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钧窑红釉梅瓶特征 以及鉴赏技巧

宋 钧窑青瓷梅瓶

钧窑紫斑梅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欧阳修

宋朝多文人，文人多风雅。因此风雅之物相继衍生，而“酒”绝对是附庸风雅的一大利器。而宋人喝酒自然少不了酒器。北方盛产的钧窑梅瓶即是反映其时代生活美学特征的器物。

对于千年前的青瓷酒器，它们通常小口短颈、丰肩瘦底，因瓶体修长，当时又被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明朝以后多称为梅瓶，关于此类早期梅瓶叫法之来源演变，可参看宿白先生《白沙宋墓》一书之解说，他认为白沙一号宋墓壁画所描绘的三处高瓶（图1）及河南白沙颖东119号宋墓（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甬道西壁送礼图中的高瓶（图2）就是“经瓶”，并作如下按语:“此种类型的高瓶，是当时我国北方自河南以北，包括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乃至东北、内蒙一带民间流行的一种器物，瓷胎者俗称梅瓶……"。关于取“经”为名的原因，宿白先生认为:“南北为经，可训为修长，亦正与修腹相应。”

图1 白沙一号宋墓壁画所描绘的三处高瓶

图2 河南白沙颖东119号宋墓

(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甬道西壁送礼图中的高瓶

笔者见出版于《From the Tang to the Qing：Chinese Ceramics from circa 618-1850 A.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and Mrs. Peter Thompson》一书中的钧窑紫斑梅瓶（图3）为宋金时期钧台烧造的典型存酒器物，是上述’经瓶’之实证，此例瓶通体施月白色釉，近足处无釉，色泽清雅恬静，不规则玫瑰紫斑泼洒其上，如晚霞变幻又如山水氤氲，引人入胜。钧瓷上的斑彩是以铜红粗犷刷绘，或涂覆于天青釉面、高温中还原，融合一体而形成。如此斑纹，有赖艺匠刷绘釉料手艺，以釉料分布及两彩比重见高下，如此特质与20世纪抽象派画作异曲同工，且令观者赏心悦目。

与此同时，关于钧窑紫红斑类型器无论考古发掘还是传世品中都很少见，这种双色分相型釉始见于宋末，在钧窑红釉的烧制中，因氧化亚铜在高温下，铜的胶体只有在0.3~0.5%融于釉时才会出现红色，过小则出现黄色，大些时又呈青色（这也是为什么钧窑颜色万种的原因），所以釉色的烧制在当时是十分难以控制的。

图3 金元时期 钧窑紫斑梅瓶，出版于《From the Tang to the Qing：Chinese Ceramics from circa 618-1850 A.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Dr. and Mrs. Peter Thompson》一书，赫尔大学，赫尔，1996年，编号47

北京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二例，同为均窑紫红斑类型器，一例载于1996年香港出版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图版225号；另一例载于1999年台北出版《故宫藏瓷大系一钧窑之部》，图版87号。图4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钧窑梅瓶，瓶小口，圆唇短颈，肩以下渐敛，圈足。盖为覆杯形，盖沿及盖内壁下半部无釉。灰白色胎。通体施天蓝釉，釉垂流现象明显。盖及瓶腹均涂抹紫红色斑。

足根及底部无釉，盖、瓶无釉处均为酱褐色，通过观察其露出的胎质特征可判断与上出版之例生产窑口相近。此件梅瓶在天蓝色地釉上施紫红色斑块，犹如片片彩霞，赏心悦目。这种装饰完全出自工匠施釉时的随意涂洒，烧成后却呈现出诗意的画面。又一例，为湖北省博物馆藏钧窑梅瓶（图5），其形制与故宫例梅瓶相差无几，该器表施釉呈月白色，釉层较厚，器身饰紫红斑五块。近圈足处有积釉，圈足内外无釉，呈火石红色。造型优美，釉色柔和，彩斑多而艳丽过于故宫之例。

图4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钧窑紫斑梅瓶

图5 湖北省博物馆藏 钧窑紫斑梅瓶

“高山云雾霞一朵，烟光空中星满天。峡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钧窑至元代形成庞大的钧瓷窑系，此时钧瓷也由此借鉴了定窑、汝窑、耀洲窑等优秀风格，开启了印花、刻花、浮雕等装饰艺术。它以其浓郁的文化色彩，扩大了发展范围。随后世品评的深入，钧窑逐渐于明代步入历代名窑之序列，见成书于弘治十七年的宋诩《宋氏家规部》中记载「钧州窑，注，深紫色者，粉青色带微紫者，质甚厚」，终于明末成为与汝、官、哥、定诸窑并驾齐驱的“五大名窑”。（图6 弘治十七年的宋诩《宋氏家规部》中记载的钧瓷）

图6 弘治十七年的宋诩《宋氏家规部》中记载的钧瓷

美国收藏家Koger藏有同时代钧窑梅瓶造型相类一例，可见《Chinese ceramics The Koger Collection》，1985年，页50，图27。关于Koger藏瓶与上述类型器物形制的探索可参看中国艺术研究院陆军先生的早期梅瓶研究，其类比多时代，不同窑口梅瓶形制并加以比较（如图7），其中可发现koger及上述私人收藏之例相似，此类型梅瓶辅以唇口的，多出现在12世纪北方磁州系产品之中，而较晚时期带有梯形唇口的器物的却较为少见，可见不同时期窑工造物之发展存在着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也可侧面证实拍品形制梅瓶烧制时间应与12世纪磁州系者同期。

