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明代的云南佛教圣地鸡足山——兼论“鸡足山”名称之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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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鸡足山原名九曲山，在明代以前有称九曲山或九重岩山。明初在大理奇书《白古通记》一书中首先将九曲山改称为鸡足山。《白古通记》是在明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表达的是一种民族心理的转变，有着浓郁的白族民族意识感情色彩。根据佛教史料记载鸡足山在印度。《白古通记》把九曲山说成是印度的鸡足山，表明大理地区自古就是佛教圣地，人民信仰佛教由来以久，并不是明政府在云南传播佛教后大理地区才信仰佛教的。由此，九曲山就成为了鸡足山，该山就是迦叶尊者守衣待弥勒之道场。

九曲山；鸡足山；迦叶道场；佛教圣地

一、明代以前中国佛教典籍

及云南地方史志有关鸡足山的记载

（一）中国佛教典籍有关鸡足山的记载

鸡足山，梵文和巴利文均为Kukkutapada_giri Kurkutapada_ giri ，（《佛光大辞典》第6642页）又叫鸡脚山、尊足山，位于中印度摩揭陀国，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迦叶尊者守衣入寂之地，这在中国的佛教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

唐代道宣的《释迦方志》卷下有云：

屈屈吒播陀山，（言鸡足也）亦谓窭卢播陀山。（言尊足也）直上三峰，状如鸡足，峭绝孤起，迥然空表，半下茂林，半上蔓草，尊者大迦叶波于中寂定，故因名焉。初佛以姨母织成金镂袈裟传付慈氏佛，令度遗法四部弟子，迦叶承旨。佛涅槃后二十年，捧衣入定，以待慈氏。

在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卷九中记载得更加详细：

屈屈居勿反。吒播陀山，唐言鸡足。亦谓窭卢播陀山。唐言尊足。高峦峭无极，深壑洞无涯，山麓溪涧，乔林罗谷，岗岑岭嶂，繁草被岩。峻起三峰，傍挺绝崿。气将天接，形与云同。其后尊者大迦叶波居中寂灭，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诃迦叶波者，声闻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脱。如来化缘斯毕，垂将涅槃，告迦叶波曰：“······我今将欲入大涅槃，以诸法藏嘱累于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坠。姨母所献金镂袈，慈氏成佛，留以传付。······”迦叶承旨，住持正法。结集即已，至第二十年，厌世无常，将入寂灭，乃往鸡足山。······既入三峰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愿力故，三峰敛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

以上可以清楚无疑地看到佛教典籍中迦叶入定的鸡足山在印度而不在云南境内。

（二）云南地方史志有关云南“鸡足山”的记载

云南鸡足山在明代以前并不叫鸡足山而叫九曲山。云南地方史志有关九曲山（鸡足山）的记载在元《混一方舆胜览·大理路·景致》中云：

九曲山，峰峦攒簇，状如莲花，盘曲九折，在洱河东北。（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辑第113页）

明景泰年间陈循等人以元代和明初资料编撰而成的《寰宇通志》在记录大理府山川时曰：

九曲山，在西洱河东北百余里，盘折九曲而上，顶有石门，高不可入。（陈循《寰宇通志》）

《大明一统志》和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也未称其为鸡足山。

《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载：

九曲山，西洱河东百余里，峰岳攒簇，状如莲花，九盘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李贤《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第20页）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载：

九曲山，在洱海东北一百里，山多岩石，路盘九曲。上有石门，人不敢至。一名九重岩山。则虽山川灵秀，尚无佛法足书。（陈文等《云南图经志书》卷五第3页）

在现存的大理国佛教写经抄本《护国司南抄》等大理写经中有“鸡足山”一词出现，但这个佛教经典中常见的名词，都指的是印度的鸡足山。

由此可知，即使到了明代景泰年间，山名一直是叫九曲山，或九重岩山，未有鸡足山一名之说，况且山上人迹罕至，山上的佛教也无太多值得记载入史的。所以说明代以前云南无鸡足山之名。

