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Photograph by Leo Erken / Laif / Redux

　　2022年8月30日，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去世。

　　戈尔巴乔夫因其对苏联的改革被记住，那么他在苏联发起的究竟是怎样的改革？

　　在《战后欧洲史》的第三卷，托尼·朱特在“旧秩序的终结”一章中写到戈尔巴乔夫。

　　戈氏上任后发现，要让党改革经济，就必须先改革自己。他鼓励公共讨论，打破领导层对信息的垄断，让不同政见者说话，逐渐松绑出版审查。但他的改革又是一种“控制型”的改革，无意触及体系的核心。不过，戈氏所做出的成就也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他用党的总书记这一职位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从内部摘除了党的专政。他的改革不仅改变了苏联，也影响了整个东欧的历史进程。对此，托尼·朱特评价：“回顾那段历史，人们禁不住会想，他崛起的时机真是巧不可言——正当苏联整个体系开始动摇之际，出现了一位洞察到这一点的领导人，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走出帝国的战略。难道真的是‘时间一到，主角也到’？也许吧。”

　　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妻子赖莎说），1985年3月

　　契尔年科的继任者，就是于1985年3月11日正式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于1931年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41岁时入选苏共中央。而仅仅13年后，他已经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仅比前任苏共总书记年轻20岁，甚至比除了克林顿之外的所有美国总统都年轻。他的快速崛起得益于安德罗波夫的鼓励和提携，而且被广泛地看作一位改革者。

　　是改革者，但绝不是激进分子。他是一位十足的政党官员，在党内一路攀升，从1956年起任斯塔夫罗波尔共青团第一书记，到担任地区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再到1970年入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他体现出了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很多思想情结：从来不公开批评党或党的政策，深受1956年匈牙利事件意义的影响并为之激动，在赫鲁晓夫时代被打倒，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压制和惯性力量深感失望。

　　 1966年在东德参观养猪场的戈尔巴乔夫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古典型改革派共产党人。因此，50年代初他在莫斯科大学法学院时与姆莱纳尔成为好友就不仅仅是巧合了，后者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但就像他那一代人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一样，戈尔巴乔夫首先是一位共产党人，然后才是一位改革家。正如他1986年2月在接受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采访时解释的那样，列宁式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一直是一种纯粹的、没有被污染过的理想。那斯大林主义呢？“只不过是由共产主义的对手拼凑起来、用以大规模对苏联和社会主义从整体上进行污损的概念而已。”

　　毫无疑问，作为苏共总书记，是应该这样说话的，即使是在1986年。但是戈尔巴乔夫肯定也是相信这句话的，而且他发动的改革从意愿上说也是有意识地在走列宁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路线。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许在意识形态上比他的几位前任更加严肃。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若是英国人，一定投托利党一票。”戈尔巴乔夫最喜欢的外国政治家是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发觉冈萨雷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与自己的想法最为接近。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

　　戈尔巴乔夫所怀有的希望的强烈程度，最确切地反映了在苏联国内反对力量的缺失。党造成的混乱，只有党自己才能清理。幸运的是，党现在选出的这位领导人既有精力，更有足够的从政经验来做出这种努力。对于一位高级苏联官僚来说，戈尔巴乔夫受教育的程度好得出奇，而且阅读也十分广泛。除此之外，他还本能地体现出列宁所拥有的一种素质：为了达到目的，愿意牺牲自己的理想做出妥协。

　　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困难是尽人皆知的。在70年代时，他曾周游西欧，那一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起，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就有意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死气沉沉的苏联经济、繁冗的高层机构盘根错节的低效率和腐败进行大修。外债在稳步上升。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到1986年时，苏联最大的出口商品石油收入已经从70年代最高的307亿美元回落。到1989年时，外债达到了540亿美元。整个70年代，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增长，现在更是处于萎缩状态。过去，苏联的经济产出还只是质量上的落后，而现在，则连数量上也不够了。专断的计划经济目标、各种地方反复出现的物资短缺、供给瓶颈，以及物价和市场指标的缺失，使人们丧失了所有的主动性。

