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向清教授访谈：“术语翻译”并不仅仅是 “翻译术语”

本文转载自：中国科技术语
新闻学与传播学是我国先后从西方引入的两个现代学科。自学科创立起，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的术语翻译就一直是术语实践的常态。由于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跨学科性，学科术语译名失当或混乱等现象并不少见，这种现象给新闻学、传播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深化与发展带来不少术语使用的问题。目前，学界有关学科术语翻译的研讨大多停留于对术语翻译混乱现象的讨论，学理层面的研究尚不充分。在博士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笔者有幸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魏向清教授进行了访谈。以下是访谈的主要内容。

魏向清简介

魏向清(1967—)，女，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及博士后合作导师。南京大学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育中心主任、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语言与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术语学理论与应用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翻译协会常务理事、南京市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术语》编委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双语词典学和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重点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担任国内外多种期刊审稿人和编委，出版学术专著、编著和译著多部，发表研究论文近百篇。曾荣获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多项优秀科研成果奖。

1自2010年10月30—31日首届“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该研讨会已经召开了三届。当时为什么会确立这样一个研讨主题？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学科术语生态特征基本是西化的，我们借助不同时期的翻译大潮输入了大量的学科术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是术语输入型国家，外来术语汉译常常是新术语产生的重要方式。所以，要研究中国的术语问题，如果不研究术语翻译的问题，应该说是不合理，或者至少说是不充分的，因为很多汉语术语问题脱离术语翻译就失去了研究前提。正因为意识到中国学科术语生态的历史特殊性和现实复杂性，再加上考虑到当代中国本土术语对外译介的另一方面问题，我们很有必要强调术语翻译对于中国术语研究与术语学理论建设的独特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确立“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这样一个会议主题。当然，“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在国际术语学领域也是研究议题之一，但目前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尤其在相关理论建设方面。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术语翻译作为术语跨语使用的基础已经成为实践常态。我们国家，无论从术语翻译的历史还是当代实践来看都堪称术语翻译大国，因此，我们更要重视术语翻译对于中国术语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这方面的理论构建应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2作为第一届和第三届会议文集（《术语翻译研究——“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2010南京）论文集》和《术语·知识·话语——跨学科视阈下的术语翻译研究新探索》）的第一主编，也是术语翻译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您认为近年来中国术语翻译领域的研究有哪些新的进展，有什么特点？

这三届全国研讨会的情况，我觉得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相对而言，前两届研讨会是国内“面向翻译的术语研究”全面起步阶段。2010年召开第一届研讨会的时候，应该说我们才有这样一个意识，开始重视术语翻译问题研究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第二届研讨会召开时，相信大家也在延续这样的研究共识。到了第三届，2017年，和首届间隔7年之后再开这个会的时候，我们对术语翻译研究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于是提炼了三个关键词：“术语”“知识”和“话语”。我认为，这三个关键词应该可以概括近年来我国术语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与主要特点。

3“术语”“知识”与“话语”，这三个关键词要怎么理解？

这三个关键词是对当今我国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核心问题理解的重要线索和术语标记。具体而言，“术语”意味着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术语翻译研究本体论层面的问题，更多聚焦术语翻译的具体实践；“知识”表明，随着术语翻译研究的不断推进，我们对于术语的知识属性与术语翻译的知识理据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深入到了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大家意识到，如果以学科的术语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就会涉及术语相关的知识系统，而术语翻译也意味着中外术语系统的知识交互。“话语”则体现我们的研究到了术语翻译研究的价值论层面，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术语不仅具有知识属性、语言属性，而且也同时具有话语属性，其话语构建功能等问题也非常重要。学科术语系统所建构的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话语，也有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从这一点上说，术语是话语构建的基因。