二、鸡足山名称在明代的出现

根据可考的历史文献，云南鸡足山名称首先出现在明初编撰的《白古通记》一书中，也就是说云南鸡足山名称与《白古通记》有关系。在《白古通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苍、洱之间，妙香城也。释迦佛在西洱证如来位。（点苍山），释迦说《法华经》处。鸡足山，上古之世原名青巅山，洞名华阴洞。······迦毗罗国净梵大王因其山形象鸡足，遂更名曰鸡足山，名其洞曰迦叶洞。迦叶尊者由大理点苍山入鸡足。阿难亲刻尊者香像于华首门。三皇之后，西天摩揭陀国阿育王第八子蒙苴颂居大理为王。三塔见存。

在这里《白古通记》的作者直接将大理说成是佛教圣地印度，释迦牟尼佛和弟子曾经在这里生活传教，点苍山就是灵鹫山，宾川九曲山因前列三峰，后拖一岭，形如鸡足而得名。而且还称大理是阿育王故封地、大理土著为阿育王之后、是来自天竺摩揭陀国的婆罗门即有印度血统等等。九曲山在《白古通记》的作者笔下一变而成为了印度的鸡足山。这是何故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白古通记》是怎样的一部书。

《白古通记》成书于明洪武十七年至永乐十四年间（1384～1416），由大理喜洲杨姓段氏遗民用白文而写成的一部白族古代史书，其成书与明军攻克大理并在大理地区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措施，推行所谓的“圣化”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兵三十万攻克云南，次年平大理。我们知道南诏时期，大理地区汉文化程度就已相当高，文教就已经十分兴盛。但在朱元璋的眼里，云南仍然是“诸夷杂处”、“弗尊声教”、“不尊教化”之地。（朱元璋《平云南诏》）所以，必须对云南的文教进行彻底的改造。为此朱元璋放任沐英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将元代以前云南盛传的文化典籍和地方故实，包括“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师范《滇系》第14册，第33页）将云南的旧有文化销毁殆尽和云南汉文化的影响一笔抹杀之后，明政府就立即在云南兴学校传播儒学；传播汉地佛教，利用佛教辅佐儒家思想，推行其所谓的“圣化”和“教化”，以此达到树立皇威、教化云南各族人民的目的。然而，明初在云南所传播的儒学和佛教，在南诏、大理国时期早已有之。明政府在大理的强权统治和对大理古代文化的摧残，企图抹杀、否定自南诏、大理国以来云南儒释并盛的史实，势必引起白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促使明初大理地区深受中国传统汉文化熏陶，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白族知识分子，以“国灭史不灭”的心态，编撰出了《白古通记》。

书中把九曲山说成是印度的鸡足山，这就将大理彻底印度化，表明大理地区自古就是佛教圣地，人民信仰佛教由来以久，并不是明政府在云南传播佛教后大理地区才信仰佛教的。

《白古通记》并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信史，其目的不是为了记史而是为了表述心迹，以此表达出深切的追忆故国的情怀以及对明政府明初在云南和大理地区采取强制性措施兴儒学，以佛教教化民众，这种无谓举措的强烈不满和否定。犹如阿嵯耶观音的信仰是南诏晚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民族意识需要的产物一样，《白古通记》也是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意识需要的又一产物，阿嵯耶观音的信仰是白族历史上民族意识的首次心声流露，这种民族意识精神由其象征物阿嵯耶观音圣像的流传而深入人心，经过宋、元，当明初明政府再次以“夷夏之辨”为由，对白族人民实行强权统治和文化摧残时，白族的民族意识又一次被唤醒和爆发出来。《白古通记》表达的正是在民族危机时潜存在民族心灵深处的悲痛情感以及为保存云南地方故土文化而进行的“夷夏之辨”，并由此激发的民族意识在明初的再次展现，是民族气节的表现，是白族民族心灵、情感的象征。像阿嵯耶观音信仰一样以冷遇汉文化、树立白族文化为前提，从而显示其民族意识精神。作为“白族心史”的《白古通记》就如阿嵯耶观音像一样，与白族民族意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阿嵯耶观音信仰中所彰显的民族意识精神的继续。

