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刘亚楼临终前向妻子翟云英道一遗愿，翟云英：我不同意！

前言

“亚楼，我来看你了！”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陵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手捧鲜花，来到刘亚楼将军的灵前，轻声说道。

老人的脚步很轻，她把鲜花放在灵前，掏出手帕，轻轻拂去骨灰盒上的纤尘，就像从前为凯旋的丈夫拂去戎装上的征尘那样，然后默默凝视着那张熟悉的遗像。

没错，这位老人就是开国上将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时至今日，刘亚楼已经走了24年了，每年清明，翟云英都会到这里来看看丈夫，回忆过去的点滴……

“做一个军人的妻子是要吃很多的苦哟”

1945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里，在中共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家的小客厅里，坐着一个端庄秀丽的姑娘。她有些紧张，因为王书记待会儿要给她介绍一位陌生的男子。

门外响起了停车声和脚步声，房门开处，中共大连市长和一位高大的军人跨了进来。

紧接着，王西萍热情地为双方作起了介绍。

“小翟，这位是刘亚楼同志，刚从苏联回来，你是半个苏联人，你们有缘分呢。”

“这位是翟云英同志，我们县的妇女代表，一位十分能干的女将。”

“你好，翟云英同志”，说着，刘亚楼大大方方地向姑娘伸出了结实有力的大手。

翟云英抬起头，恰好撞上一双炯炯有神正注视着自己的眼睛，胸口跟着突突地跳个不停。她伸出自己的手，两只手刚一接触，翟云英脸上瞬间飞起两朵红云，羞怯地低下了头。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时间不算太长，可刘亚楼却给翟云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谈吐不凡、威武潇洒、精力充沛，颇有大将风度。

几天后，在王西萍的精心安排下，翟云英和刘亚楼又一次见面了。

这次，翟云英明显不再像上次那样羞涩了，她安静地坐在一边，一双大眼睛注视着刘亚楼。

“小翟，日本人虽然投降了，但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我是个军人，要上前线打仗，打仗是要流血，要死人的哟”，刘亚楼委婉地说道。

“这我知道，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的。我的爸爸就是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牺牲的……”

接着，翟云英向刘亚楼简单述说了她的家事。

翟云英的父亲翟凤岐是中国人，年轻时因为贫困和饥饿到俄国谋生，在那里，他结识了苏联女工安娜，她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两个不同国籍的青年结成了伉俪，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1929年，翟凤岐携妻儿回大连探亲，当时正值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尖锐之时。

在妻子的支持下，翟凤岐毅然留在祖国，来往于工人贫民之间，投身在革命的洪流中。

不幸的是，翟凤岐的活动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说着说着，翟云英的声音逐渐哽咽，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小翟，你知道么，做一个军人的妻子是要吃很多苦的哟。”

“我不怕苦，能吃苦，什么苦都能吃。”

谈话间，两个人的心贴得越来越近，刘亚楼觉得时机成熟，便向姑娘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刘亚楼当时35岁，结过两次婚，而翟云英当时只有18岁，正值豆蔻年华，他们的结合难免会引起人们的议论。

虽然翟云英不在乎这种世俗偏见，可她的母亲却对这件事保留了意见，她坚持要先见一见刘亚楼再说。

一天晚上，刘亚楼敲开了安娜家的大门。看着眼前这位身着苏军制服的年轻人，安娜似乎找到一丝当年翟凤岐的身影。

刘亚楼一进门，就拉住了安娜的手，一句“妈妈莎”让安娜感动不已——自从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之后，她几乎就没有再见过懂俄文的。

安娜伸出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握住刘亚楼的手，说：“今天见了你我感觉放心了，我的女儿能嫁给你，我很高兴，希望你们以后能永远相爱。”

刘亚楼回答说：“请妈妈莎放心吧，我喜欢云英，以后绝不会亏待她的。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今后，您老人家就是我的亲妈妈，我和云英一定让您过上好日子。”