以我们南大“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团队过去10多年的科研实践体会来说吧。2011年开始，我们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即“人文社科汉英动态术语数据库的构建研究”，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也即将出版。应该说，通过10多年的努力探索，我们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术语系统生态有了越来越清晰且深刻的认知。根据数据分析，我们的人文社科领域各个学科核心术语系统中，本土术语所占比重都很少，仅有一些传统的人文学科，比如汉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哲学等，这些学科术语系统中保留了一些本土术语，但重要性程度不高，对学科话语构建的影响不大。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术语基本是以外来汉译术语为主，学界所使用的学科术语大部分是舶来品。像新闻学、传播学的术语系统就比较有代表性，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术语不多，外来汉译术语占到绝大多数。

要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这种输入型术语生态进行考察，不能仅限于本体论层面，而要更多从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去思考和讨论相关问题，才能引发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与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什么是术语翻译？是我们之前认为的语言之间，甚至只是不同语言的术语词汇之间的转换问题吗？显然不是！实际上，术语的翻译就意味着跨语言文化的知识交互与传播，也影响到学术话语的构建与传播。如果我们再进入价值论层面去反思我国的学科术语翻译带来了什么，会影响什么，或者说我们的术语翻译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所以，近年来术语翻译研究的发展，我觉得学界已经从术语翻译研究的本体论走向了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术语、知识与话语”之间的深度关联意味着“术语翻译”具有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绝非“翻译术语”这么简单，应该做跨学科的创新探索。术语翻译研究的视域拓展与层次深入，意味着未来有很多新的研究内容、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特点应该是走向跨学科研究。

4可否列举一些具体的表现？

这方面来说，我们可以从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看出一些特点。以我国术语学研究的专业期刊《中国科技术语》为例吧。近年来，上面的文章，除了讨论术语翻译的具体实践问题，也会讨论术语相关的技术问题，比如术语的提取、术语的知识工程，还有术语对学科的影响等。当然，因为杂志定位问题，《中国科技术语》关注的可能会更偏自然科学的术语一些。其他的杂志，比如翻译类和社会科学类各学科的期刊，不难发现，对术语翻译问题的探讨，也早就不限于术语翻译本身，而主要是去观察术语翻译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生产或消费、学科与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包括当下比较热议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学术走出去、中国特色话语构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等方面的术语翻译问题。像新闻学、传播学，如你所说，从现代学科意义上，我们是依托西方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有一系列相关问题需要我们去回答。比如，我们本土的知识系统中有没有关于传播的一些观念或概念？这些观念或概念与西方的是否有差异？有没有可能中西交流，融通互鉴？我们今天有没有必要挖掘我们本土的传播思想资源，有没有可能就相关核心术语进行现代转化，甚至进行国际化译介传播？中国人自古是怎样看待传播的？有没有文化特殊性？或者也有共性认知？我们如何构建当代的新闻传播话语体系更合理？这些类似问题，人文社科领域几乎各学科都有专家在讨论，核心概念术语的翻译问题往往是重要抓手，这也是术语翻译研究对于其他学科的重要价值体现。

5其实，“跨学科”的这个特点在你们近几年的博士招生方向上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对吗？

是的，这也是我想说的另一个佐证。我们是2011年开始招收“术语翻译”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到2021年刚好是10年。当初，2011年我们的博士招生方向确立为“术语翻译”的时候，在全国好像是第一个。10年之后，2020年我们将博士招生的研究方向调整为“术语翻译跨学科研究”，今年（2022年）的招生目录上，我们又再次做了微调，即“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这个调整虽仅一字之差，但应该可以看出，通过10年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我们对于术语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取向与价值认同已经形成。最开始，我们主要着力解决具体的术语翻译实践问题，当然这个仍然是我们的现在和今后研究重心之一，但是绝不仅限于此，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的空间很大，意义与价值也很大。

