耗费白银二亿余两，圆明园变成总面积达350公顷，占地5200多亩，规模宏大，建筑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比紫禁城还多4万多平方米的宏大园林建筑。

“1771年三月，重修岱庙拆下的14根楠木被解送到了圆明园。仅仅这一年，圆明、长春、熙春、绮春四园的添建工程便耗银33万余两。

帝国的商人们也主动或被动地为皇家园林捐献巨资：

1756年，两淮盐商程正可捐银100万两，其中25万两被拨给圆明园银库；

次年，两淮盐商黄源德又捐了100万两，乾隆下令把其中的30万两用来修建圆明园。”

圆明园设计精美绝伦，园内有汉白玉扶手、各色珐琅花瓶、青铜狮子等奇珍异宝，也有河海、崇山与琼楼玉宇等人工自然交错的景致，存放了大量的金银珠宝、文物古玩以及珍贵的字画书籍，被皇帝特称为“御园”。作为中国皇家园林的辉煌杰作，圆明园的盛名传至欧洲后，更被誉为“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

圆明园的中心名为“九洲清晏”，其九岛环列代表着“禹贡”九洲，象征国家的统一，政权集中。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全园的最高土山名叫“紫碧山房”，其所处方位与紫、碧为名的含义，就是代表昆仑山。整个园林无疑是宇宙范围的缩影——在他手上，帝国臻于巅峰，他自己亦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控”。

1743年，当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 Jean-Denis Attiret）来到圆明园时，他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王致诚（1738年来到中国，1768年去世，是乾隆的宫廷画家）对他们的（中国人）富于创造力的精神感到十分惊讶。

震惊之余，王致诚感慨地说道：

“这座乐园一定消耗了巨额资金。的确，没有哪个国家的君主能像中国皇帝那样，是这样巨大的一个国家的主人；或者能负担得起如此巨大的开支；或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

“它由许多不同的建筑物组成，彼此被巨大的庭院、树林和花园分隔开来，非常对称，也很好看。所有这些建筑的正面，都用镀金材料、油漆和绘画装饰，闪闪发光。房间内部陈设和装饰了从中国、印度甚至是欧洲，只要是能够得到的最美丽和最有价值的物品。”

在欧洲人对圆明园的描述中，第一部最有影响的，是一名法国耶稣会士的使者王致诚（ Jean-Denis Attiret）所写的一封著名书信。他于1738年来到中国，直到他1768年去世都是作为一名宫廷画家为乾隆皇帝服务。

1743年11月1日，在圆明园完工前夕，王致诚写了一封信寄给在巴黎的友人达索（M·d Assaut）。这封长信于1749年以书信集的形式在法国出版，成为欧洲最早描述圆明园的记录。

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的说法便出自此信。

王致诚在信中陈述：

“这令人钦佩的多样性不仅在整个楼房和景色的象征性方面存在，也在由此而来的被创作的不同部分存在。

第三个不能理解的因素，是一个完全的异域审美。”

“它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宫殿之一，它通过在一个美丽的山谷里或山顶的魔法突然成形。”

“这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园中的建筑造型，其美无与伦比……建筑与山石、花木之间的巧妙结合……景色之多不能一目看尽……一切都趣味高雅……可以长时间地游赏。”

他不仅一一记录了园中所见景物，还生动描绘了皇帝在圆明园的生活，例如春节在圆明园逛买卖街的情景。

王致诚还表示：

“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的楼房的式样。自从我来到中国，我的眼睛和鉴赏品位变得有点像中国人。”

法国作家雨果这样描述圆明园：

“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

“（圆明园是）理想与艺术的典范”。

法国将军蒙托邦曾说：

“在我们欧洲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来对比这座园林的奢华。”

圆明园鸿慈永祜复原图

众所周知，圆明园东北角有一处西洋楼。西洋楼全部景观建于清朝乾隆十年至二十四年(1745一1759年),前后历时十五年，占地80亩，大约占圆明园总面积的1.5%。
按照过去的说法，“西洋楼”是中国首次仿建欧式园林，是按照欧洲当时盛行的巴洛克风格修建的，用石料建造，外部充满雕刻装饰。宫殿之前有几处大的喷水池,四周植物是排列成行的大树,修剪整齐的绿篱,及鲜花组成的几何图案。

西洋楼总平面有如一把丁字尺。

尺子头在西边，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90米，自南往北主要建筑物有：线法桥、谐奇趣、蓄水楼、花园门、万花阵。