在听过刘亚楼的身世和遭遇后，安娜的眼睛湿润了，他相信女儿的选择，也相信自己的眼睛，欣然应允了这门婚事。

1947年，在韩光同志的主持下，刘亚楼和翟云英举办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我有三件事没做好，请你帮我做完，好吗？”

建国后，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为中国的空军事业操劳。

刘亚楼很少在办公室坐着，他仍旧像战争年代那样，对待工作事必躬亲，经常把自己累得疲惫不堪，家里人很难找到他的影子。

刘亚楼把他的满腔热情都投入到了工作上，把心贴在飞机上。有一次，翟云英生病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刘亚楼只是叫工作人员送去了两箱苹果。

医院的医生问翟云英：“你家爱人这么长时间不来看你，他的心是不是飞了？”

翟云英笑了笑，开玩笑地回答说：“是啊，他的心飞了，飞到天上了，我多么渴望他能成功地腾飞啊！”

刘亚楼的工作总是超负荷运转，对他来说星期天似乎只是个摆设，他手上总是有忙不完的军务，总是有看不完的文件，和开不完的会。

渐渐的，身边的人惊奇地发现，刘亚楼原本微胖的脸庞开始一圈圈变小，从半润变到干枯，到后来又变成了菜青色。

翟云英也发现了这一点，看着丈夫变成了这幅模样，她忍不住心疼地抱怨起来：“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子，还要不要命啊？”

面对妻子的“牢骚”，刘亚楼笑笑说：“没办法哦，实在是太忙了！”

“忙，忙，忙，人家忙也不能休息吗？”

刘亚楼深情地说：“谁叫我是司令员呢？司令员这个称呼，就意味着要比别人担更重的担子！”

1965年初春的一天，刘亚楼昏倒在办公室里，等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发现他手里还抓着电话，大家连忙把他抬到了医院。

诊断结果并不乐观，医生告诉刘亚楼，他患的是肝症，得知这个消息后，刘亚楼对医生说：“我现在相当于是判了死刑的人，没什么别的愿望，就想再见见亲人。”

听了这话，医生问他：“首长要见谁啊？”

刘亚楼回答说：“我的妻子阿英。”

刘亚楼肝症的检查结果是晚期，翟云英得知这个消息后哭红了眼睛。刘亚楼见妻子这副模样，便对她说：“不能这样，你要坚强一点，阿英。”

紧接着，刘亚楼把妻子叫到了床边，一边用手抚摩着她的脸，一边声音哽咽地讲：“阿英，我们一起生活快20年了，你跟着我受苦了，你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从心底里感谢你！”

听着丈夫的话，翟云英心里越发不是滋味，连忙说：“你别这么说，是我没有做好。”

刘亚楼摆摆手，继续说道：“阿英，如果说这些年我为党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一定和你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现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说到这里，刘亚楼停顿了一下，握住妻子的手，嘱咐道：“你不要难过，死是客观规律，这是谁都违背不了的。”

显然，刘亚楼是在交代着自己的后事，翟云英忍不住地哭出了声。

刘亚楼为妻子擦干眼泪，安慰着说：“我过去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经历了长征，我在法西斯前线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我能活到今天。可我现在不仅看到了革命胜利，还看到人民空军一天比一天壮大，看到祖国越来越富强，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紧接着，刘亚楼翻了翻身子，脸上跟着露出愧疚的神色，他对妻子说：“不过，在我的这个家里，我还是有三件事没有做好，请你帮我做完，好吗？”

刘亚楼握住妻子的手更紧了，他交代说：“第一件事，希望你把孩子抚养大，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二件事，希望你好好赡养我的老父亲，能够为他养老送终；第三件事，请你一定帮安娜妈妈找到她失散的亲人，我在这件事上很对不住她，请她能谅解我。”

最后，刘亚楼深情地望着妻子，郑重地说：“阿英，我对你的希望只有一点，我走以后，希望你做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做一个像高尔基笔下所写的‘大写的人’。”

