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的历史，红军长征中都在吃什么？吃过皮带，但不是经常的

在电视剧《亮剑》里面李云龙在被要求讲起长征的时候说过如下的话：“听他扯淡去吧，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几万人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弄那么多皮带去啊。”李红军当时应该是处于见着什么吃什么的状态，毕竟人要是天天是皮带，这皮带也不够啊。

据一位老红军回忆，当时皮带一共有两种吃法，第一种就是放在水里煮熟了，再放点盐，别管烂不烂了，就这汤就喝下去了，还有就是放在火上烤熟了以后再吃。也不管味道了，毕竟活下去才是战斗力，才有希望。所以，红军吃皮带是真实发生过的，是不容置疑的，但不是经常性的。

红军长征路上，也不是一直吃野菜、草根、煮皮带。麦面疙瘩汤、野韭菜、野蒜、臭蒿子、豌豆苗、蘑菇汤，青稞、牛皮带、旧牛皮鞋、牦牛肉、苞谷、小米、南瓜、蕨根……这是从各种回忆红军长征的记载中找来的部分食物单子。

长征一路上从东南行军到西北，沿途移风易俗，红军的粮食种类也在不断地调整，配额也不得不一再缩减。长期行军，给养完全跟不上，所以食不果腹地行军作战，成为经常的事情。

长征初期，红军将领萧锋听到战士们议论：在白区作战，比在苏区吃得还好一些，就是粮食无保障，老是饿一顿饱一顿。在红军的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之后，将士们的日记或回忆录里，关于缺粮少食的内容逐渐增多，可见食物已经越来越成为心头大事。

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顾玉平回忆说，长征中大家吃的是“包子饭”，就是按定量每人一包，菜也是一份。周恩来和他吃的都是同一种菜，一样的分量。长征途中只有李德有专配的炊事员，其他领导人与士兵吃的都一样。

南方的炊事员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全都一筹莫展。长征中担任炊事员的大多是江西出来的老战士，在此之前他们从没见过青稞麦，也没做过玉米饭，于是只好动脑筋、想办法，学习新的做饭技术，于是炊事员每到宿营地，首先就忙着到处找碾子推磨。长征刚进到藏区时，部队里主要吃的是酥油粑粑，这是一种把青稞炒熟后磨成粉，用酥油拌和，盛在木碗里用手抓着吃的食物。开始，来自江西、湖南等外省的红军战士都吃不惯那股腥味，不愿吃，各部队政治机关只好专门发了材料，解释说藏民的这种食物其实对身体健壮是很有好处的，鼓励大家吃下去。

红军自从进入黔藏地区，吃大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科长谢扶民在日记里写到与苗民购买糯米的事：“买到的都是糯米，有的单位不愿意要，一来因为米好花钱多，二来有人说吃了糯米腿发软，走不动路。但经过了解，原来这里只产糯米，别无他粮。大家只好说，‘好吧，就算过一个年节吧!’”籍贯来自东南地区的战士，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吃糯米。红军这段路程多以苞谷、青稞麦为主食，一直到了渭河南岸，才吃到久违了的大米。

除了沿途打土豪接济部队，红军还从打败的敌人那里获取食物。有次红三军团在渡金沙江前缴获了一些铁桶饼干和罐头，时任11团政治部主任的王平不知道罐头是何物，就随手扔掉了。结果被懂些外文的政委张爱萍拣到，认出是果酱就打开来吃，而王平怕上当，怎么也不敢吃。

1934年12月29日，红三军团第四师攻下贵州瓮安县城，因为临近年关，土豪劣绅们精心准备的年货让红军战士和当地的“干人”（穷人）们大呼过瘾，“每单位还杀了两个大猪，加上羊肉鸡肉，吃了六大盆菜，举行会餐”。

真正让红军战士大饱口福的，还是1935年1月7日第一次攻克遵义时的十天。何涤宙是红军大学的一名教员，他的《遵义日记》记录：第一天，还只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但一无所获，因为稍微有点规模的商铺都挂出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第二天，他们打听到有一家“川黔饭店”，于是前去探店。掌柜挺客气，满脸堆笑地请三位红军同志进了雅座，推荐了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拿手菜。菜量也是诚意满满，“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却不坏”。酒足饭饱，该买单了。饭店伙计见这几位老总居然要互相凑钱才能筹集三块钱的饭钱，不禁好生诧异（盖因经费由专门的干部管理，而店伙计不了情红军的规矩）。第三天，何涤宙又去川黔饭店吃辣子鸡丁，和前一天的冷清相比，这天饭店里人头攒动，全是前来就餐的红军指战员，店伙计们忙得不可开交。第四天，何涤宙又来了，让他略显失望的是，“辣子鸡丁已没有第一次那样丰富，用白菜作底”。大概老板也明白了，红军待人和气，可以适当怠慢。第五天，“竟有一半是白菜，未免欺人”；第六天，“不但没有起色，反而发现有猪肉冒充”，即使有纪律约束，何涤宙也不能不拍案而起，找伙计理论起来，还好伙计乖觉，忙不迭赔礼道歉。第七天，何涤宙禁不住诱惑，再次走进了川黔饭店，结果气不打一处来，“少得连盘子底都铺不满，并且大部分是猪肉”，伙计倒挺自觉，主动上前低声下气地陪不是。第八天，失望的何涤宙不太想来，但当天中午的伙食太差，他决定给饭店最后一次机会，结果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失望。第九天，何涤宙果断抛弃了心爱的辣子鸡丁，但不忘在日记里抱怨道，“有点厌倦，特别是辣子鸡丁，也吃不成好的”。第十天，红军开拔继续长征。

