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清代资深督抚陈宏谋，其刑名法律思想有何与众不同？

作为一代理学名臣、治世能臣以及资深督抚——陈宏谋的影响纵跨18、19、20世纪并被推崇至今，有学者认为陈宏谋形象经历了18世纪当朝能吏、19世纪革新家政治榜样、20世纪道德文化典范的递嬗。

陈宏谋（1696—1771）

总督、巡抚是清代国家治理的封疆大吏。陈宏谋是清朝历史上担任督抚时间最长、调任次数最多、官声最高的官员。作为统揽钱粮、刑名要务的地方大员，陈宏谋具体而微的法律思想包括理讼审断要“耐烦劳”“息忿怒”，并且反对淹禁滥禁等。然而对于集理学名臣、治世疆臣一身的陈宏谋而言，考察其刑名法律思想，宜更进一步基于其教民养民的理学经世思想及行政实践的高度。不仅于此，身处18世纪康乾盛世的陈宏谋，作为地方大员，其关注的领域业已从传统意义上的钱粮、刑名两大要务，渐次拓展到粮、河、漕、盐等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典型代表。

久任封疆的仕宦经历及其广泛影响

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今桂林临桂区）人， 原名弘谋，后为避“弘历”名讳而自请改名“宏谋”。生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雍正元年（1723）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尚书、大学士等职，从政40余年。其中，从乾隆六年至二十八年（1741—1763）一直寄任封疆，历官十二省、居督抚二十一任：四次巡抚陕西，二次巡抚湖南、江苏，巡抚甘肃、江西、河南、福建等省各一次，总督两广、两湖、两江、陕甘各一次，宦迹半天下，是清朝历史上担任督抚时间最长、调任次数最多、官声最高的官员。乾隆三十六年（1771）卒，谥号“文恭”。宦游之余著述颇丰，撰辑刊书达四十多种、千卷之多，有《纲鉴正史约》《课士直解》《甲子纪元》《大学衍义辑要》《培远堂文集》《三通序目》《培远堂文录》《湖南通志》《五种遗规》等流传于世，被誉为“岭南儒宗”“太平宰相”理学名臣”。

《清史稿》有陈宏谋列传，称誉他“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307）。乾隆帝在其御赐墓志铭中也赞誉有加，“原任大学士陈宏谋，老成敦朴，才品端方，中外宣劳，恪勤素著”（王锺翰点校：《清史列传》卷18）。作为一代理学名臣、治世能臣以及资深督抚——陈宏谋的影响纵跨18、19、20世纪并被推崇至今，有学者认为陈宏谋形象经历了18世纪当朝能吏、19世纪革新家政治榜样、20世纪道德文化典范的递嬗。

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更是认为陈宏谋是18世纪清帝国最有影响的汉族官员、盛清时代的缩影、地方官员的典范，并专门著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一书，以陈宏谋为中心探讨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及其经世实践，认为陈宏谋关于人和社会认识的基本点，与欧洲启蒙时期的许多欧洲学者十分相似，其思想与实践所涉及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也是当时欧洲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从而使其影响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陈宏谋”。

陈宏谋教民养民实践下的刑名法律思想

理讼审断须“耐烦劳”

陈宏谋对明代嘉靖朝进士、户部尚书耿定向所编《耐烦说》很是欣赏，认为居官首当“耐烦”，这一功夫甚至在“清廉”的要求之上，并特意将《耐烦说》收入《从政遗规》。在任陕西巡抚期间专门颁布《申饬官箴檄》，明确提出官员为民父母首先须“耐烦劳”，事事须躬身处理，因之“每日所事非关百姓身家性命，即关地方风俗人心”，故而居官不能不烦劳、不得不烦劳，知县等亲民之官尤当如此：

看案而耐烦劳，则原委透明；审事而耐烦劳，则虚实可办；立谳而耐烦劳，则供看明确切；检验而耐烦劳，则尸伤明确，后来案无疑窦；鞫囚而耐烦劳，则反复研讯，不事刑求，真情可得；批词而耐烦劳，则批断切中，小民不致守候再告；禀复而耐烦劳，则确切对针，不致答非所问；踏勘而耐烦劳，则界址分明，堂审则更有把握；佥票而耐烦劳，则票内字句轻重，名目多寡，俱有斟酌。胥役不能朦混，而里民免无端之惊扰，绝意外之株连。（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35）

