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诸岛考古史

中国南海的主要岛屿有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西沙群岛等。从远古时代起，我国人民便在这里生产、生活和繁衍，在岛屿上留下了相关活动的遗迹和遗物；随着航海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我国船舶经常往返于这片广袤的海域，由于航海技术的局限和自然环境的艰险，一些船只在这里沉没了，南海水下留有诸多的沉船遗骸。 中国南海诸岛古代遗迹与遗物的考古发现大抵经历了零星发现与收集、科学调查与发掘、水下考古几个阶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海诸岛的古代遗物开始发现

1920年，西沙群岛珊瑚礁上发现被珊瑚包裹着的大量古钱币，其中最少的是王莽钱，最新最多的是永乐通宝。台湾省海洋研究所所长马廷英在论证《建造珊瑚礁所需的时间》时讲：这个珊瑚礁外部，受到猛烈的海浪的袭击，许多船只都在这里沉没过。听说远至台湾的渔民，都来这里掘取礁上埋藏的铜钱，这件事提示那个礁上埋存着无限宝藏。

1935年，国民政府海军部东沙群岛气象台台长方均，在东沙群岛马蹄礁珊瑚沙石凝结块上提取铜钱89枚，包括唐代以前的五铢钱，唐开元钱；北宋景祜元宝、皇宋通宝、南宋庆元通宝、咸淳元宝、元代至正通宝，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清代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光绪通宝等。关于大宗的宋代铜钱，研究者认为，由于五代之后，铜钱稀少而严禁流出，南宋后纸币流行，铜钱更少，一般平民手中存有的铜钱不多，更不能载运出口，而当时市舶司却可运载铜钱。所以这批宋钱是南宋官舶沉舟所遗留。

1945年至1946年，国民政府接收西沙群岛工作的同时还收集到1300余件文物。后来在广东省文献馆举行了西沙群岛物产展览会，广东省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王光玮教授展示了其采集的唐代开元通宝、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铜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南海诸岛考古发现，形式上，除渔民生产生活中的偶然发现外，也有科学考察人员在科考活动中的发现，还有政府工作人员的有意收集；地域上，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的诸多岛屿和岛礁；年代上，上可溯至汉代，中经唐宋，下迄明清；在遗物的废弃形式上，既包括沉船水下遗物，又包括岛上居民的生活遗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别强调了这些遗物对于说明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南海诸岛走访的人对岛上中国渔民建造的小庙多有记述

牧野在《西沙风光》中介绍：“在西沙群岛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用珊瑚石砌成的小庙。据渔民们说：在明朝的时候，我国住在海岛上的渔民经常到这里来捕鱼。为纪念这些渔民兄弟，他们就在这里建立了许多名叫‘兄弟公’的小庙”。贾化民在《西沙群岛归来》中记述：“永兴岛上现在还有渔民自己修建的两座庙，南面的叫做‘孤魂庙’，北面的叫做‘黄沙市（寺）’”。君奋在《西沙群岛见闻》中写到“在晋卿岛上我看到两个土地庙，上面刻着‘有求必应’，两个香炉，虽因年代久远有些残缺，但仍摆在庙前”。张振国在《南沙行》中记述：“太平岛与中业岛上，都有一座土地庙……中间供养着石质的土地神像，虽经多年风雨的侵蚀，而且剥杂模糊，而其雕塑的衣冠形式仍隐约可见，其南威、南钥、西月等岛均有类似小庙。”

这一时期发现的小庙建筑多设于岛屿的边缘，据供奉对象可以分为“土地庙”“娘娘庙”“（兄弟）孤魂庙”，在年代上多为明清两代，在区域上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广东省博物馆和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开始对南海诸岛有目的、有计划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金银岛海滩采集战国至明代陶瓷片（图片来源：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第9期）