1935年3月2日，红军三渡赤水时，经过贵州仁怀县茅台镇，此地以酿酒著称于世，镇子里酒坊林立，酒香扑鼻，不过彼时尚没有“茅台酒”这一统一品牌。红军缴获茅台酒无数，嗜酒者过足了瘾，其他战士也有用途：天天行军难免脚上流脓长泡，这茅台酒泡酒，活血化瘀的效果似乎很不错。“义成老烧坊”是当地的一座大酒坊，酒坊主人是个臭名昭著的恶霸，早已逃之夭夭。里面有一百多口大缸，几千瓶封口的茅台佳酿，院子里的空瓶子更是堆积如山。红一军团二师参谋长嗜酒如命，迫不及待地端起茶缸喝了三四口，便有些飘飘然，但这酒确实给力，他不肯罢休，清醒后又去喝了几次，甚至趴到大酒缸边好奇地观察。第二天，熊伯涛带了三瓶酒依依不舍地出发了，结束了“醉生梦死”的美好日子。无独有偶，红军进入云南后，途径著名的火腿产地宣威。云腿号称云南三大特产之一，利于保存，在老财的仓库里堆积如山，红军战士们看得两眼放光。遗憾的是，红军炊事员还是按照煮肉的老法子，把火腿剁成大块，扔水里煮，结果火腿的鲜味大打折扣，让战士们好生失望。红军中也有人声明，只要分一块生火腿，自己蒸熟后，乐在其中。在干部团当上级干部队队长的肖劲光就是其中一员，每天行军休息吃饭时，他就掏出一块火腿，让其他同志羡慕得流口水。

1936年四、五月间，红军行军至西康炉霍县境，准备三过草地。但此地人烟稀少，连部队眼前的供应都很困难，如何筹备粮食?富有野战经验的朱德请来当地通司和老百姓，问清这一带有哪些可吃的野菜，获知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甚至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亲自率领一个由炊事员、警卫员共十余人组成的小组去采野菜。一个没有食物的部队，食物与打仗都是将领的头等大事。

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就识别出了十几种野菜，装在口袋里带回到宿营地。翌日，朱德就把辨别野菜知识在直属队和附近部队推广起来。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带来他们采摘的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朱德派人将这些野菜整理好，用水滋养起来，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野菜展览。它们有野韭菜、野蒜、野芹菜，臭蒿子、牛耳大黄等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

指挥作战的朱德对食物事必躬亲。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肝和猪肚，大声地问战友：“这些东西怎么做呀?”正在和战士们讲太平军故事的朱德，停了下来，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这些如同一个农民家庭厨房里的温馨对话，让现场的战士印象深刻。

1936年6月20日，在懋功胜利会师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专门为食物的问题通电各个军团，电报讲了如何节省及携带粮食的办法，规定了各军团的筹粮地区，以及每人每天的食量，携带干粮数量，宣传节粮，严惩浪费粮食的现象。规定每人每天食量为：麦子1斤4两;苞谷、粗粮1斤2两;牛羊猪等不做菜，应烤成肉干代替粮食，每1斤鲜肉按半斤算。还要求部队“每天改成两餐，一稀一干”。

从爬雪山开始，粮食的情况日趋恶化。在藏区，红军本来还是想按照沿途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准备北上的物资。然而现实却令红军一筹莫展，藏民要么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要么就不断地进行骚扰，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并对卖粮食给红军的当地人处以死刑，以示惩戒。红军虽然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当时曾专门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要求在征集粮食时，“严禁侵犯群众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点利益，绝对禁止强买粮食、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

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供奉的粮食，他们把这些多年陈粮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味同嚼蜡，但毕竟是粮食。

红军也不得不收割了藏民耕种的青稞，但他们留下了金钱或借据。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对这段割麦经历有这样的描述：“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了少数担任勤务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都一起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将来我们一定要把这笔我们不得不从他们这里抢夺过来的给养偿还给苗人和番人。”

最惨的一幕发生在草地。由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饮用了草地上有毒的水，大都患上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仍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再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虽然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长征精神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