尺子身在东边，东西长约750米，南北宽约70米，自西往东主要建筑物有:养雀笼、方外观、竹亭、海晏堂、大水法、观水法、远浪观、线法山西门、线法山、线法山东门、方河、线法画。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西洋楼的喷水塔做成了中国佛塔的形状，用鸟兽形象代替了西方的裸体人像雕刻，一些石雕装饰上也用了一些中国的纹样。

整个西洋楼最宏大的建筑是海晏堂。

两层建筑共有34间，汉白玉阶梯直通二层，环抱着楼前大型喷水池。水从一个巨大的蓬壳里喷出，水池两侧各有六只兽首铸像，每隔两小时依次喷水一次，正午时，十二兽首会同时喷水。

海晏堂铜版画

正是因为圆明园存在一处西洋景观楼，就被西方渲染成了圆明园是由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和建造。此说法流传时间最长，也最为广泛。

提出这个说法的人是一名法国人，名叫莫里斯·亚当（Maurice Adam，汉文名字亚乐园）。

19世纪末，莫里斯·亚当在中国海关工作。期间，他多方收集整理有关圆明园的资料，并且亲自到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调查。长春园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园林，其北部就是著名的西洋楼。

根据《十八世纪耶稣会士所作圆明园工程考》，西洋楼建造之前没有施工图纸，只是由耶稣会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人绘制样稿，然后由圆明园如意馆的中国画师沈源、孙枯等人参与设计，再由中国工匠完成建造。

西洋楼只是圆明园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面积仅占圆明园的1.5%，显然并不能等同于圆明园。

除此之外，圆明园的其他建筑群主要是由本土的“样式雷家族”设计，并由中国工匠建造。所谓“样式雷家族”，是对清代世袭的宫廷建筑师雷氏家族的“荣誉称呼”。在200多年间，“样式雷家族”主持清朝皇家建筑设计，如紫禁城、皇陵、颐和园等等。

不仅如此，乾隆还亲自参与了西洋楼的整体工程设计。

1750年农历五月，乾隆命造办处将所需西洋物件开列清单，单列的大玻璃镜便用来作谐奇趣的装修和陈设；

九月，由皇商范清注携带两万两白银赴西洋采办；

十一月，乾隆更传旨把正楼平台上铜栏杆改作琉璃栏杆，水池泊岸上铜异兽交铸炉依照原样制作。

但是，莫里斯·亚当此人却故意以偏概全，在1936年出版的《圆明园：18世纪耶稣会士的建筑作品》书中，将整个圆明园视为“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建筑”，并在欧洲大力宣传。

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在给美国大学生写的《寻找现代中国》这本教科书中说道：

“乾隆任命耶稣会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去完成圆明园这座位于北京郊区，建立在湖滨公园的雄伟欧式夏宫。”

由是，圆明园在西方人的口中，设计者和建造者都变成了耶稣会传教士。时至今日，在长期的宣传下，这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

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参与初稿设计的传教士们把圆明园建筑的西洋楼形象，不断通过书信和铜版画图像的形式介绍、传播至西方，故意营造出一种西洋楼就是圆明园的全部、圆明园是传教士设计建造的假象。

谐奇趣铜版画

养雀笼铜版画

黄花阵迷宫：迷宫矮墙是砖制的，在迷宫四角种植了龙爪槐，在矮墙上种了绿植。

大水法铜版画

1977年，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以1786年原版铜版画为基础，1:1限量复刻，原画于乾隆五十一年，由伊兰泰作画，中国工匠雕刻，送法国制作铜版，陈设于圆明园西洋楼中。

蓄水楼南北各两座小型喷水池中的喷泉：

西面一座是两只猴子在树下捅马蜂窝，手中托印的造型，寓意“封侯挂印”；东面一座是一只猴子坐在假山上手执一把雨伞，名为“猴打伞”。

有意思的是，西方一直宣称圆明园（西洋楼）是属于巴洛克风格。

而巴洛克建筑是17～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和装饰风格。

一直以来，西方都宣称文艺复兴是（Renaissance）是指发生在14-16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也从未发生过。

根据诸玄识、董并生等学者的研究，“文艺复兴”是19世纪伪造和虚构的，因为法国学者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1855年的《法国历史》一书中才首次发明、并使用“文艺复兴”这一词语和概念。

而且，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发明的“文艺复兴”是特指法国（不是意大利），此后才被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于1860年在其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所提炼和确立的。