从跨学科研究的意义上说，“术语翻译”不等于，或者不仅仅等于“翻译术语”。这方面，由于中国历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的术语翻译就更具有独特的复杂性。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期，术语翻译就是其中一条重要的实践线索，而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有40余年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我们又翻译了大量的各学科术语。术语翻译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具有独特的重要价值。某种程度上，术语翻译对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价值。这方面的理论构建，我们已有初步探索和成果，可以参阅我们南大团队刘润泽、黄鑫宇等老师和其他博士发表的系列论文。

6对于新闻学、传播学这样的从西方引入的学科，术语译介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术语翻译的实践问题仍将是我们要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您刚刚谈到术语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术语翻译”不仅仅等于“翻译术语”那么简单。那么在您看来，好的术语翻译应当遵循哪些原则，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具体问题。什么是好的翻译？其实并没有人可以给出标准或统一的答案。我想可以做一个类比。翻译诗歌和翻译一本说明书一样吗？不一样。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不同，标准自然不同。再比如，翻译一本小说和翻译剧本，它也不一样，虽然它们都属于文学翻译实践大类。所以，实际上，翻译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影响因素很多，涉及翻译主体、翻译目的、翻译场景、翻译对象、接受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翻译标准自然也复杂多元，并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当然，涉及翻译普遍性的一般共性要求或原则可以抽象提炼，但也只能是比较宏观的。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信达雅”，既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

同样，如果说到术语翻译通用的原则或标准，那么一定也是基于对术语翻译共性的理解而产生的普遍性要求。我们刚才也讲到，术语翻译不仅仅等于翻译一个术语。它的复杂性在于，术语翻译实际上是源术语概念跨语的二次命名，这是术语翻译不同于其他类型文本翻译的特殊性。西方术语学理论里面，有一个著名的“门的理论”，它认为术语是概念、语符与交际三维一体的。它首先是一个语言单位，语言符号；其次它是一个概念单位，因为术语是对概念的表征，是基于概念的；再次，术语也是要使用的，是交际单位，和交际语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样说来，术语翻译的原则应该也要考虑其翻译对象——术语的特殊性，即多维属性。此外，术语翻译与术语概念的类型也密切相关，以我国的术语翻译为例，对于外来汉译术语，对外再翻译时就要解决准确回译的问题；而对于本土原创术语，对外译介则要着重解决汉语术语概念跨语二次命名的创造性翻译问题，因为这样的术语具有文化特殊性，跨语言文化的符号或概念空缺，包括交际适应都是棘手的问题。当然，术语的类型划分还不仅限于概念来源的区别，还有其他理据，又是复杂性的体现。

7但是，由于知识系统的不同，有些概念并不共享，很难找到对应的语言符号。而大部分所谓的对应翻译，其实也只是“近似”。所以，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要真正做到用另一种语言对一个概念进行重新命名往往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对吗，魏老师？

是的。刚才我们谈到，对于不同概念来源的术语，对外翻译的过程中处理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其实，在中国谈术语翻译，很多时候需要解决的首先是一个回译（back translation）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就应该回到哪里去。以往不少学科术语翻译的失误就是因为译者对源术语概念的来源或类型不清楚，也不做概念和语义的溯源和查证，直接按字面含义转换翻译造成的。比如说，有个英文管理学术语叫thriving at work，有人汉译为“工作繁荣”，这个译名本身就有待商榷。引入汉语学术圈之后，有研究者使用了这个汉译术语，但在翻译英文摘要时，这个汉译术语又被翻译成了work prosperity，显然，译者未能做好回译的工作，这个术语英译的结果就会造成中外学术交流的障碍。