　　六七十年代苏联街头自己修车的人 图源：网络

　　正如匈牙利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倡导的那样，在这样的体制下进行“改革”的出发点，是在定价和决策上的非中央化。但这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除了波罗的海三国外，苏联几乎没有任何人有独立从事农业和推行市场经济的第一手经验，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制造商品，该如何定价，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找买主。即使在1986年颁了《个体劳动活动法》允许进行有限的（即小规模的）私营企业后，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办企业，这实在令人吃惊。3年后，整个苏联2.9亿人口中，也才只有区区30万商人。

　　此外，所有即将进行改革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如果经济改革从决策的非中央化开始，或者首先给当地企业以自主权，不再听命于远在天边的中央，那么生产者、经营者和商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功能呢？从短期来说，物资短缺情况和供应瓶颈只会加剧，而不是减缓，因为每个人都会退回到过去的区域自足型经济，甚至就在当地从事以物易物的经济。另一方面，“市场”并不是一声令下就会有的。而且在一个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被批透批臭的社会，“市场”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政治风险（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本人都一直避免提及市场经济，甚至在此之后也仅仅使用“社会主义市场”这一提法）。

　　改革的本能就是妥协，即试着从上至下创建几家有特权的企业，解除它们的官僚主义束缚，并为它们提供可靠的原材料供应及熟练工人。有人提出理由说，这是为了向其他那些相似的企业树立一种成功的、可以赢利的榜样。这样做的目标，是实行可以控制的现代化，逐渐过渡到按供需关系定价和生产。但因为运作前提有问题，即当局通过行政命令创建高效企业，这种方法已经先天注定是无法成功的。

　　通过将紧缺资源提供给少数农场、作坊、工厂或企业，确实可以打造出几家可行的、可以赢利的单位，但这只是暂时的和抽象意义上的，而且还必须提供大量的补贴，并付出让其他不受宠的企业饿死的代价。其结果是更为严重的扭曲现象和更大的挫折。另外，农场经营者和各地厂长们也不知道风向会如何变化，总是担心中央计划的成规还会再度回头，因此无论有什么物资都会囤积起来，以免中央计划经济的控制再度套紧。

　　对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来说，这一套他们早就见识过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自1921年以来，苏联的每次改革都有着相同的开始，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最终熄火。严肃的经济改革意味着放松或放弃管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现在却不仅从一开始起就加剧了问题，而且还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失控了。但是共产主义就是依赖于管控的。的确，共产主义就是管控，对经济的管控，对知识的管控，对运动、意见以及对人的管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正如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布痕瓦尔德对年轻的豪尔赫·塞布伦所说的那样，“就是永远双脚先落地的艺术和技巧”。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要在与苏联经济角力的过程中双脚先落地，就必须接受苏联的经济之谜无法孤立地解决的事实。但这只是症状之一，真正的问题还广泛得多。在指令性经济中，通过政治和机构进行控制，正是苏联这个国家那些有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在，那些如疾病般出现在某地的可笑情况，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腐败，也正是他们权力的源泉。要让党来改革经济，它首先就必须改革自己。

　　这同样算不上什么新鲜观点。列宁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那些周期性的清洗，正是这种似曾相识的阻力的典型性表现。但时代已经变了。此时的苏联，无论如何进行压制，也无论如何落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嗜杀成性的极权暴政国家。得益于赫鲁晓夫里程碑式的住房改革，大多数苏联家庭现在都拥有了自己的公寓房。尽管这些租金低廉的房屋外观难看，效用也很差，但毕竟给普通人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私密性和安全感。这是他们的前辈们享受不到的，他们再也不再暴露在告密者的注视之下，再也不用被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出卖给当局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怖时代已经结束。而且至少对于戈尔巴乔夫这代人来说，回到过去那种大规模逮捕和党内清洗的时代也已经不可想象了。