听了丈夫的话，翟云英瞬间泪流满面，她的心情十分悲痛，牢牢把丈夫的话刻在了心里。

“亚楼，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请你放心吧！”

翟云英和刘亚楼结为夫妻后，她的母亲安娜非常思念她在俄国的亲人。

为此，翟云英不止一次对丈夫讲过：“妈妈十分渴望同亲人团聚，你去苏联访问的时候，帮妈妈打听一下她失散的亲人。我的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不管，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办理一下。”

可是，每次翟云英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刘亚楼总是说：“我怎么能在国事活动中处理家事呢？”

正因如此，刘亚楼始终没能帮安娜妈妈完成她的心愿，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只好将这件事情嘱咐给妻子。

丈夫去世后，翟云英说：“刘亚楼是个苦命人，呕心沥血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一点享受。

那三件事不仅仅是他交给我的任务，我怎么会不明白，把革命后代的子女培养成才，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为他的父亲养老送终，也是做儿媳妇应该尽的义务。至于第三件事，帮安娜妈妈找到失散的亲人，我当然也会去做，但我应当把前面两件事看得更重一些。”

刘亚楼英年早逝，在55岁的时候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丈夫的离开对翟云英来说是巨大的痛苦，这让38岁的她不得不开始守着孤寂过日子。

其实，在刘亚楼临终前，为了妻子的未来着想，曾劝她改嫁。然而，面对丈夫的“好意”，翟云英坚定地说：“我不愿意！”

就像刘亚楼希望的那样，翟云英是个坚强的女性。

丈夫去世后，中年丧偶的翟云英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但她没有消沉，她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三个孩子和两位老人身上，认真地执行丈夫临终前对她的嘱托。

翟云英默默地操持着家庭，在她的精心抚养下，三个孩子一个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另外两个也都成为了军队干部。

翟云英尽心培养她和刘亚楼的孩子，对刘亚楼的父亲也是照顾有加，按时寄钱，从不间断，并且在老人去世的时候，带着孩子为他送了终。

前两件事都做完成了，只剩下了第三件事，虽然费了许多周折，但是这件事完成得非常漂亮。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渐趋好转之时，翟云英马上请求苏联红十字会，希望他们帮助查找亲人的下落。根据翟云英提供的伊万沃诺出生证，终于等到了回信。

这是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写信的人称自己有个姑姑嫁了个中国人，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她的音讯了。收到这封信后，翟云英高兴坏了，为保险起见，又回了一封信。

翟云英在信中提到，当时母亲安娜回中国的时候，曾和舅舅照过相，询问他们家里有没有这张合影。很快，照片和信就一起寄过来了。

看到这张照片，安娜的眼睛闪射出一抹亮光：没错，就是这张照片！天大的喜讯让她一时间泪如泉涌。多少年过去了，上一次的分别恍如隔世。

舅舅早在1937年辞世，表哥一家还健在，得知亲人还在世的消息后，翟云英母女俩欣喜万分。

转眼间，就到了1989年。这一年，翟云英在北京迎来了表哥、表嫂，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

翟云英终于找回了安娜妈妈失散了的亲人，亲人重逢时，翟云英泪如泉涌，而安娜也终于在阔别60年之后和亲人团聚，了却了她一直以来的心愿。天大的兴奋与激动，让年迈的安娜脑子有些糊涂了，一会儿把侄儿错认作哥哥，一会儿又拉着侄媳的手叫嫂嫂。

图 | 经过60年的期盼，翟云英（右四）赴俄罗斯与表哥一家合影

时隔24年之后，翟云英在丈夫墓前，深情地说：“亚楼，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你交代我办的事情，我都办完了，你要我做到的，我也做到了，请你放心吧！”

此时此刻，翟云英凝视着丈夫的遗容，照片上的刘亚楼笑了，那是信任的笑，欣慰的笑，满意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