总之，只有为官者“耐一时之烦劳”，才能使“百姓受无穷之福泽”，反之若厌一时之若烦劳，则百姓受无穷之扰累。陈宏谋在巡抚各地的司法、行政实践中，每至一处对各种刑名事务往往不厌其烦，“必究人心风俗之得失，及民间利害当兴革者，分条勾考，次第举行”，对地方情形了然于胸。

与此相应，他对官吏审断因循、推诿等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巡抚江苏时曾严厉指出当地吏治民生亟待解决的积弊，尤其是因循导致的讼案长期延宕不结，“江苏吏治颇有因循之病，一事到官迁延不结，穷者守候失业，富者营求荡产”（陈宏谋：《陈文恭公手札节要》卷上），实力督查整饬。同时，他也深知一己之力无力从根源上遏制官场恶习，唯有秉持“每处一地、临一事，即就其地，悉心讲求，以其稍有裨益”（陈宏谋：《陈文恭公手札节要》卷上）的心态，设身处地为百姓多做实事。每到一地，即命属下对所有旧案进行彻底清查，按月及时办理。遇有新案则随手办理，不使迁延积压。

理讼审断当“息忿怒”

陈宏谋反复告诫属下办案时切记要息忿怒。为官者即使心平气和，审理词讼案件也难免发生“下情难悉，处置失当”之事。假如以忿怒之心审断，很可能是除了依靠刑讯逼供外别无他法，当事人即使有冤情也难以申诉，事后觉知但冤狱已成后悔莫及。更兼时有“唯恐官之不忿不怒”的吏役兴风作浪，“阴肆其毒，激官怒而倒持其柄”，故而再三强调官长“能息一分忿怒，即昭一分平允，以此临民，庶几无过”（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35）。由此认为，牧民之官在断案用刑时， 切不可感情用事，“亦惟有就事论事，平心静气，秉公持正，久后自有公论”。正如其在《从政遗规》中专门收录《居官格言》，特别强调听讼审断要“息忿”，“听讼凡觉有一分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时，待心和气平，从头再问。未能治人之顽，先当平己之忿。”（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下）

这一点与雍正朝得力干将、河南巡抚田文镜的主张大同小异。田文镜在其政书《抚豫宣化录》中谈到，披阅各地刑名案件时，官员经常提到“连拶不承”“屡经夹讯”等语，而细查犯证供词却多有前后矛盾之处。究其根源，总因承审官员粗浮（类似于“耐不得烦劳”）, 案件未审之前不肯细阅卷宗，临审之际又不肯耐心驳诘，肝火上升，怒从中发，颐指气使，以至不顾堂下人犯死活。因此叮嘱各地父母官日后无论审理大小案件，各个环节均须耐得烦劳，平息忿怒，如其所言“务宜秉公，细心体鞠，勿得酷法严刑，草菅民命”（《抚豫宣化录》卷3上）。考诸种种政书、官箴书，居官当“耐烦”更是普遍共识。如清代康乾之际袁守定《图民录》卷首专门有“耐烦”一则，特别强调“居是职者，无他谬巧，只耐烦便了一切”（袁守定：《图民录》卷1）

监牢不得滥禁淹禁

清代监牢并非正式刑罚，而是从正式审判定罪到最终执行之前的临时羁押之所，却常有无良吏役以此为利薮，滥禁、淹禁犯证人等多有发生，牢房内外条件恶劣兼之胥吏虐待，常有监毙现象发生，对此各级官吏惧怕处分，往往以人犯系因病正常死亡蒙混了事。

陈宏谋对殊为痛恨，如其所言“监狱之设，专为羁禁罪犯。应禁罪犯不可砍，纵亦不可凌虐。至于不应禁而禁，是谓滥禁。可以保释而仍久禁，是谓淹禁，皆属有干功令”（陈宏谋：《湖南巡抚任清查监狱檄》）。儒家出身的陈宏谋常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严格整顿刑狱。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对管狱官吏作出严格规定，否则随时究处。凡遇人犯进监，不得索取规礼。对积恶大盗自应严加防范，然而衣食所需不许借名克扣，枷锁等项不许非刑吊拷。对于轻罪人犯，不能非礼凌虐、滥用刑拷；犯人患病时要小心看管，不得挟嫌隐匿。如系女犯则另设女牢分别管禁，不得任人凌辱。为严格贯彻上述条规，特设专门登记监狱犯人的清册，册内载明监狱环境、刑具种类、犯人入监事由、犯人数目、生活待遇等项，下发给各州县，要求每年如实填报上交，以便查阅。如有相关上级官员往来经过不时稽查，以防管狱官吏凌虐之弊（陈宏谋：《江苏按察使任严禁监狱诸弊谕》）。