　　为了打破党组织的壁垒，推进经济改革计划，这位总书记以“公开性”为突破口，即官方鼓励对一些精心限制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通过让人民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改革，提高人民的期望值，戈尔巴乔夫将制造一种杠杆，这样他自己和支持者们就可以化解官员们对自己计划的反对。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计划，也是进行改革的专制者们常用的。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官方公开性的紧迫需求来自于1986年4月26日的那次灾难性事件。

　　那一天凌晨1点23分，位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电厂四台石墨反应堆中的一台爆炸了，1.2亿居里的放射性物质被排入大气。这一数字比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还要高一百多倍。原子辐射尘埃向西北方向进入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远到达威尔士和瑞典，共有500万人暴露在其危害之下。除了造成30名抢险工人当场死亡外，另有3万人日后死于切尔诺贝利核辐射造成的各种并发症，包括邻近地区居民中的2 000多例甲状腺癌。

　　切尔诺贝利附近废弃村庄中的邮局

　　© Darmon Richter / FUEL Publishing

　　切尔诺贝利并不是苏联的第一次环境灾难。1957年，乌拉尔山中叶卡捷琳堡附近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的一处秘密研究基地的核废料库爆炸，对一片8公里宽、100公里长的区域造成污染。另有7 600万立方米的核废料被倒入乌拉尔河系统，造成长达数十年的污染，先后共有1万人被撤离，23个村庄被清除。车里雅宾斯克的反应堆是1948—1951年间使用苦力建造的，属于苏联的第一代核设施。

　　切尔诺贝利禁区的 "普里皮亚特 "标志

　　© Darmon Richter / FUEL Publishing

　　其他相同级别规模的人为环境灾难，还有贝加尔湖的污染、咸海的毁灭，向北冰洋和巴伦支海倾倒和丢弃数十万吨废弃的海军舰船及其核物质，以及在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地区形成的面积相当于意大利那么大的、因生产镍制品而形成的二氧化硫污染区。以上事例和其他一些生态灾难，既是漠不关心、管理不善以及苏联实行的对自然资源野蛮的“砍烧耕作法”的直接后果，也是那种保密文化的产物。即使车里雅宾斯克40公里处爆炸地点几公里外就有一座大城市，官方竟也数十年秘而不宣。也就是在这座城市，1979年曾因市中心一座生物武器工厂泄漏而造成数百人染上炭疽热死亡。

　　对内部人士而言，苏联核反应堆的问题是广为人知的。1982年和1984年的两份克格勃报告曾警告过设备（由南斯拉夫提供）“质量低劣”，切尔诺贝利的第三和第四两台核反应堆也存在问题（1986年爆炸的正是后者）。正像上述情报一直被隐匿不报、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一样，苏联领导人对“4·26爆炸”的第一本能反应仍然是装聋作哑。毕竟，当时整个国家还有14座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电厂在运行。莫斯科第一次承认有不幸事件发生时，已经过去整整4天了，而且也仅仅是两句话的官方公告。

　　但切尔诺贝利事件想再保守秘密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苏联自己无力处理灾难造成的损毁，戈尔巴乔夫于两周后被迫首次发表公开声明，部分地承认了这一事件，并呼吁国外援助，特别是专业人员。就这样，戈尔巴乔夫的同胞们第一次公开意识到官员的无能和对生命和健康的冷漠到了何种程度。同样，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迫承认国家的问题严重到了何种程度。对这次灾难和随后的掩盖企图需要负责的那些人所体现出来的愚蠢、欺骗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当作对苏联价值观的曲解而加以原谅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这正是苏联的价值观。