另一方面，中外术语概念之间并不存在完全对应的情况，但可能有类似的概念术语，或者说其中有受到翻译的交互影响。比如，最开始英文中有一个术语organic food，翻译的时候，按理我们应该根据其概念内涵把它翻译成“有机食品”，是符合科学性的译名。但是具体翻译过程中，也曾有人把它翻译成“绿色食品”。这样一来，一词多译，同时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两个术语来翻译organic food，就会引起歧义，违背了术语单义性的基本原则。而且，“绿色食品”这个中国特色的术语与国际上的organic food，两者的概念内涵并是不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后来还有人将“绿色食品”这个汉语术语按字面含义翻译成green food，就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因为英语里的green food一词实际上主要是指动物的青饲料。而按照我们“绿色食品”的概念内涵，也是指无污染、安全、无公害的食品，与国际上的organic food很相似，所以等需要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至少大体上也应该回译到“organic food”这个相近概念的英语术语。不过，有趣的是，目前，汉语术语中“绿色”相关的衍生术语很多，能产性很好，比如，“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金融”等等，而近年来，英语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新术语，比如green economy、green politics、green finance等，其中术语翻译的交互影响很值得探究。

既然我们把术语翻译看作是源术语概念的跨语二次命名，那么一般而言，符合术语命名的要求应该才是好的翻译。也就是说，源术语它是一个术语，你把概念弄清楚之后，翻译过来应该也要符合术语的准确性、单义性、简明性、系统性、能产性等一般性命名原则和特点。好的术语译名应该是也一个好的术语，是一个好的概念命名的术语结果，当然这只是一个普遍性标准。具体怎么去翻译，还有很多具体问题要考虑。

要进行概念和语义溯源，这一点在中国的术语翻译实践过程中尤其重要，是前提性的。例如法学领域，学界所使用的术语大多都是外源的，来自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等多个语种，不进行有效的回译就会出现问题。但对于我们本土的术语，或者叫中国特色概念术语就是另一种情况。比如，2020年我们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有一个很传统的中国概念术语叫“家风”，这是典型的本土原创术语。“家风”对中国社会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再比如，民法实践当中，我们新创了一个术语叫“离婚冷静期”，这也很有中国特色，体现了我国法律实践中的人文性。这是新创本土术语，体现了我们中国法学实践的独特贡献，是一种知识生产的体现。对于这些中国特色术语的外译，其重心应该在于中国特有概念和相关知识的准确和有效对外传播。术语翻译应该是跨语知识传播的过程。

8要弄清这些术语的来源，实则是对译者的溯源意识和溯源能力提出了要求，我可以这样理解吗，魏老师？

可以这样理解。因为现在很多外来汉译术语都归化得很好，难以看出翻译的痕迹。所以在进行术语翻译时，一般要求译者要进行概念溯源和语义溯源，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如果是本土的，也要溯源。当然，中国传统术语，可能和西方术语又存在概念差异问题，也要去对比和思考。比如：“君子”能否翻译成“gentleman”？“仁、义、礼、智、信”翻译出去了，别人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实质上，术语所表征的概念不同，背后的知识传统、文化传统也不一样，翻译过程中要综合考虑。还有一个翻译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要“语境化”。术语作为词语的一部分，它既有语言的属性，也具有言语的属性。全国科技名词委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在语言层面对术语进行规范。但是在具体使用的语境下，译者还要考虑言语层面的交际因素，这时候翻译可能是多样化的，也可能进行非术语化处理，不能简单说它就是错的。

比如，医学概念术语“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命名在西方是纪念发现该疾病的医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是跨语之后，我们把它音译成“阿尔茨海默病”，这是合理的，符合“音从主人”的译名原则。在医学专业领域，“阿尔茨海默病”是什么，阿尔茨海默是谁，专业人士比较熟悉。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们到医院去，医生不会只跟你说阿尔茨海默病，他更可能会告诉你，这是“老年痴呆”。这样的一个译名，虽然从专业角度还不够精准，但满足了具体的交际场景和对象需要，更通俗易懂。当然，后来我们央视还就“老年痴呆”这个译名进行了网络海选与征集新译名的讨论，那是从该译名在中国文化中的可接受性来考虑的，也体现了术语翻译的文化语境适应要求。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实际上，西方术语学里面，也有术语学家早就关注到了这一点，有学者区分了不同的交际语境（communicative settings）。就是专家和专家、专家和非专家、专家和大众、专家和入门者之间，术语使用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术语翻译过程中，译者也需要特别注意交际语境的因素。一般说来，在语言层面，我们要强调术语的规范化，甚至有一些学科是可以标准化的，比如说自然科学术语，因为它的人文性、社会性不是特别强。而在言语层面，术语翻译的多样性也是存在的，也是术语译名优化的一个过程性特点吧。

