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推荐 | 语言管理：语言规划的新走向——Spolsky《语言管理》评介

征稿

语言管理：语言规划的新走向

——《语言管理》评介

王辉

Bernard Spolsky. Language Management. 20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xi + 308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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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语言规划（或称语言政策）的学术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大约有50多年时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规划被称为一门“复兴”的学科，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Spolsky在《语言管理》中试图构建语言管理的理论模型，并将其应用到各种不同的语言使用领域。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是与语言相关的选择，不论是从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中选择一种，还是在一种语言中选择某一种方言或风格。其中一些语言选择是语言管理的结果，反映了语言管理者为控制这些选择做出的有意识的、明确的努力。

Spolsky是著名语言学家，现为以色列巴伊兰大学英语系荣休教授。他的近著有《语言政策》（2004）和《教育语言学手册》（与Hult合著，2008）。Spolsky是著名期刊Applied Linguistics（始于1980年）的三位创刊主编之一， 也是Language Policy（始于2002年）期刊的两位创刊主编之一，现为该刊名誉主编。

《语言管理》是第一本明确而详尽阐述Spolsky有关语言管理的著作。其实，早在《语言政策》（2004）一书中，Spolsky就引入了“语言管理”这个术语。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包含三个相互依赖而又独立的要素：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语言信念（language beliefs）、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其中，语言实践指的是看得见的语言行为和选择，即人们实际选择的语言特征，使用的语言变体；语言信念指的是对某种语言、语言变体或语言特征的价值和地位等的看法；语言管理则是指具有权力的个人或群体对某个语域（domain）中的参与者采取明确的方式改变其语言实践或信念。作者将Fishman（1972）提出的“语域”的概念应用到语言管理理论当中，认为不同语域有不同的语言政策。作者主要讨论了家庭、宗教、商业、媒体、学校、法律医疗机构、军事及政府等不同语域的语言管理活动，同时还涉及语言活动分子团体、国际组织以及与语言相关的人权问题的讨论。作者还指出，语言管理受语域内（domain internal）和语域外（domain external）力量的共同影响，这也反映了语言管理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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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全书共分为13章。第1章为“迈向语言管理理论”。作者阐述了语言管理理论的基本观点。语言管理理论有三个假设：一是语言政策试图解释个人的语言选择，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依赖于一个言语社区成员的信念和共有的行为。二是语言政策由语言实践、语言信念及语言管理三个部分组成。三是语言政策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可以帮助解释语言选择。作者认为：语言管理理论模型首先要在语域内自身力量的基础上解释语言选择。但是语域外的力量也非常重要。Spolsky指出：构建或接受语言管理理论之所以要很长时间，是因为社会语言生态总在变化之中。

第2章为“家庭语言管理”。家庭语言管理是一种“有组织的管理”行为。父母在家庭中具有权威性，通常充当语言管理者角色，孩子则通常成为语言管理的对象。作者论述了不同语言背景的家庭的语言管理行为，提出了家庭语言生态的管理策略，比如，管理家庭语言环境、引入目标语者、安排孩子跟其他具有特定语言背景的孩子交往等策略。家庭语言选择受到家庭内外因素的影响。作者承认，内部域的作用力会受到外部域的挑战，尽管单独分析各语域的语言管理有其价值，但各个语域实际上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语言生态的影响。

第3章为“宗教语言政策”。宗教语域的语言管理一直被学术界忽视。作者主要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出发分析该语域的语言政策及其管理行为，详细考察了一些宗教教义、机构、宗教活动分子对语言管理的影响。作者还指出，不同的宗教对维持圣书语言及祈祷语言持有不同态度，宗教对语言传播和传统语言保持有一定作用。

第4章为“工作场所语言管理：商务语言管理”。工作场所的语言管理决策带有明显的商业动机，或是对某种影响公司有效运营的严重威胁做出反应。工作场所的语言管理主要解决雇员与雇员之间、雇员与雇主之间、雇员与客户之间的有效交际问题。跨国公司处理语言问题的方式包括：设定通用语，实行多语制，从公司外部雇用翻译，对雇员进行语言培训，机器翻译等。作者提出，对一门语言的价值的认识是付诸语言管理努力，改变语言实践的主要驱动力。

第5章为“公共语言空间管理”。本章从公共语言标识、广告、报刊、图书、新媒体（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方面论述了公共语言空间的语言选择和语言管理。作者认为，公共空间的语言选择不仅受到语域内参与者的影响，还会受到政府语言政策的影响。语言标识的象征功能在语言选择中起重要作用。公共标识使用的语言体现了语言之间的冲突，揭示了语言背后权力结构的变化。公共空间的语言管理者众多，媒体技术发展对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者都加以关注，这些因素加大了语言管理的复杂性。