　　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改变了手法。在这年12月，世界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结束了在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的软禁生活，这预示着次年将有大量苏联政治犯被释放。出版审查也松绑了。1987年，瓦西里·格罗斯曼久久不能出版的《生命与命运》面世了。而仅仅在26年前，党的意识形态主管苏斯洛夫还曾预言说该书“两三个世纪”都不可能出版。警察也接到命令，停止对国外电台的干扰。这位苏共总书记还借用1987年1月在苏共中央举行电视采访时讲话的机会，使这一事件成为更具有包容性的民主。他就这样当着党内保守分子的面，对全体国民讲话。

　　 作者: [俄罗斯] 瓦西里·格罗斯曼 译者: 力冈

　　 出版:理想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

　　到1987年时，每10个苏联家庭中已经有9个以上拥有电视机，而戈尔巴乔夫的手法一开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通过开辟公开渠道，对国家的弊病进行半公开的讨论，通过打破领导阶层对信息的垄断，迫使整个党跟着他出牌，也使得体系内部至今保持沉默的改革者们站出来说话，并给他们以支持。在1987—1988年间，这位苏共总书记创造了一种需要变革的民意基础，几乎到了连他自己都无法左右的地步。

　　大量非正式组织也涌现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1987年于莫斯科数学研究所创立的“改革俱乐部”。该俱乐部又成立了一个名为“纪念”的组织，其成员致力于“让人们记住斯大林时代的死难者”。一开始，他们都惊奇于自己居然没给处死，毕竟苏联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随后，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组织迅速扩大。到1988年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开始主要来自党外，来自这个国家新近出现的公众舆论。

　　真实的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目标的逻辑性，以及他在实践中呼吁全国民众反对他在党内的对手的决定，已经改变了改革的方向。他一开始是一位党内的改革者，现在已经渐渐成了一位要对党进行改革的人，至少是试图绕过党内阻碍改革的力量。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首次在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警告说，如果党不支持改革，就将失去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在1988年6月党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了进行改革和给出版审查松绑的承诺，并呼吁准备在次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公开（也就是有竞争性的）选举。1988年10月，他将几个主要的持反对意见的人降了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加乔夫这位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他的人。同时，他还自己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即国家元首），取代了最后一位老资格人物葛罗米柯。在党内，他的身后还有一股反对力量。但在全国，他的声望已经达到了顶点。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继续前进的原因，而且实际上除了继续向前，他已经别无选择。

　　1989年5月和6月间的选举，多少算得上是苏联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这不是一次多党派选举（多党派选举要到1993年才出现，那时苏联早已不再存在），结果是预定好的，很多席位保留给了党内候选人，而且不允许党内竞争，但是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了很多独立的和批评的声音。选举进程对大约1亿观众转播，萨哈罗夫等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已日益失去公众信任的党的特权）也没有被置之不理，虽然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乐意。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正在流失。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人民代表大会将于次年2月正式进行投票，从苏联宪法中删除关键性的第六条，即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

　　对1985—1989年苏联国内形势剧变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戈尔巴乔夫及其新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主导的重大外交政策变革。从一开始起，戈尔巴乔夫就决心给苏联减负，尤其是繁重的军备累赘。上台还不满1个月，他就停止了导弹部署，并提出举行无条件的核武器谈判。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将核武库减少一半。1986年5月，在与里根于日内瓦进行了一次意外成功的“峰会”（这是史无前例的5次会谈中的第一次）之后，戈尔巴乔夫同意只要有助于谈判，可以将美国的“前沿武器系统”从战略武器谈判中排出。

　　第二次峰会于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就核裁军达成协议，但却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1987年末，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起草了一份《中程核武器条约》，并于次年签字认可。这份条约全盘接受了里根早些时候提出的“零选择”提议，等于让苏联承认了欧洲的核战争是无法打赢的。而且，这份条约还成了1990年签订的另一份更为重要的条约的前奏，对欧洲大陆上常规军力的存在和运转都做了严格的限制。

