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者，信也·专家说立信之凭——范正红谈中国印信的文化意涵

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系列报道 印者，信也·专家说②

立信之凭——范正红谈中国印信的文化意涵

□ 记者 李可可

作为第八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将于9月20日在山东曲阜举办。在展览筹备阶段，本报记者采访了齐鲁文化名家、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山东印社社长范正红教授，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印信的意涵。

记者：《论语》中提到“人无信不立”，立信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价值体现和秩序保障，在中国尤其如此。您能否谈谈作为立信的方式，印信自古以来的重要作用？

范正红：诚信精神与文明发展相伴随。人类文明总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推进，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现象，这也是人类自发努力探求的结果。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诚信价值来维系社会的秩序，确保良好的发展方向。印信在中国传统称谓中通常为玺印或印章，它的出现正是社会建立诚信价值体系的需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文明进步到相当高度时的产物。

作为凭信表达的重要方式、承诺和履约的重要表现手段，中国印信出现得非常早。人们今天看到的商周时期的玺印，无论形态还是规制，应该说已经比较完备了。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古老的印迹，诸如在陶器上物勒工名，在铜器上铸范荣耀。先秦时期，中国的主要书写载体可以用“书之竹帛”来概括，最主要的承载文字的方式是简册，而以印信钤盖封泥封缄简册的手段，更体现出中华文化的高度文明和智慧。封缄使立信的实现更加便捷有效，使信义之邦立诚信、讲诚信的风尚得以有效地展开。战国时期，信和符成为纷繁的社会状态之下行使诚信和行使权力的最有效的手段，那时的玺印也呈现出百家争鸣、丰富繁荣的状态，形制、材质包括印章上的文字都有鲜明的特色。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印信对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守诚信”自古就是华夏民族推崇的风尚，可以说，中国印信包含着我们文化自信的典型内容，体现出无可取代的历史价值。

记者：中国印信功能强大，个性鲜明。请问它主要的表现方式和特征有哪些？

范正红：中国印章是非常具有文化意涵的，主要突出在两个方面：一，它以文字作为主体内容。文字是一种文化基础，它呈现在印信上，显得十分厚重。随着历史的积淀，它已不单纯是符号，还有更多的文化承载；第二，中国早期的印信主要用于钤盖器物和封泥，这种直接的钤盖方式，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先秦时期，印信的使用方法以钤盖封泥为主——通常是在捆扎书信或物品之后钤盖封泥来表明归属、允诺，并起到防伪作用。作为官印则同时体现出承诺效力和政令效力。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印的解读，更多就强调了政令效力的意涵：“印，执政者信也。”印信广泛使用于政令的时候，效力就显得异常强大，官印代表着法定的政令，在这种情况下，印信必然受到格外的重视。在整个漫长的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中，执政常常是靠印信来实现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皇帝的玉玺集中代表了他的权力。

三合玺

印信的效力越强大，在使用上就越慎重严格，所以中国古代就有了相应的加密措施。如战国的三合玺，一个印分成三部分，由不同的人执掌，同时盖印方为有效。有时在一个封泥上钤盖多个印章才产生效力。这都证明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诚信价值愈发突出。

到了汉代，印信的使用进入一个辉煌的时期。作为立信的凭证，官方建立起相当严谨的制度，包括印章的大小、形制、材质、钮式、印绶以及文字称谓，都有严格的规范，使之体系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纸的广泛使用，简册迅速退到历史的后台，印信钤盖的对象由泥变成了纸，它的诚信作用也日趋广泛。隋唐以来，印信不单钤盖于官方的政令，还广泛使用于票据、文书、合同、艺术创作中，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凭信之物。直至今天，使用印信依然是最主要的立信方式。

记者：请您谈谈中国印信的文化价值和具体体现。

范正红：随着印信其自身凭信功能的丰富，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文化价值的物品，许多印章都成为珍贵的文物，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印信以文字为主体——当然它也有肖形的表现，所以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由于备受重视，经过漫长的发展变化，它也体现出了高度的审美价值。

鼻钮

中国早期印信朴质简约，以青铜铸造居多，普遍使用鼻钮。春秋战国以来，印信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越来越丰富。战国时期，印面体现出六国文字，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先秦文字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实物依据——人们现在研究战国文字，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各地域的战国古玺为基本资料。

说鸟虫篆

人们最初制造印信，就已经注意对它自身进行美化，不单有青铜铸造，还有金、银、玉、陶等材质，体现出高度的审美价值，印信的做工也愈发精美。同时它的文字本身也有强烈的美感。不但书体本身强调美化价值，人们还会主动进行美化及装饰，如汉代鸟虫篆。秦汉时期的印，除鼻钮之外，常见的还有瓦钮和龟纽，形成了一个新的形制体系。

瓦钮

更值得一提的是，印信由来已久的审美传统发展到一定阶段，还产生了篆刻这门艺术，使得印信除了实用功能之外，还形成了主动的艺术审美系统。印信的艺术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并影响到亚洲的整个汉字文化圈。篆刻作为一个高级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门类，明清以来更加流派纷呈，大放异彩。

龟钮

综观印信的发展和相关体系，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饱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记者：印信在当下的现实作用和意义是怎样的呢？

范正红：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演进，印信至今没有衰微，反而愈发表现出立信的重要价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依然以使用印信为主要的立信手段，印信是无可替代的。不管是合同的签署、资格的认定、工作的结项、行政手段的实现等都需要印信。缺少了印信，整个社会的运转一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时至今日，人们对印信作用的认定越发突出，对于它的诚信价值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印信依然是立诚信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数以千计的会徽设计稿中，一个以印章为主题的作品脱颖而出。这不单在于设计本身的审美效果，更重要的是它以信为标，饱含着中华文化与信义精神，徽章本身就是“办好奥运会”的承诺，这个意涵非常精准到位。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守诚信的精神通过印章这种具体化的、有效的形式持续体现，相信人们对印信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印信也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范正红

1964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

现为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

系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员，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印社社长，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篆刻委员会主任，山东画院艺委会副主任、高级画师，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