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是政治“富贵病”？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身份之所以出现，首先是由于人真正的内在自我有别于社会规则规范的外部世界，且外部世界对内在自我的价值或尊严不予恰当承认。”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一书中，将这种情感称为“怨恨”。日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庞金友等学者围绕“身份何以重要，何以成危机”的主题展开了探讨。

在庞金友看来，身份政治是当代西方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是“西方民主的高阶困境”，堪称是一种政治“富贵病”。任剑涛也认为，这是“西方内部的问题浮现出来”的结果，源于“谁来主导契约型社会”的提问，这一问题带来了身份的重新辨认和争夺，人的身份不只阶级一种，种种身份叠加，矛盾重重。此外，福山曾在旧作里提出过“对尊严的热望”，意味着身份政治有着强烈的灵魂深处的动力，任剑涛由此指出，身份政治是无法化解的，“最多只能降解”。

身份政治是当前的时代症候，各个群体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与尊重，但身份政治的兴起也导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诉求日益缺少公约数，福山因而认为，这是一条让社会更加碎片化的不归路。庞金友认同这一看法，激进、极端、不妥协、不协商的身份属性可能加剧政治极化的倾向。

01 阶级身份代替一切？

任剑涛在活动上指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写作完成之后发现，欧美没有强有力的外部敌人（当下可能有变化，先且不表），然而西方内部的问题浮现出来了。在《信任》中，福山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家庭的破裂、犯罪率的陡然提升等，社会失序严重；而后，他撰写《大断裂》一书，试图从人类本性的角度探讨社会秩序的重建问题——可以说，福山对身份政治的解释，要放到他关注现代问题的脉络中来理解。

在社会内部，人们要如何对身份进行辨认？在马克思主义广泛影响西方社会之后，阶级分析成为主流方法，但问题在于，阶级身份是否可以成为一切社会身份的代替？并非如此。任剑涛认为“福山其实也掉在了这个陷阱里”，福山在分析中东问题时预设了阶级身份的极端重要性，他说，“这条唤醒信息本该给阶级，却因为可怕的投递失误被送给了民族。”

福山看到，有一种身份就可以有种种身份，性别、种族、民族、宗教等等都浮现出来。任剑涛将这种状况形容为“自由主义的个体自我和群体之间缝隙越来越大”，而群体身份却是混杂的。举例来说，黑人与黑人不同，“大多数在美国社会出人头地的黑人都来自西印度群岛，来自非洲的黑人大部分没有向上流动的渠道。”他认为，阶级身份、肤色身份、宗教身份种种因素叠加，导致身份政治成为“无以化解的政治形态”。

02 “灵魂深处的动力”驱动身份政治

除了社会政治导致“一种身份到多种身份或无限身份的裂变”，关于导致身份政治“无以化解”，任剑涛引用福山对人的哲学的理解和分析指出，身份政治的另一重原因在于“灵魂深处的动力”。

在福山笔下，灵魂有“三要素”——欲望、理性与激情。激情要素分为优越的激情（想要被视为高人一等的欲望）和平等的激情（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尊重的欲望）。在福山眼中，优越激情的问题在于，每当有人/民族/国家被视为高等，就有更多人/民族/国家被视为低等，价值得不到承认；而我们也的确愿意赞美某类成就显赫者，比如伟大的运动员、音乐家，但许多社会荣誉并非源自出类拔萃，而是出于社会习俗，当有名不副实的情况出现，人们就会感到不满。

而平等激情的问题在于，对平等承认的渴求容易滑向要求承认所属群体高人一等。庞金友认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宗教派别等都属于此类。不仅如此，有些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比其他活动更能赢得尊重，“没有哪个社群会不尊敬因公殉职的士兵警察，反而景仰临阵脱逃的懦夫、出卖社群的奸人，”如果承认每个人的价值平等，那么就不能承认某种意义上确实高人一等的人的价值。

“现代民主的兴起，就是优越激情逐渐被平等激情取代的历史：只承认少数精英的社会被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取代。”福山写道，驱动当代身份政治的，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对平等承认的追求。庞金友看到，身份认同暗含的激情逻辑和传统政治倡导的理性逻辑形成巨大对冲，如福山所说：“各种被身份意识所点燃的政治激情，如同一场飓风，将一艘艘本来沿着启蒙理性道路前进的船只吹得七零八落、纷纷偏航。”

03 用信条构建“我们”

在庞金友看来，身份政治暗含激情的生成逻辑，容易引发怨恨政治，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也与身份议题纠葛交织。他引述亨廷顿的话称：“最有可能破坏政治稳定的团队，不是穷得绝望的穷人，而是觉得相对于其他群体正在丧失自身地位的中产阶级。”自视为中产阶级的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多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也更容易动员。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让他们理应受到尊重，他们知道自己不在经济金字塔顶端，但也为不贫困、不靠政府养活而自豪。中产阶级不认为自己是边缘群体，基本认为自己是民族身份的核心，但当前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不断萎缩，美国中产甚至日渐消失。“最稳定、最温和的中产阶级的衰败和式微，迈向极端的政治极化只是早晚的事。”

另一方面，受新技术革命推动的新媒体和社交平台也在为身份政治的碎片化、原子化推波助澜。庞金友在活动上提到，“后真相”政治的流行带来了问题。如今，相较于事实和真相，人们更倾向于信任自己的感觉、情绪和情感；主观倾向加上“智能推送”等技术，受众个人的偏见越来越得到强化。广泛普及的社交平台和网络更是为相近立场的人群提供沟通便利，容易强化极端群体的封闭性、激进性和极端性。

身份政治是如此“无法化解”，又可能拥有潜在的破坏力，面对这一困局，我们是否束手无策？任剑涛称，在今天，身份政治的问题已经不是挑战契约政治，“而是自身面临困局”，即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求同的矛盾”——种种有着不同身份的人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之中，他们该如何相处？

在任剑涛看来，福山“总是把问题和分析问题放得很大，解决问题谈得很少而且谈得很粗犷”。在书中，针对身份政治，福山提出了一个方案，即重建信条国家以及对普遍身份的认可，用“基于对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来构建“我们”。显然，身份政治转向公民政治，也并不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