详见：从未存在的文艺复兴：击碎起源立柱、百科全才“达芬奇”，随着达芬奇的倒下，近代科学之父伽利略也必倒无疑

既然文艺复兴都是后世杜撰的，那么在这个虚无缥缈的基础上能发展出巴洛克建筑风格吗？？？

实际上，“巴洛克”该词来源于葡萄牙语Barroco，意思是一种不规则的珍珠。巴洛克作为一种风格，却一直是美术史家们有争论的问题。

巴洛克一词的原义，含有不整齐、扭曲、怪诞之意。

中世纪的"巴洛克"特指经院哲学中的教条"三段论",大航海时期葡萄牙人用于表述珠宝贸易中的"有瑕疵的珍珠",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又指不规范的放贷行为,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用于形容夸张与古怪的艺术现象。

直到19世纪后期，"巴洛克"才被规定为"艺术史"的概念之一。

经过详细考证，连哥特式建筑都被发现是后世的编造和杜撰，作为同类的巴洛克能逃得过穿凿附会的命运呢？

根据诸玄识和董并生先生的研究考证，欧洲历史上从来都不是拥有“独立建筑体系”的地区，其建筑风格来自于东方建筑文化西传和异化，印度、波斯、阿拉伯、塞尔柱、奥斯曼甚至中国等都对欧洲建筑产生过影响（以中国为例，15世纪之后抬梁式结构西传异化为西式桁架、中式坡屋顶西传异化为西式坡屋顶、中式宫廷建筑设计法则和形态比例西传被法国古典主义吸收等）。

在西欧14世纪才拥有铸铁技术之前，这些地区早已拥有制钢技术并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诞生了属于自己的建筑体系，随着历史上亚欧大陆无数次民族大西迁，这些地区的建筑技艺和文化也相继传入欧洲，但是近代以来，欧洲人抹去了东方建筑文化对自身的影响。

“哥特式”本是贬义词：哥特（Gothic）一词原指属于欧洲日耳曼部族的哥特人。在所谓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人们使用“哥特式”的概念来指称中世纪(5-15世纪)的艺术风格。

1775年《约翰逊博士词典》把“哥特人”定义为：未开化的和缺乏知识的野蛮人；中世纪或哥特时代是个文化荒漠，是原始和迷信（one not civilised, one deficient in general knowledge, a barbarian, and the medieval or Gothic age as a cultural wasteland, primitive and superstitious）。

从实际的历史情况来看，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不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都是在中国文化的照耀下发展起来的。此一过程被学术界形象地描述为“中国热”与“中国风”。

正如法国“文明的传教士”所反映的那样，法国曾经是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中心。

英、法“七年战争”之后，大英帝国从与法国争夺“中国风”主导权的方针，转变为否定“中国风”、标榜大英帝国“本土文化”的方针，于是大规模伪造历史，将本来属于中国文化的内容，改头换面、说成是英国本身固有的成分。

在这种情况下，不惜滥用本来就出于虚构的“哥特蛮族”概念，将其由原来的一个贬义词升级为内涵丰富的“欧风古韵”；再将原本属于 “中国风”的内容，伪装成“哥特式风格”，新鲜打造出炉、大肆宣传、招摇过市。这就是所谓“哥特式”文学和建筑之由来。

由于这种造假行为，难逃众人法眼，于是事后想出一个被称为“仿哥特式建筑”（Gothic Revival）的名词，以期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硬说“哥特式”与“哥特人”无关；本来不存在一个什么“哥特式建筑”，却硬要多此一举，发明一个“仿哥特式建筑”的名词。

其实，所谓的“仿哥特式建筑”并非什么“哥特式”建筑，其内涵主要是“中国风”建筑，只是在其粉墨登场之际做了手脚：对“中国风”建筑进行了局部改动，削尖顶部、戴上一顶“哥特式”的帽子。

这是“哥特建筑”的原型和典范（1760年代），而后经过长期的怪诞修饰、多元镶嵌和畸形发展，也就成了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建筑风格了。

所以，作为西方主流和传统的“哥特式”之来源，不是中世纪的欧洲，而是华夏传统，——它诞生于18世纪的“中国风”：钱伯斯爵士两次来华取经，沃波尔爵士三十年仿造。然后，经过一百多年的修改和普及，精益求精、画龙点睛，自成体系。