从刑名法律到教民养民

以上三个方面是陈宏谋具体而微的刑名法律思想。有学者将其归结为礼治思想（强调知行合一、礼主刑辅）、德治思想（教化和民生）以及人治思想（官吏自律和举用贤人）等三个方面，自然不无道理。从刑名司法与地方行政的互动角度而言，洞察阐发陈宏谋的刑名思想，更宜站在其教民养民的理学经世思想及其行政实践的高度。

如其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所言，“盗贼起于贫穷，贫穷起于无业”，深刻认识到安民与富民之间的辩证关系，安民必先富民，只有使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安定，政治才能清明。进而，明确提出“牧民之道，不过教养二端”。其中，“教民”之道尤为重要，“为政以教化为先”，并且在众多著述中表现出教化百姓、化民成俗的强烈使命感，具体行政实践包括积极倡建学校、设计教学大纲、编制教材，力行书院义学、广发书籍等等，以厚植民风民俗。他为什么特别强调教化为本呢？儒家经典《论语·为政》开宗明义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而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因此清代康乾时期的《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等，均把“厚风俗”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除了基于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政治理念，陈宏谋也深信百姓本质上有道德、有理性，因而是可以教育引导的（【美】罗威廉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第584—591页）。

而“养民”之道在于兴修水利、劝谕垦种、劝谕养蚕、力行社仓等等，每年多种几亩田地，多收几石粮食，是为穷民资生之计，遇有荒歉亦可未雨绸缪。并且，认为教民要最终落实到养民上，两者在行政实践中往往密不可分，如1744—1745年期间他在陕西等省开展“兴除”运动清理地方积弊，文化因素（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婚丧仪式等等）和物质因素（耕作体系、社仓、灌溉设施等）同样受到高度重视，皆是实现良俗善治社会的重要途径（【美】罗威廉著：《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第585—586页）。另外，他主张“以官养民，不如以民养民；藏富于官，不如藏富于民”（陈宏谋：《陈文恭公手札节要》卷上），将其当做为官治政的最高境界。为此，在几十年的督抚生涯中躬行力行。每到一地，无论时间长短、条件好坏，陈宏谋常能“以民心为己心，视官事如家事”，从当地实际出发，对水利、农桑、河防、矿产、运输等与民生有关之事热心考察、悉心策划，不避艰辛，积极改善黎民百姓生活条件。

从钱粮刑名要务到18世纪经世学派

以上不难发现，陈宏谋作为地方大员关注的领域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钱粮、刑名两大要务，拓展到国计民生粮、河、漕、盐等方方面面。在担任福建巡抚期间，陈宏谋将“地方官所必应办理之事”归结为三十条左右一体知照：

曰田赋，曰地丁，曰粮米，曰田功，曰粮价，曰垦殖，曰物产，曰仓储，曰社谷，曰生计，曰钱法，曰杂税，曰食盐，曰街市，曰桥路，曰河海，曰城垣，曰官署，曰防兵，曰坛庙，曰文风，曰民俗，曰乡约，曰氏族，曰命盗，曰词讼，曰军流，曰匪类，曰邪教（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20）。

不独陈宏谋如此，18世纪的名臣如孙嘉淦、李绂、陈宏谋、鄂尔泰、舒赫德、方观承、刘统勋等诸家皆被晚清中兴名臣张之洞誉为“经济之显著者”。近代经世学先驱魏源，更是将18世纪以官僚为主体的经世奏疏与文章编辑成书，直接命名《皇朝经世文编》。当代清史学者刘凤云将这一群体称为“18世纪的技术官僚”，认为他们的技术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源于官僚生涯的历练，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政务与技术在官僚身上的统一，正是这样一个精英群体将18世纪的中国推向了“盛世”。尽管学界对“盛世”的说法存有异议，然而技术官僚的作用却并非有名无实。清史学者高王凌更将其定义为“18世纪经世学派”，他们以康乾时期的地方督抚大员为主体，数量庞大，其行政实践按照《皇朝经世文编·户政》的标准，涉及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等各个领域。不同于明末清初的在野思想家，18世纪具有鲜明经世特征的地方督抚有职有权，直接面对国家或地方治理的现实问题，并以此为己任谋求正本清源之道。资深督抚陈宏谋作为“18世纪经世学派”的典型代表，其基于养民爱民的治理思想与行政实践，已然超越单纯刑名法律思想与实践的窒碍，对于当下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多有启示意义和镜鉴价值。（作者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公民与法》（综合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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