1974年3月至5月开始的第一次调查发掘，调查的岛屿包括珊瑚岛、甘泉岛、金银岛、晋卿岛、琛航道、广金岛、全富岛、永兴岛、赵述岛、北岛、和五岛等，并在甘泉岛和金银岛做了考古试掘。在永兴岛、金银岛和北岛等地获得清康熙、雍正等朝江西景德镇民窑生产的青花五彩盘、青花龙纹盘等；比较重要的发现还有北礁礁盘的宋代青釉瓷罐和瓷洗、金银岛礁盘上的元代龙泉窑瓷盘和明代嘉靖青花龙凤纹盘、全富岛礁盘上的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福建德化窑青花瓷碗碟等。重点对琼海县渔民打捞的明代沉船遗物进行了整理，该沉船位于北礁东北角礁盘，经过1961、1971、1974年三次打捞，共获得500余公斤的历代铜钱和铜锭、铜镜、铜剑鞘、铅块等。铜钱有新莽大泉五十、东汉五铢、西魏五铢、唐开元通宝、南唐唐国通宝、后周周元通宝、北宋宋元通宝、圣宋元宝、南宋建炎通宝、咸淳元宝、辽大安元宝、金正隆元宝、元至元通宝、大义通宝、明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在这批铜钱中，以年代最晚的全新“永乐通宝”为主；一些元末明初铜钱的铸地和流行地区主要在长江流域，据此推测该船应是自江苏出发的郑和船队中的一只。本次调查还记录明代以后的小庙13座，其中琛航岛小庙内供奉一尊明代龙泉窑观音像；北岛小庙内有清代道光年间的德化窑青花瓷盆二只，刻有“视察纪念”、“大清光绪二十八年”碑文的残碑两块。甘泉岛的试掘共发现两个时期的考古遗存，一个是以青釉四系罐为代表的遗存，与广东韶关张九龄墓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属于唐代遗存；一个是以青白釉小口瓶、点彩瓶罐、四系小罐等为代表的遗存，与广州皇帝岗、潮安笔架山等广东沿海地区窑址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属于宋代遗存。这些器物因处在遗址的地层堆积中，并伴有铁锅残片，可以认为是岛上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具。

金银岛金沙庵及神主（图片来源：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第9期）

甘泉岛出土新石器时代陶网坠（图片来源：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第9期）

1975年3月至4月第二次调查发掘，工作的重点是对甘泉岛唐宋遗址再次发掘。发掘所获瓷器、铜器、铁器等遗物与第一次发掘相同。本次调查另一重大收获是在十余座岛屿、沙洲和礁盘上采集到瓷器标本数千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礁的南朝青釉六耳罐、青釉小杯（与韶关、英德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相同）、元代景德镇青花小罐盖；全富岛的产自福建的唐代至明代青釉瓷器、青白釉瓷器、宋代划花大盘；北岛的明代“宣德年造”、“嘉靖年制”青花碗；和五岛的清代早期景德镇民窑的青花加彩大罐、青花山水大瓶、青花罐盖；永兴岛的清代康熙景德镇民窑青花五彩瓷盘；珊瑚岛的盘心印有“祠堂瑞兴”文字的清代青花盘碗（与福建南普陀寺附近出土的“祠堂瑞珍”款瓷器关系密切）；南沙洲的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仿“成化年制”款青花碗（与广东平远采集的同类器相同）；南岛的产于福建的宋代青釉划花碗；清代德化窑青花云凤纹、云龙纹碗、晚清青花题字碗。此外，还在北礁发现明初郑和船队沉船的历代铜钱，包括秦代半两、唐代开元通宝、北宋太平通宝、南宋建炎通宝、金代正隆元宝、元代至大通宝、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在金银岛发现清代与庙宇建筑有关的石雕，石狮、石柱、石屋脊、石飞檐、石磨、石供器座等。

琛航岛出土明代青花粉盒（图片来源：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第9期）

这两次西沙群岛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成果表明，至少在南朝时期，我国广东内地的居民便已经驾船出海，在北礁留下日常生活用具。唐代至宋代，甘泉岛上有了长期定居的居民，他们使用与广东内地居民相同的生活用具，从事渔猎生产，留下大量的生活垃圾。到明清时期，西沙群岛日渐繁荣，明初郑和率领的船队等大量我国内地和沿海的官船和商船往来穿梭于南海水域；遍布岛屿的各类小庙祭奠那些不幸海上遇难的同胞，也为那些出海渔捞的亲人祈福；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所积累的航海经历记录在手抄的《水路簿》上；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在诸多岛屿上和礁盘、沙洲附近留下了大量产自广东、福建、江西的瓷器。