彼时，英国最重要的年轻建筑师钱伯斯曾经在广东居住过两年。他在1757年出版了《中国的建筑、家具、服装、器械及用品设计》一书。

不过，1757-1763年，他为肯特公爵扩建蔻园时建造的八角形中国宝塔，却是十层，而中国宝塔层数一般均为单数。也就是说，中国建筑所包含的传统内涵，欧洲人无从领会，他们常常进行的“创造性”改动，让这些建筑犹如玩物。

实际上，圆明园的建筑艺术风格，对欧洲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的信件在1747年汇编成《耶稣会士书信集》，刚于1749年在法国出版，就轰动了整个欧洲。

1752年，王致诚《中国第一园林特写》英译本出版。王致诚的书影响很大，导致欧洲上层许多达官贵人对圆明园非常青睐，纷纷当时的建筑师参考圆明园的建筑进行房屋设计，处处模仿中国园林，因此，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园林在乾隆年间开始走向世界，在欧洲风靡开来。

由是，欧洲开始学习园林艺术。

在英法等国争相仿造中国园林的过程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模仿得有点像，比如法国LIIe-Adam，Cassan公园的八角亭。因为中国皇家园林里有许多农业景观，所以在凡尔赛宫里出现了小特里阿农农舍这样的农业景观。

其中仿造得最好的，当属钱伯斯在英国伦敦郊外仿照广州六榕寺的六榕塔所建的邱园塔。

在18世纪的头二十年，德国皇帝在易北河上的匹灵堡建造了几座中国式宫殿；

1753年，瑞典国王为庆祝王后生日也建造了一座中国式木构建筑；

1765年，普鲁士王子建造了八角形中国式阁楼。

第一本向西欧介绍中国建筑的著作《中国的庙宇、凉亭及牌坊建筑》于1750年在伦敦出版，作者哈夫彭尼。虽然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建筑，但在1756年再版时增加了一些图样，与当初《旅游行纪》所刊登的中国风情画类似。

中国建筑对欧洲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美国观念史学家洛夫乔伊说：

“中国园林是欧洲浪漫主义的起源之一，它推动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转向。”

纵观西方建筑史，其东方起源一分为二：

（1）模仿奥斯曼伊斯兰的建筑伪造“古典风格”（希腊-罗马）；

（2）18世纪的浪漫主义，尤其是以沃波尔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抄袭“中国风”的内涵来伪造“哥特式”建筑，并从圆明园中汲取灵感，伪造了所谓的巴洛克风格。

彼时，黑暗的欧洲中世纪还处于原始宗教状态，是不具备独立发展建筑艺术的各项基础条件的。

详见：

百思不解的悖论：一边是苦无天日的黑暗中世纪，君主与民众都是文盲，一边却孕育了数不胜数的代表高等学识、高等教育的世界知名学府……

欧洲当时多落后？大清驻法公使著《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乾隆诗集在法国受热捧，耶稣会长承认西方音乐和乐器源自中国

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利用20世纪的数据，推算1800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个人平均所得。在他的统计数字中，亚洲整体上比西欧略为落后，但领先于整个欧洲，而中国则一直领先于西欧。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通过考察农业、运输业，人的寿命、出生率，以及资本积累和技术，来比较1800年之前的欧洲和亚洲社会，以反驳主流的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领先论”。

1856年，英法两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由向清政府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9月22日，钢枪铁炮之下，咸丰帝携妻儿及部分贵族官僚逃亡热河，其弟恭亲王奕留京谈判。10月6日晚上7点钟，法国军队抵达并攻占圆明园。次日，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内开始长达十余日的劫掠。

同年10月18日，早晨，英国军队分散成小股在圆明园内放火，无数宫殿、庙宇、亭榭及凉台付之一炬。英法联军洗劫焚毁为开端，圆明园历经了“火劫”、“木劫”、“石劫”、“土劫”等四次大劫难，逐渐沦为废墟。

有英国士兵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走出圆明园的大宫门，兴奋里带着一丝哀伤，回首望去，只见飞舞跳跃的火苗像一个个奇异的花环，点燃并吞噬了一扇扇大门……火舌呼啸，噼啪作响，仿佛在毁灭中歌唱。”

英国海军上校哈利·刘易斯·埃文斯（Harry Lewis Evans）在与家人的信件中，透露了1860年他跟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并参与洗劫圆明园的诸多细节。

“周四我参加了一个“毁烧圆明园”的狂欢活动。圆明园离我这儿大约有四英里，其中一部分优雅地坐落于山坡上，融入壮丽的山色中。不同于一切欧洲宫殿的风格，它由一大群散落山脚平原的楼阁组成，无边无际。