9魏老师，刚刚您谈到了溯源意识、溯源能力。但是诚如您前面所言，术语翻译的结果应该是一个术语，应该符合术语命名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也意味着译者应当具备良好的术语意识、术语素养、术语能力？

这个问题，我之前写过文章（包括《翻译硕士（MTI）专业人才的术语能力培养与相关教材编写思考》（魏向清，2014）、《论大众翻译时代译者的术语意识与素养——从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评语中的术语翻译谈起》（魏向清，2016）等） ，里面大概也涉及了一些。因为术语是很特殊的一类词汇，如果不知道它是术语，很可能就会处理错，但是如果知道它是术语了，没有相关的知识素养，也可能会翻译错。术语翻译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一个术语如果翻译得很好，但是没人用，那它也是失败的。如果术语翻译得不好，甚至错了，但是大家都用了，最后约定俗成也就变成合理的了。比如说，以前有学者提出把“tragedy”译成“悲剧”，翻译得不好，因为中西方的悲剧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它已经约定俗成，被普遍使用，变成了“存在即合理的”的情况。 一个译名一旦传播开来，你要再来纠正可能的翻译失误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说，术语翻译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要面向未来的术语使用，要从源头上提倡大家培养术语意识，译者要有术语翻译的责任感，如此才能做好工作，不至于带来所谓的“术语污染”，尤其是对当今大众传播时代的大众翻译群体而言。

在术语翻译中，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是名词委公布的术语，是经过专家审定的，应该积极遵从并选择使用。但如果名词委还没有对它进行规范，译者发现有好几个译名，那么在面对这些译名的时候就要审慎对待，去看它们是否真正合理，能不能用，以专业素养去判断，甚至可以对它进行优化，好的译名自然会被接受，不好的最后便会被淘汰掉。如果这个术语从来没有人翻译过，那译者的责任就比较大了，至少不能翻译错。我们现在有一个博士生在做译者术语翻译的过程规范研究，就是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从译前到译中到译后，怎么样尽到译者的责任，要有规范意识。因为客观上，国家层面的专家审定工作往往时效性不够，也很难面面俱到。

当然，不管什么样的翻译，遵循规范都是最重要的原则。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术语意识或者术语素养，或者术语译者的责任，所以名词审定工作非常必要，是术语译名规范化的重要引领。不过，这里面还涉及规范化工作的范式问题，一个是自下而上的工作范式，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工作范式，两者应该互补。自下而上取决于我们对译者的术语教育，对译者术语意识的培养，这样译者能够尽量产出比较规范的译名。因为完全依靠名词委的专家来审定，其速度自然跟不上当今术语爆炸的速度。但是名词委的译名审定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名词委的审定介入得越早，解决术语翻译的规范问题就越高效，等不规范的译名都广为流传了，传播开来了，这时再来改，术语规范化工作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这方面，学界的术语翻译研究资源库的建设会给国家层面的译名审定提供重要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10魏老师，说到名词审定，在全国科技名词委“术语在线”系统收录的《大数据百科术语辞典》中“XX扶贫”类词条的英译名，大多借助“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的句式进行翻译。但是2018年预公布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中，“电商扶贫”的英译名为“E-commer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文化扶贫”的英译名为“use of cultural resources as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在您看来，这样的译法有无不妥？
这个问题就涉及我们所说的术语翻译的系统性要求。但是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术语翻译并非一次成型，而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尤其是一些具有国别特色的新创概念术语。“扶贫”是我们中国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当代概念术语。我们创制的这些汉语的术语，比如说电商扶贫、文化扶贫、XX扶贫，已经考虑到它的一些词汇化的特点，也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是在翻译的时候，英语里面可能有类似“扶贫”的概念，但它还是有文化差异，翻译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么，我们在处理文化特有的一些术语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因为译入语中没有对应的术语，可能一开始需要采取释译的方式，目标是力求翻译术语内涵的精准性，强调可理解性，但同时也要考虑其术语化的要求，要尽可能简明好用。你讲的这一点，我也同意，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体现出系统的特点，就是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些术语是讲不同的扶贫方式，系统性会更好。