　　1986年的里根与戈尔巴乔夫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让步自然成了里根的胜利。因此，对于主张“零和游戏”的冷战专家们来说，这也是莫斯科的失败。但对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巩固住稳定的国际环境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为他赢得了在国内进行改革的时间和支持。而这一连串会谈和协议的重要意义在于，苏联承认在国外搞军事对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作用甚微。就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访问法国时被表述为“意识形态”并非制定外交政策的恰当依据。

　　这些观点反映出，他正在接受新一代苏联外交事务专家们的建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同事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认识到，通过精心计算的让步，苏联同样可以对外交关系进行控制，而不是搞毫无结果的对抗。相对于国内面对的无法处理的问题而言，外交政策是戈尔巴乔夫可以直接施加控制的一个领域，因此，他也希望最先在这一方面取得效果。况且，苏联对外关系中严格的超级大国纲领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他对西欧关系的重视并不比对美国少。他经常访问西欧国家，并与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德国总理科尔和英国首相撒切尔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撒切尔对戈氏“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的评价，一时成为名言）。

　　确实，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欧洲政治家，欧洲问题具有优先性。他对结束军备竞赛和停止囤积核武器的强调，与其将苏联定位为角色鲜明的欧洲国家的新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1987年宣称：“军备应该削减到足以应付严格防御目的即可的水平。华约和北约都应该修订一下自己的战略概念了，要更多地转向防御目的。‘欧洲家庭’内的任何一间屋子都有权保护自己不受盗贼侵犯，但前提是不能毁坏邻居的财产。”

　　本着同样的精神，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从阿富汗抽身的紧迫性。他在1986年2月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将阿富汗称为苏联“流血的伤口”。5个月之后，他宣布撤出6 000名苏军士兵，并于同年11月完成重新部署。按照于日内瓦在两个超级大国保证下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订的协议，苏军从1988年5月开始撤离阿富汗，最后一名红军士兵于1989年2月15日撤出。

　　1980年1月14日，苏军进入侵阿富汗不久，喀布尔Pulicharkhi监狱就交由人民民主党接管，大批犯人在监狱外等待转移。摄影：法新社/Hans Paul

　　现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富汗战争非但没有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如果苏联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民族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它自己造成的：发明出臣服的“诸民族”，并划拨给它们地区或者加盟共和国的，正是列宁和他的继任者们。莫斯科曾经鼓励在各个民族的城区或“首都”建立一些机构和知识界团体，也就是在那些50年前从未听说过何为民族、何为国家的地方。在高加索地区和其他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们基本上是从该地区占主导的民族中挑选的。为了牢牢掌握自己的封地，不难理解这些人会去认同“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在中央机关出现裂痕的时候。因各地管理者保护自身利益的急迫心情而造成的离心力作用，使党正在造成分裂。

　　对于这一进程，戈尔巴乔夫似乎还没有完全看明白。他在1987年对全党说：“同志们，我们可以真的说一声，对我国来说，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也许，对于自己的话，他也不完全相信。但是，他肯定觉得中央的控制稍稍放松一点儿，长期的怨忿稍稍缓和一点儿（比如说在被放逐亚洲数十年后，克里米亚鞑靼人终于被允许重返家园），就足够了。苏联地域广大，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鄂霍次克海，拥有100多个民族，相互间不满已久。过去不敢出声，现在由于鼓励公开性，怨忿之声四起。对于这样一个大陆帝国，戈尔巴乔夫此举严重失算了。