这些庙宇里满是绝美的青铜和珐琅，但实在太大太沉，搬不动……

我成功抢到了不少青铜和珐琅花瓶，还有一些极其精致、镶绣帝王黄绿龙纹的瓷杯与茶碟，但是它们太脆弱易碎了，我真害怕能否完好无损地把它们带回家。”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这位就是洗劫圆明园的指挥官之一，英国海军上校哈利·刘易斯·埃文斯（Harry Lewis Evans）。

他在此次掠夺中，抢到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稀有青铜器“虎鎣（yíng）。

西周青铜盛水器虎鎣（yíng）距今大约3000年，因器盖和出水口的老虎造型设计而得名。目前，“鎣”类青铜器全世界仅存七件。

哈利·刘易斯·埃文斯抢到虎鎣（yíng）后，将其藏于家中

2018年4月11日，“虎鎣”在英国肯特拍卖，连同哈利·刘易斯·埃文斯写给家人的信件也一同曝光。

这个强盗在信中写道：

10月25日……清军性格中的这一点很好啊是不是，他们释放的俘虏都未受虐待、毫发未损……我们发现我们的炮弹杀伤力十足。在某处方圆50码以内，就有不下18具尸体，伤员全都被运走……

他们的损失极为惨重。最终一面停战的旗帜被送来，剩下的堡垒也全被要求投降。

现在战争显然已经结束了。我估计过不了几个月，我们就该踏上回家的路了，我担心我没法在圣诞节前赶回家了......

北京现在已经几乎是我们的了，就在好几天前我们将要开火的时候，它的一个城门上向我们竖起了白旗……

第二天我们就要进入圆明园了……那里只留下了大约300个照看圆明园的仆人，和50人左右的卫兵，当然他们没尝试任何抵抗。

法国人搜刮了大量值钱的战利品，包括手表、钟表、皮大衣、丝绸等。霍普·格兰特将军号令用上所有能找到的推车，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回来。而所有这些宝贝都被现场拍卖掉，卖的钱作为奖励发给6号参战的部队，这些宝物售价高昂，最后的金额相当可观。

还发现了一大笔银锭和金锭，这些钱也会被分发给军队上下。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派发出去了。我预计自己能分到54镑。

40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再次火烧圆明园，残存的建筑也再次遭到掠夺。

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烧劫掠后，众多中式建筑几乎焚烧，只剩下一些主体石材为西洋楼的建筑遗迹。

清朝末年，一些西方学者如德国人奥尔末、法国人莫里斯·亚当、美国人甘博等，到西洋楼遗址游览，拍摄了不少照片。西方以此宣称圆明园里都是西洋楼、都是由耶稣会传教士设计建造。

所幸，研究圆明园的专家刘阳经过多年努力，收集了有关圆明园的老照片共400多张（拍摄年份从1873年到1940年，拍摄者中既有中国香港摄影师，也有德国摄影师以及法国人、瑞典人），可以让我们一睹圆明园被毁前的真容。

廓然大公规月桥

在老一辈研究圆明园的专家中，对顺木天这个建筑是否真实存在有着巨大争议。此前能找到的乾隆地盘图中，对于顺木天的记录就是一个圈，但这个圈究竟长什么样子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有专家认为它就是一个平台称不上亭子。刘阳收藏的老照片让人们对顺木天的外观一目了然，照片中清晰可见乾隆御笔“顺木天”三个字。

1900年12月26日拍摄的有关圆明园琉璃塔的一张老照片。1901年，该塔被毁，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后一张琉璃塔照片（刘阳收藏）。

清朝末年，每到周末或假日，西洋楼总会吸引一些西方人到此野游聚餐，刘阳收藏的其中一张照片就反映了当时一群西洋人在海晏堂北面聚餐的景象。

照片中除了西洋人，还有穿着中国服饰、梳着辫子的中国随从。

当时，洋人一般是提前从城里的中国馆子请好厨子和佣人，这些厨子和佣人会提前准备好食物，然后背到西洋楼伺候洋人用餐。

含经堂遗址

如今，曾经的万园之园也就剩下这些了。

满目疮痍，一片废墟。

这些残破的石柱孤独地伫立在那里，仿佛对前来的人凄苦低语，诉说着什么。

作为艺术与理想的典范，作为欧洲建筑史的东方来源之一，作为东方文明的集大成者，作为高度文明的象征，作为收藏无数华夏典籍的宝库，西方既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文化源自东方，那么，圆明园这个高度凝聚智慧与文明的象征就必须被毁灭，必须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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