不过上述两个译名也不能说它错，就是回到刚才我说的普遍性原则，就是翻译过来的术语要像一个术语，要有术语化的结果，你不可能说一段话是一个术语，或者是一个很长的词组是一个术语，术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要使用，如果术语非常长，不利于话语中的有效传播，也不具有能产性优势，就是它不容易再组合产生新术语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术语翻译可以进一步地优化，要更符合术语的基本要求。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任何一个术语，它都是不断优化的过程。不断优化的原因，一是译者对概念的理解，可能是逐步深入的，更加确切到位的。二是译者的语言能力可能是不断优化的，不同的译者语言能力不一样，他找到了更好的语言表达，也可能对它进行优化，就像最早我们将“democracy”译为“德谟克拉西”，现在汉化为“民主”。“telephone”之前叫“德律风”，现在汉化为“电话”。当然，不同时代的译名，译者考虑的因素也很多。但好的术语译名总是逐步优化、逐步归化的一个过程。外来术语汉化到最后，往往看不出来它是翻译过来的，那可能对于融入我们汉语语言和术语系统是更有利的。

总体来看，对“电商扶贫”和“文化扶贫”的翻译，采用“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同样的句式，从一致性的角度会更好，也容易形成概念系统。还有一点，就是这样的译名，它的经济率不够好。我们也可以对“文化扶贫”进行解释性翻译，很详尽，但译名冗长，那它不符合术语的要求，它就是一段话、言语。从经济率的角度，包括上面的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将来也许有更好的办法让它更简明一点。concise（简明性）是术语命名和使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语言还是要提倡简洁，实际上术语的经济率就是由语言的经济率来的，就是我们尽可能用一个语言符号表达更多的概念，语言符号之间还可以组合，这不是符合经济率吗？你举的这两个例子，它的经济率可以再提高、更简明一点，更像个术语。

11在您看来，对某一学科外来术语的译介、整理和研究，对于该学科领域的发展具有哪些可见的、实质性的影响和支撑？

前面说过，不同学科的学术话语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术语构建起来的，这就是非常具体的、实质性的影响。外来术语的引入，不光是引入一个术语符号，它相应地引入了其背后的概念和知识。概念是系统性的，概念背后有它的知识系统，那么所构建的这种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也就引进了。我们现代的学科体系也是西学东渐后借鉴西方的结果，通过大规模和持续的术语翻译，各学科的术语体系构建起来，形成了各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基础。可以说，外来术语的汉译输入改变了中国的学术面貌，改变了中国的知识形态。

回望过去，我们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概念与知识，经过了那么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现在我们也应该要回过头去看，我们自己有什么，所谓“不忘本来”。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身的知识系统，是它的一个源，我们从西方引进学习的，是流，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源流关系，要积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也就是习总书记讲话里面经常讲到的，中国特色话语构建的重要性。还有，术语翻译对于中国特色话语的对外构建也有着重要的作用，要翻译好中国特色术语，对外讲好中国“术语故事”，有很多实践与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
作者

唐凤英（1987—），女，博士，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新闻传播学术语等。通信方式：tangfengying@ucass.edu.cn

转载来源：中国科技术语

转载编辑：刘玉锦

审核：陈杲 廖艳梅 黄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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