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范仲淹的名节观

名节二字，作何解释？无非是名誉和节操。名节这个词大约是在南宋形成的，但此等气节却在二千多年前便形成。由名节二字能想到的先人，便是屈原。

屈原乃楚国士大夫，但他在朝堂上受到他人排挤，被当时的王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都城郢都被秦军攻克，屈原听说后，心中悲痛万分，痛恨自己没有挽救国家于水火之中的能力，只能以一死埋藏心中的愤恨。

他来到汩罗江，一跃跳入这滚滚江河之中，伴随着他的故国而去。乃至后世，屈原恪守名节的形象，成为了儒家政治伦理要求士大夫为臣要之“大节”的典范。

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完美的继承了士大夫恪守名节的优良传统，但范仲淹的名节观是一种新型的观念，他主张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结合，并以此名节观指导自身，敢于论天下事。本文主要详谈北宋范仲淹的名节观。

一、范仲淹的名节观形成背景

1.五代的颓废士风及其影响

封建社会士大夫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因此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言行举止便代表了当时时代精神，也就是说，士大夫是当时社会的风向标。但是五代时期士大夫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却不敢让人恭维，其因还是因为当时处于动荡年代。

继南北朝以来，又迎来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是晚唐混乱的一个延续，农民起义、军阀割据不断，整个社会风气一片颓然。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整个中国却先后历经了八个王朝的更替，社会秩序严重失调。

整个社会的黑暗为史上之仅有。此时作为精英阶层的士大夫为何不出来救国于危难之中？其实不是他们不想，而且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到了文人难以生存的状态。

后世人皆知宋朝重文轻武，五代时期的风向恰恰相反。从五代十国开国帝王的身份来看，他们无一不是出身强藩权臣，他们崇尚武力，依靠的是手下那一个个为他们冲锋陷阵的职业军人，那么此时的文人又能做什么呢？

在乱世，手持刀柄，杀人如麻的武夫自然比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更受上位者的喜爱。武夫上位，久而久之，自然也就轻视文人了。但这乃大环境所致，非人力所能改。

因而文人在强权者的淫威压迫下，或逃或寻求更强者的庇佑，苟延残喘，仰人鼻息的过活。当时文人生存环境的苦难可见一斑。因此生存尚且是个问题的士人还拿什么来空谈“修身治国平天下”之抱负呢？

他们只能向强权者曲意逢迎，低声下气，以保全自身。五代十国仅存在了70余年，便被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又一个封建王朝，宋朝。你看，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一个武将出身。

五代残存时间短暂，因此宋初的朝堂里，不乏大量的“贰臣”，而新兴的王朝也不免受到这些士大夫的颓废风气所染。因此，范仲淹的名节观是对五代以来士大夫阶层节操尽失的一种拨乱反正。

2.佛道思想的盛行及士大夫的“隐逸之风”

除了五代混乱的大环境所致的士风不振之外，也与佛道思想的影响有关。司马光曾说：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宋初的士大夫大都以谈佛论道为时尚，连统治者也推崇佛道思想。这使得大量的文人不关心国家大事、民生政策，却让谈禅之风盛行。

佛教“先言性命道德”、道家“无为无名”思想，对士大夫阶层影响颇深，并导致士大夫阶层“因循守旧”得“隐逸之风”。这于国家统治、社会进步极为不利。

宋朝实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同于唐朝上层社会被门阀士族把持的局面，宋朝改革科举制，寒门子弟也实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其中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新型士人崛起，并与庆历年间登上政治舞台。

这些人大多数出身贫寒，见惯了底层社会的辛酸，他们能够真正与底层人民共情，能够怀揣着政治理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有追求，励志改变国家社会的弊病，挽救国家命运。

而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正是映照了这些庆历人士“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名节观吗？

二、范仲淹对道家“无名论”的反思与批判

范仲淹等新型人士虽励志改变士大夫的因循守旧之隐逸之风，但在过程中，免不了被他人批判“为名为利”，因此为了纠正士人对名的错误观念，范仲淹不得不对道家思想的“无名论”发起冲击、批判与挑战。