　　对于苏联帝国广阔疆域的边缘地区发出的自治要求，戈尔巴乔夫反应不足并不令人奇怪。我们早已看到，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改革派共产党人”，尽管是一个很不一般的“改革派共产党人”。他对变革和更新的要求抱有同情心，但却不愿意去进攻这个体系的核心原则，因为他就是在这个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就像很多在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一样，他真的相信进步的唯一道路就是回归列宁主义“原则”。也许列宁的事业本身就有错误这样的念头一直离他很遥远。直到1990年，他才最终批准在国内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公开批评列宁的作家的作品。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在新近发现的材料中有一种官方容忍流行音乐的声音，其中的那种无法模仿的论调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早期目标精髓的最好例证。1986年10月的《真理报》这样表述道：“摇滚乐也有其存在的权利，但它必须有优美的曲调、有意义，而且演奏也要有水平。”戈尔巴乔夫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曲调优美、有意义而且演奏也有水平的共产主义。必要的改革可以进行，适当的自由也可以允许，但并不是可以毫无节制地颁发许可证。一直到1988年2月之前，对于独立出版商和印刷业，政府一直在进行坚决的打压。

　　电影《盛夏》剧照

　　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最令人不解的一点，就是他们总是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目的，以为可以改革体制的某些方面，而不触及其他方面，包括引进市场激励机制却保持中央计划控制，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却保持党对真理的垄断等。但是部分改革，或是对某一方面孤立地进行改革，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控制下的多元化”或“社会主义市场”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至于共产党可以一方面维持“领导地位”，一方面摘除七十余载绝对权力产生的病理赘生物的想法，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某种天真。在专政体制下，权力是不可分享的，放弃部分就终将失去全部。将近400年前，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对此的理解要比戈尔巴乔夫好得多。当苏格兰圣公会成员们对主教们的既定权力提出抗议时，他干脆地回绝道：“无主教，便无国王。”

　　最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控制型革命被其自身引发的大规模矛盾扫荡得干干净净。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道：“自然，未能成功地将整个改革进程置于我初衷的框架内让我感到很不安。”但初衷与框架并不是兼容的。一旦那些起维持作用的支撑物，比如新闻审查、控制和镇压等等都被撤除掉了，那么，苏联体制下所有由此而衍生的东西，比如计划经济、公众舆论以及党的垄断权，就将轰然倒下。

　　戈尔巴乔夫没有实现他那个高效率而且没有功能性障碍的改革型共产主义的目标。的确，他彻彻底底地失败了，但是他的成就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苏联，批评者和改革者们没有独立的，甚至没有半自主的机构可以代表自己来发起行动。因此，苏联这个体系只有从内部加以拆除，或者自上而下主动进行解体。通过今天引入一项改革、明天又引入另一项的方法，戈尔巴乔夫演进式地腐蚀掉了那个支撑自己崛起的体系。他用党的总书记这一职位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从内部摘除了党的专政。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没有先例的成就。1984年契尔年科去世时，没有人预测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一点。用他的一位亲密顾问的话来说，戈氏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创造性的错误”。回顾那段历史，人们禁不住会想，他崛起的时机真是巧不可言——正当苏联整个体系开始动摇之际，出现了一位洞察到这一点的领导人，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走出帝国的战略。难道真的是“时间一到，主角也到”？也许吧。

　　 本文作者 托尼·朱特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1995年，他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并获汉娜·阿伦特奖；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立场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重估价值》《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作者: [美] 托尼·朱特 译者: 林骧华等

　　 出版:三辉图书｜ 中信出版社

　　《战后欧洲史》（套装全四卷）是当今世界最受尊崇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历经20年构思10年撰写，广泛运用6种语言文献资料，涉及34个国家，兼顾西欧东欧，囊括整个欧洲，第一部全面展现现代欧洲60年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的大师级历史杰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欧盟外长索拉纳等欧美政治首脑人物隆重推荐。

　　从残酷的种族灭绝到人权价值的倡议，从法西斯主义席卷全球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从自由资本市场到大政府福利主义国家，从军备竞赛到成立互助合作的欧盟，从关税壁垒到统一货币欧元……欧洲就是人类活动的实验室，它经历了各式各样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秩序、文化思潮的洗礼和试验。无怪乎，托尼·朱特说：“像狐狸一样，欧洲懂得很多。”对于现代公众而言，“不了解欧洲，无以了解世界”。

　　 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