甘泉岛出土汉代铁铲（图片来源：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第9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中国大陆考古学家和中国台湾考古学家对中国南海诸岛进行了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调查试掘工作。中央民族学院王恒杰教授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做过三次考古调查。1991年5月至6月，对西沙群岛的永兴、石岛、中建、琛航、广金、金银、甘泉、珊瑚等岛的岛面、海滩及附近的礁盘进行调查。重大收获是在甘泉岛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这是由三件褐色夹砂陶陶瓮套接而成的瓮棺，以及瓮棺附近清理和采集的褐色夹砂陶甑、磨制有肩石器、磨制梯形石斧、磨制小石斧和泥质红陶网坠等。甘泉岛上采集到的战国至汉代遗物也是本次调查的一项重要收获，主要有轮制泥质灰陶弦纹水波纹瓮、泥质灰陶方格纹米字纹陶瓮、泥质桔黄陶弦纹罐等器残片、残铁铲等，这些遗物与广东珠三角地区及海南岛所出同类器相同。1992年5月至6月、1996年5月，两次对南沙群岛进行了考古学调查，从永登暗沙进入南沙群岛，最远抵达曾母暗沙。调查获得秦汉至明清历代标本主要有道明群礁、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的秦汉时期同心圆戳印纹、米字纹印纹硬陶瓮残片（与广东澄海龟山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相同）及汉代“五铢”钱。永登暗沙的唐代小口四系陶罐、南薰礁及附近的唐代“开元通宝”等。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滩的宋代龙泉窑、福建民窑瓷器残片、宋代熙宁重宝钱；皇路礁的熙宁重宝；福禄寺礁的元祐通宝、大德元宝钱；大现礁、南通礁和南薰礁及附近的宋元时期青花瓷器和青白瓷器残片。道明群礁的明代景德镇“大明年造”、“成化年制”青花碗；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滩、皇路礁和南通礁的明清时期广东民窑瓷器残片、清代嘉庆通宝、道光通宝、咸丰通宝钱和清代铁锚。

1995年3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仲玉到东沙岛做考古调查，在岛上发现了7处陶瓷片遗留的地点，并在其中的第6地点进行了考古试掘。该地点所获标本陶器有钵形器、束口瓮、砂锅、带柄罐、小瓶盖等，瓷器有青花小瓶、青花瓷碗、青花汤匙等，其中青花小瓶上有“同仁堂”、“平安散”印文，应为北京同仁堂盛药用瓶。另有铁钉、打火石、鸟、龟、贝等小动物遗骸，灶址和灰烬。该遗址为明末至清中叶之间我国居民在岛上生活的遗留。

甘泉岛采集战国陶瓮残片（图片来源：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第9期）

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西沙群岛所属的岛屿、沙洲和礁盘做了大量的地面和水下考古调查。1996年4月至5月，对西沙群岛所属的18座岛屿、4个沙洲和4个环礁进行了陆上和水下调查，共获各类标本1800余件，尤其是对中岛、中沙洲和西沙洲等以往未曾工作过的岛洲进行了调查。在所获标本中，珊瑚岛的青白釉小瓶、南岛的刻花瓷盘、金银岛的青釉注壶，与广州西村皇帝岗宋代窑址所出同类器相同；北礁水下打捞的青釉双鱼洗、圈足大盘等为元代龙泉窑产品；南沙洲发现的清代青花瓷器系产自广东地区、福建德化窑和江西景德镇民窑。

海南省文物考古部门还征集到大量渔民在北礁、珊瑚岛附近打捞出的大量历代遗物。主要有新莽大泉五十、东汉五铢、唐代开元通宝、北宋太平通宝、南宋建炎通宝、金代正隆元宝、元代至大通宝、明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数万枚钱币；产自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窑场的宋代青白釉瓷器、元代青釉瓷器和明清青花瓷器等；清代粤闽沿海移居东南亚的华人运往海外修建庙宇的石柱、石板、石条、石飞檐等石雕和石建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南海的水下考古工作开始，主要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会同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的

1996年，对西沙群岛的浪花礁、华光礁、珊瑚岛、北礁等岛礁进行了水下文物调查，打捞出500多件文物标本。其中北礁水下打捞出的青釉双鱼洗、圈足大盘和凹底盆等为元代龙泉窑产品。

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以北礁为主要工作地点，并在华光礁和银屿做了调查和试掘工作，共发现五代、宋、元、明、清各代水下文物遗存13处，共获得出水文物标本1500余件。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共出水沉船遗物849件，瓷器以青白瓷居多，有碗、盘、碟、盏托、执壶、瓶、盖罐、器盖、粉盒等，为宋代福建泉州地区德化窑、南安窑和江西景德镇湖田窑的产品；青瓷次之，有碗、大盘、瓶、执壶、钵、小口罐等，为宋代福建泉州、闽北和晋江磁灶窑的产品；酱褐釉器最少，有小口瓶、小口罐和军持等，也是福建晋江磁灶窑的产品。该遗址应是由宋代福建沿海出发的商贸船遗留，承装的货物以当地民窑生产瓷器为主。北礁3号沉船遗址共采集150余件标本，主要是瓷器，均为青花瓷，有碗、盘、碟、罐、器盖等，个别碗底见有“大明万历年制”款，是明代晚期漳州窑的产品。北礁1号沉船遗址共发现标本50余件，均为瓷器。青花瓷的器形只有盘和碗两种，且有汉字押章，与福建德化、安溪等地清代晚期窑址产品相同；青白瓷的器形有碗、小杯、执壶等，青瓷的器形有大盘、小罐等。银屿1号遗物点共采集出水标本81件，青瓷器为主，有碗、盘、洗、罐、盒等，多为元代龙泉窑产品；少量青白瓷，只碟一种，与福建泉州地区宋代窑址器物相同或相似。