细数历朝历代敢于直言上谏、浑身正气的好官，范仲淹必有一席之地。其一表现在他舍身取义、敢于插手帝王家事上。范仲淹成为仁宗的秘格校理之后，并没有安于现状。

当时垂帘听政的刘娥势力庞大，许多臣子皆依附于太后，唯有范仲淹迎难而上，提出让垂帘听政的刘娥刘太后交还政权于宋仁宗，因此得罪太后遭到贬斥。

其二表现在他对百姓怀有爱民之心上。范仲淹熟知民间艰苦，他常常针对民间利病提出意见，并在有灾荒时期，上奏朝廷赈灾救民。甚至范仲淹从民间搬到宫内杂草，让皇帝和后宫众人食用，用以体会民间疾苦。

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却极忧其民，正是他的这一份爱民之心，才使得他敢于直言不讳。

其三表现在他不畏权贵决心整顿上下的忧官之心上。范仲淹每次被贬似乎都离不开他的直言，因而得罪了很多重臣。他曾经告发丞相吕夷简卖官鬻爵，任人唯亲，被吕夷简以结党营私之罪反击，而再度被贬。

其四表现在他面对国家大事时，敢于违背帝王旨意的超高胆识上。李元昊多次在边境率兵骚扰，仁宗及其他臣子主张攻打，但范仲淹分析实事，始终坚持以守为攻，并上书向仁宗阐述攻守之利害。最终仁宗放弃攻打选择休养生息。

但范仲淹以上种种作为，在一些人看来皆是“好名”，因此他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指责。

在宋朝的大环境下，士大夫一边崇尚名节，爱批判，敢于上谏，另一边却又持“中庸处世”的为人和为官之道。因此范仲淹的“直言谠论”、“感激论天下事”，就成为了他们之中的“异类”。

他们害怕因名声外露而遭人愤恨，因此谨言慎行，却对范仲淹的“直言谠论”、“感激论天下事”提出批判，他们选择明哲保身。

如上文所述，这些士大夫的所作所为受到道家的“无名论”所影响，当时对范仲淹产生误会认为他是在沽名钓誉的人，也有举荐他的晏殊。

事实上，道家的“无名论”是造成士大夫误会、攻击范仲淹的“好名”的主要思想根源。因此，范仲淹对道家的“无名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

范仲淹对于道家思想不是一味的批判。但他对于老庄的一些思想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老庄认为所有“名”都会对人造成伤害，这样不顾一切地否定让范仲淹不能接受。

范仲淹追求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名，而不是为满足个人虚荣心哗众取宠的小名。老庄的“无名论”表现的只是无为政治，因此与范仲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名节观才是更加合理的。

三、范仲淹名节观产生的影响

范仲淹代表着新型人士的名节观，他的名节观体现了两个方面：范仲淹试图通过博取功名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追求的名体现了礼义廉耻。

宋以前，朝堂上尽是门阀贵族，寒门子弟甚少能挤进上层社会。宋朝却打破了以往的“满朝朱紫贵”，平民百姓得以拥有较为公平的机会进入朝堂，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

宋朝的政治特色便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国策是“重文轻武”，这些都极大激励了文人们的致仕之心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范仲淹更是从不掩饰自己的功名之心，他的这种名节观影响了当朝乃至后世的文人，并对同样追求功名的底层百姓也会施以援手。

曾经范仲淹遇到了一位穷困潦倒的孙秀才，在秀才为母索取粮食时，慷慨解囊，之后还资助这位秀才读书，最终不负有心人，孙秀才位列“宋初三先生”之一。

总结

范仲淹曾说：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节。他鄙视巧言令色、谄媚至极、抢名夺利之人，却仰慕于敢于直言的圣贤之名。

这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对名利毫不掩饰地追求，但他的名利却不是为哗众取宠的小名，而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的大名。

他用一生阐述了铮铮铁骨、刚劲气节的士人风气，他一生身体力行，完美塑造了一名具有道德节操的士大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