如此，把宾川九曲山说成是印度的鸡足山，并以之为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迦叶尊者守衣入定之地是《白古通记》作者有意而为，意在说明自南诏以来，佛教在大理地区就已经十分兴盛，人们对佛教的信仰由来已久，佛教文化早已深入人心。事实上，明代以前，大理地区的佛教就一直昌盛不衰，文教发达。从现存的绝大部分云南地方佛教文物、文献，出土文物，碑铭题记，石窟雕刻，绘画等可资证明。从此，九曲山就成为了鸡足山，该山就是迦叶尊者守衣待弥勒之道场，此说法开始逐渐流传民间并见于云南地方史志中。明正德《云南志》卷三就载：

九曲山，在宾川州，去洱河泉百余里。峰峦攒簇，状如莲花，九盘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相传此山乃迦叶授金兰入定之所。

可见，九曲山改为鸡足山，是迦叶尊者之道场已为人们所认可和相信。鸡足山从而成为了云南佛教之重地，僧徒信众日聚渐多，云南鸡足山开始扬名。

三、佛教文化圣地云南鸡足山

的发展及其影响

鸡足山上的佛教建筑，始建于唐代，可能是由于庙小人少，没有名气，所以到了明代景泰年间仍然“尚无佛法足书”。随着《白古通记》的成书，把大理说成是妙香佛国，鸡足山是迦叶尊者之道场，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僧俗闻名纷至沓来，经努力拓建、大力宣传，促使鸡足山在中国西南崛起，其声名播及国内和东南亚，影响广泛，很快成为佛教徒顶礼朝拜的圣地。

（一）僧俗共建促进发展

僧俗的共同努力，使鸡足山佛教在明代大盛，先后有圆庆、净月、周理、无往、洪如、大错、担当等高僧在鸡足山出家修行，将鸡足山佛教推向极盛时期，这时鸡足山佛教寺院已有大寺八、小寺三十有四、庵院六十有五、静室一百七十余所，其中著名者有金顶寺、传灯寺、太子阁、九莲寺、迦叶殿、石钟寺、寂光寺、慧灯庵等。除寺院而外，还建有轩、亭、角、堂、坊、塔、殿等200余座、桥梁18座（大错《鸡足山指掌图记》）。从嘉靖至万历年间，鸡足山有大小寺院数百座，住山僧众上千人，处处香火缭绕，是佛教的鼎盛时期。故此，方国瑜先生写道：“鸡足盛名，明季已播海内，已成滇中佛法渊薮。”（方国瑜《新纂云南通志》，民国三十七年四月排印本，卷一百五第25页）

佛寺的大量修建，促进了鸡足山佛教的发展，吸引了众多的信众前来朝拜。大错和尚在《鸡足山赋》中非常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朝山的盛况：“或遇佛辰佳节，胜会良游，积愿瞻礼，香信虔酬。远千里而不惮，先五夜而精求。土汉错杂，番落比逑。哀牢鹤拓，倮棘邛酋，雕题金齿，九译百邮。白濮红巾而系箭，冉駹彝唱而旃裘；蛮姑桶裙而赛祷，蒲猡鸣角而优游。······士女迭进，童叟混俦，僧俗互市，宾主淹留，吹芦击筑，戏马蹴趄”。描绘了白族、彝族、哈尼、崩龙、佤族、布依、布朗、纳西、藏族、汉族等各民族朝山者多姿多彩的活动场面，以及东南亚各国远道而来的朝山者的习俗。佛事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民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各民族、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二）高僧大德和文人贤达的宣传与贡献

鸡足山历代高僧辈出，唐代的明智、护月，宋代的慈济，元代的源空、普通、本源，明代的周理、彻庸、释禅、担当、大错、中锋，清末民初的虚云等都是声闻远扬的大德高僧。

被中国佛教界尊为佛门泰斗、人天楷模的虚云大师，一生曾数上鸡足山，在鸡足山肃佛规、破陋习、着僧衣、开讲堂以复兴迦叶祖师道场。他还到腾冲，赴缅甸、泰国、南洋、日本等地弘化募捐，终于建起了鸡足山第一座十方丛林，再次把鸡足山传向海内外。光绪三十二年（1906），虚云入京请藏。光绪皇帝敕封虚云老和尚“佛慈洪法大师”之号，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銮驾全幅及龙藏一部，原钵盂峰迎祥寺赐名为“护国祝圣禅寺”，鸡足山佛教再度兴盛。民国二年（1912）伟大的革命家、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鸡足山题写了“饮光俨然”大字匾额；同年梁启超先生也题赠了“灵岳重辉”的大字匾。此后，鸡足山更成为了四方朝圣，万众礼佛的灵山佛都。