第6章为“学校语言管理”。作者从学校语言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学生、教师及其他人员）出发，讨论了学校语言政策和管理。作者指出，不同类型的学校在语言管理者及教学语言的选择上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教学语言的选择虽然政治是主导因素，但是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也会迫使学校更改教学语言，如：几乎所有大学课程都用希伯来语为教学语言的以色列，现在也面临着用英语来讲授数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教学改革。外语教学日益重要，而选择哪种语言作为外语教学语种、从多大年龄开始进行外语教学已经成为当今两个热论的话题。当然，作为语言管理者，教师的培训、资格审查、任用等成为学校语言管理的重要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在阐述学校语言管理时，作者肯定了学校在濒危语言保护过程中的作用。学校可能是检验语言管理理论的根本领域。

第7章为“法律与医疗机构的语言管理”。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和多语人口的发展使法律与医疗机构的语言管理日益重要，也加大了对口译工作者的需求。作者认为语域外的压力和语域内的观念变化对法律与医疗机构的语言管理有重要影响，语言管理也受制于实施翻译服务所需的成本。

第8章为“军事语言管理”。作者指出，语言管理在具有等级结构的军事语域有明显优势，更容易得到贯彻执行。作者通过分析军事语域的语言政策，说明语言管理关系到国家安全。例如，“9-11”之后美国颁布了“国防部语言变革路线图”及“国家安全语言计划”，从而将语言管理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

第9章为“地方、区域及国家政府语言管理”。作者分析了从国家政府到地方政府层面的语言管理。政府层面的语言管理是传统语言规划关注的主要问题。作者将政府层面的语言管理行为分为三种：一、下放语言管理权力；二、确立国语或官方语言；三、语言本体规划，如拼写改革，建立语言现代化和标准化机构等。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集中体现了语言的交际工具属性和身份象征属性。单语制是民族国家通常采取的语言政策，但也受到语言多样性及少数族群语言权利思想的挑战。

第10章为“语言管理影响者：语言活动团体”。作者论述了语言活动团体在希伯来语复兴，毛利语再生（regeneration），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语言政策出台，美国唯英语运动，保持少数族群语言，抢救濒危语言等语言管理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语言活动团体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语言管理力量，可以对政府的语言政策产生一定影响。

第11章为“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包括超国家组织内部的语言管理和超国家组织对其他国家语言政策施加的影响力。作者通过论述联合国、欧盟等超国家组织的语言管理行为，试图说明：超国家组织在其内部语言管理中存在提高交际效率和保持多语之间的两难困境；超国家组织更多的是在传播语言权利、语言多样性理念上发挥作用。

第12章为“语言管理者、语言管理机构、语言学会及其工作”。作者从语言管理的执行者出发，讨论语言管理者，语言管理机构、学术组织及其相应的职责。非专门语言机构，如：国家教育部、政府负责的广播电视等媒体通常对语言的使用及传播起决定作用。专门语言机构，如法国的魁北克法语办公室、爱沙尼亚的国家语言委员会，主要是负责本体规划，包括术语定名及语言纯洁化等。当然，负责本体规划和保持语言纯洁最主要的机构应该是学术组织，如术语委员会。语言习得的管理者从一个国家内部来讲应当是一些教育管理者，如：课程负责人、校长、教育委员会等。而对外主要是通过负责语言传播的机构进行，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歌德学院等。

第13章为“语言管理理论：后记与（应该是或，不是与）导论”。本章与第1章首尾呼应。作者回顾了第2章到第12章的内容，总结了语言管理理论在这些语域的应用。最后，作者指出：鉴于语言管理的特殊性，目前尚无法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清晰解释。作者对语言管理也表现出某种悲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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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语言管理》是一本以语言管理为主题的语言规划研究专著。该书为语言规划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未来社会语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起引导性作用。本书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一是将语言政策划分为三个彼此联系的范畴：即语言实践、语言信念和语言管理，并依据此三分法构建语言管理模型。二是将语言管理置于不同语域当中去分析。尽管学者如Haarmann（1990），Kaplan & Baldulf（1997）等对语言规划发生的层面（如政府、群体及个人层面）早有论述，但是Spolsky首次以“语域”为依据来划分不同层面的语言管理，并试图整合Jernudd & Neustupný（1987），Neustupný & Nekvapil（2003）等提出和发展的语言管理理论，对不同语域的语言管理进行分析。这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解决社会不同层面中的语言问题。三是内容翔实，例证丰富。书中列举了大量语言管理实例，涉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大，很有说服力。四是强调了语言管理者在语言管理中的作用。

本书告诉读者，任何语言管理活动都依存于一定的社会语言生态环境系统中，语言选择是语域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管理复杂而艰巨。当年Cooper（1989：29）认为，判断Jernudd & Neustupný提出的语言管理这个术语是否能流传开来还为时过早。但20年以后，Spolsky的专著向我们表明，语言管理的时代已经到来。

本书也有些地方值得商榷。语言政策三分法作为语言管理的重要理论依据，其本身就有局限性。语言实践、语言信念、语言管理同语言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晰。此外，本书试图整合既有的语言管理理论，但是未能与之紧密衔接，有机统一，这也是本书的局限性。

正如作者在最后一章的标题中所暗示的那样：本书将可能是语言管理理论的一个“导论”，相信能引领语言规划研究者对语言管理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4年第1卷第1期60-64页。作者王辉，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孔子学院发展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政策、语言传播及汉语国际教育。

来源：语言政策研究、区域国别学与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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