图7 《宋代梅瓶研究》中的不同时代南北方瓶口口型对比

从近年考古成果来看，两宋时期梅瓶量多而质精，表明梅瓶的生产在宋代已呈繁荣景象，同时另一方面，可知它的创烧并非平空而起、独化而成，目前学术界有人断定此类梅瓶形制定型于唐代，立论依据是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分别收藏的几件白釉素面梅瓶。从形制来看，这些作品初步具备了磁州及钧台梅瓶的某些器型特征，但是粗壮敦实的瓶身尚乏梅瓶应有的主要仪态，1982年河南孟县店上村唐墓发现一对“白釉瓷罐”，其形制为“小口外侈，短颈圆肩，腹壁上薄下厚，最大腹径在上部，小平底微内凹。”该器颈部的收束、肩腹胫形体的大小和轮廓线的弯曲变化等等都已趋近于后世的梅瓶。

1974年河北曲阳陇西李氏墓出土一件定窑白瓷瓶与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定窑梅瓶相像（图8），以上种种边像表明：在成熟的宋瓷梅瓶出现以前，梅瓶的形制因素已经存在，而唐、五代便是梅瓶形制成熟以前的准备阶段。蔡毅先生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出了“梅瓶北方起源说”：宋瓷梅瓶起源于早于北宋建国的辽代契丹民族生活的北方广大地区，北国辽代用于盛水、形体修长的鸡腿形制高瓶向中原传播，促使中原出现了用于盛装水、酒的“经瓶”。从考古发现的成果来看，这两种观点是有考古学依据的。关于早期瓶型剖面轮廓线图，作者的总结较为全面（如图9），并分为三种出肩类型，通过对比可进一步研究瓶型之演化，从而对其创烧背景深入研究。

总之，以上例类梅瓶的祖源形制至少在唐就已经出现，而辽代首创的“鸡腿瓶”在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播到中原，经宋代瓷匠融合中原传统而改造成所谓的“经瓶”，这种器形适应了汉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风尚的特点，融合了中原的制瓷传统，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图8 宋 定窑刻划花梅瓶 故宫博物院藏

图9 《宋代梅瓶研究》中经瓶瓶型对比

明初期，瓷器烧造制度继承元官府窑厂体制，命钧州钧台窑、饶州景德镇窑、处州龙泉窑一起受命照样为宫廷仿烧创新各式钧窑瓷器，对此档案中有着明确记载，《大明会典》“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

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这里所说的“等府烧造”，就包括钧州窑场，其以该地独具特色的钧窑瓷器进呈皇宫，承担着烧造宫廷用钧窑瓷器的任务。据档案记载，从宣德元年到嘉靖三十二年，钧州一直为内府烧造各式瓷瓶坛缸，如《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十四》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改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十瓶坛八千五百二十六个，七瓶坛一万一千六百个，五瓶坛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个酒瓶二千六十六个”。

其仿烧的钧瓷梅瓶类可参考苏富比曾拍出的钧瓷梅瓶（图10），与宋金类型梅瓶比较，此梅瓶唇口装饰因其使用方式之变更而退化，上肩部更加丰满，底足为外撇，此形制之微小变化为明代钧窑窑工之创新所在，此类明早期梅瓶同样存在于景德镇窑与龙泉窑（图11 处州龙泉官窑遗址出土永乐龙泉梅瓶）的产品之中。

图10 明 钧瓷梅瓶

图11 明初 龙泉青瓷梅瓶

不但明代宫廷摹古宋金类梅瓶，清代仿钧瓷之记载也相当丰富，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曾谕旨唐英墓制，无论是窑变釉器皿或是仿均釉器皿皆以官钧花器之釉色造型为范。是年三月唐英为求此釉复烧成功，不惜派厂署幕友吴尧甫亲赴河南禹具探求古配方，谓之“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量关国宝。”(见唐英《陶人心语》卷一《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七月，钧釉终于复烧成功。雍正十三年，唐英在其所写《陶成纪事》碑文中，记述了仿清宫所发宋钧窑器而烧得窑变釉之事:“钧釉，仿内发旧器梅桂紫(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粉青、骡肝马肺五种，新得新紫、米色、天蓝、窑变四种”。成功烧造的仿钧釉花器被送至清宫，融入帝皇后妃的日常生活当中，妆点和提升生活情趣。

北方钧瓷梅瓶之绚烂奇妙，绝非世间丹青妙手心思所能及，因其色其形皆为天成，所现窑变万象，古人挥笔上色于丰肩细腰的经瓶之上，妙景竟生，引人酒足而遐思无穷，观其漫无崖际之釉色变化，皆自以为独有心领神会之境界；陶然自乐，情悦性怡，斯则观赏钧瓷酒器之独特乐趣也。如此冷暖色泽的搭配符合宋人美学的原则，折射出工匠们的巧思和独特的中国酒文化之审美品位。

【参考】

1.《宋代梅瓶研究》，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2001年；

2.李砚祖著《装饰之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陈锺凡《两宋思想述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4. 王家树著《中国工艺美术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李科友、吴水存点校整理《古瓷鉴定指南（二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7. 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宋代卷”（分卷主编∶徐书城、徐建融），济南∶齐鲁书社2000；

8.李砚祖著《工艺美术概论》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1；

9.高丰著《中国器物艺术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

10. 顾俊“中华艺术大观丛书”第三卷《陶瓷》，中国台北·新夏出版社1981；

11.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12.陈万里编《宋代北方民间瓷器》，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

13.辽宁省博物馆编《辽宁省博物馆藏辽瓷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

14.“四库艺术丛书”之《佩文斋广群芳谱（外二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吴孟复主编《中国画论》（卷一）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

数据来源：中贸圣佳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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