文人贤达之士中亦有不少人先后到鸡足山听经、读书、访友、揽胜，少则一二个月，多则一二十年。如徐霞客曾两上鸡足山。第一次住了一个月，天天出游，还未游遍全山。第二次又住了近四个月，应丽江土司之清，撰写《鸡足山志》，又花了不少时间。南京迎福寺高僧静闻，曾刺血写成《法华经》，愿供鸡足山。后与除霞客同住，至湘江，遇盗堕水，仍擎经于顶，至南京崇善寺病危，求葬鸡足。徐霞客负骨与经，跋涉数千里，将静闻葬于悉檀寺之侧。

大理府太和人李元阳对鸡足山的宣传尤为突出，他不仅撰文立碑，大力宣传鸡足山，而还多次捐资置常住田和修葺建盖寺院，为鸡足山的兴建和发展可谓不遗余力。鸡足山之所以能够成为闻名中国的佛教名山，实与李元阳之功绩分不开。故范承勋在其《鸡足山志》卷六中有“鸡山之盛，公为首功矣，”之感慨。（范承勋：《鸡足山志》卷六）

自明代以来至民国，一些名人雅士如杨升庵、李元阳、李贽、董其昌、孙中山、梁启超、袁嘉谷、赵藩、赵朴初、徐悲鸿等留下的大量诗文画卷，为鸡足山增添了更加丰富的文化意韵，使鸡足山更具影响力。

（三）迦叶道场鸡足山之久远影响

九曲山改为鸡足山是在明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在《白古通记》中得以表现出来，表达的是一种民族心理的转变，有着浓郁的白族民族意识感情色彩。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白族民族心理的转变历史早已普遍不为人们所知了。但是，《白古通记》的作者根据迦叶尊者的生平和贡献，将鸡足山一词借用过来赋予古老的九曲山以新的名称，并遵奉为迦叶道场，赋予它新的含义，使之成为佛教圣地、天下名山却已长久地深入人心，享誉海内外，造就了云南鸡足山佛教崛起发展的殊胜因缘。或许《白古通记》的作者在借用这个词的时候，是带有浓郁的主观民族意识心理，但在客观上却促使一座无名之山成为了一座佛教名山，经过无数僧俗的不懈努力，使它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僧俗向往的一块神圣净地。从中也可见其所包含的佛心慧眼。正是：“微特滇人谓鸡足为迦叶道场，凡宇内亦无不知之者。或淄流或羽士，百里千里外，杖锡飞凫，来朝兹山。”（郝玉麟《重建迦叶殿碑记》）僧俗前来朝圣之情景可谓盛况空前。可以说“鸡足非迦叶则不彰”，“以有佛遂有迦叶，以有迦叶，乃传鸡足山。”（高奣映：《鸡足山志》）

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衰亡，而在中国、东南亚及东亚得以发扬光大。也许对于印度的鸡足山，我们可能只有在佛教典籍中去追溯它昔日的佛法的兴盛，而云南的鸡足山却能够让我们在现实，或者说在当下真切地领略到佛教生生不息的传承与佛法精神之弘扬。正所谓“灵鹫一片荒凉土，岂比苍苍鸡足山”（徐悲鸿赋诗句）。九曲山这一名称早已成为远古的历史，代之而起的鸡足山自出名以来一直是传播佛法、彰显佛教文化的重地，至今未绝，影响广泛而深远，而且还将继续把佛法传承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在云南鸡足山“佛氏之遗教满矣”。

作者：傅云仙

来源：《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年第3期（有删减）

选稿：甄艺涵

编辑：邹怡思

校对：刘 言

审定：吴雪菲

责编：罗舒平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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