2007年和2008年，再次对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进行发掘。本次发掘发现了华光礁1号沉船船体，该船是我国目前在远海发现的第一艘古代船体，保存较好，结构基本清晰，残长20米，宽约6米，舷深3—4米，排水量大于60吨，船体覆盖面积约180平方米。出水标本近万件，绝大部分为陶瓷器，另有少量铜器、铁器和木器，与第一次发掘出水遗物相同。 2010年4月，对西沙群岛海域永乐群岛诸岛礁进行水下文物普查，包括华光礁、北礁、盘石屿、银屿、石屿、珊瑚岛等岛礁，还调查了宣德群岛的赵述岛、浪花礁，调查了42 处水下文化遗存，新发现遗址32 处。本次普查工作的重要收获：一是在北礁海域调查的27 处遗址中，新发现地点达19 处，包括了3 处沉船遗址和15 处水下遗物点。二是出水了大量北宋、南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标本，产地包括著名的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漳州窑，以及潮州窑、奇石窑、闽清窑、磁灶窑、安溪窑、华安窑等闽广地区的窑场。尤为重要的是，石屿2 号沉船遗址发现的典型元代青花瓷器，器类有碗、杯、瓶、罐等。三是在几处清代中晚期沉船遗址中，均有大量石质建筑构件。四是发现3 处铜钱遗存地点，有北宋皇宋通宝、天圣元宝和明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

历年考古发现揭示南海诸岛的历史

甘泉岛出土新石器时代石斧（图片来源：王恒杰《西沙群岛的考古调查》，《考古》1992年第9期）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便已登上西沙群岛的甘泉岛，他们使用梯形石斧、有肩石器和红陶网坠从事渔猎生产，使用陶甑、陶瓮从事日常生活，组合多件陶瓮作为葬具下葬死者。至战国秦汉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再度登上甘泉岛，并远足南沙群岛的道明群礁、郑和群礁及太平岛礁等岛礁，他们使用轮制泥质陶瓮、陶罐作为日常生活用具，这些陶器的器表装饰繁缛，有弦纹、水波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等；他们不但以铁制品作为生产工具，还携带有五铢铜钱。到南朝时期，西沙群岛的北礁和甘泉岛都发现有与广东粤北地区相同的青釉六耳罐、青釉小杯等生活用具。到唐代，甘泉岛上更是有了永久性的定居居民，从唐代到宋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留下了各类青釉和青白釉瓷器生活用具，铁刀、铁凿等生产工具，以及鸟骨和螺壳等生活垃圾，包含各类遗存的文化堆积厚达数十公分，而这些遗物表现出他们与广东东沿海地区的密切联系。进入宋代，南海海域呈现繁荣景象，一艘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从广东和福建等地的沿海港口出发，驶经南海水域，从事远洋贸易。船上的货物大多是产自东南沿海地区的瓷器，主要产自广东西村窑、潮安窑、福建德化窑、南安窑、晋江磁灶窑、闽清窑、安溪窑、漳州窑等，另外还有江西景德镇民窑、景德镇湖田窑和浙江龙泉窑的产品。这些商船同时还装载大量货币，沉没在北礁东北角礁盘的明代初年沉船，不但装载大量全新的明初“永乐通宝”，还包括自新莽“大泉五十”至元末陈友谅“大义通宝”等历代货币。这些出航的船只因遇风浪连人带货一同倾覆在南海水域，包括排水量大于60吨的华光礁1号宋代沉船，可能自江苏出发的郑和船队的北礁明代官船，运送建材的金银岛清代民船。经由南海水域的海上陶瓷贸易，兴于宋，经由元，至明清不衰。明清时期，南海水域还呈现出繁荣的渔捞景象，居住在广东、福建沿海和海南岛以及南海诸岛上的我国渔民，都在这里从事捕鱼生产。为纪念那些海上罹难的渔民兄弟，诸多岛屿上都建有抚慰他们灵魂的 “（兄弟）孤魂庙”和祈求“海不扬波”的“土地庙”、“娘娘庙”。渔民们也将长期的海上经历所积累的经验记录在《水路簿》上。

大量的考古证据表明，我国大陆居民是最先来到南海诸岛的先民，他们在这里劳动、商贸和生活，历经数千年，延绵不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南海水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海。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2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