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究竟是什么？1958新中国对抗“蛊病”实录，毛主席亲自部署

中国西南云贵川湘西等地区，从古至今一直流传着一种与“蛊毒”相关的实操文化。这种来自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带的神秘蛊毒不仅在当地盛行，就算是中原地带的豪杰和风流人士听说之后也是闻风丧胆，从金庸、古龙等老一辈作家武侠小说之中对于这种蛊毒神秘之处的描写，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这个东西真的在曾经中国存在吗？他的效果有这么神奇吗？

西南苗疆的练蛊之法

对于蛊的最早记载可以直接追溯到商朝时代，今天出土的甲骨文之中，就已经生动形象的描写了蛊毒的制作方法，并且使用岩石壁画的形式为后人进行展览，我们从出土的考古文物之中可以看到商代制作蛊毒的方法是在器皿之中放入多条毒虫，商朝以后中国境内的蛊毒的提炼和蛊虫的培育都与这个方法离不开。

具体一点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脱胎于商代的“蛊虫筛选法”。首先选取很多条毒虫放入到封闭看不见阳光和空气的容器之中，等到他们在容器之中互相残杀，最后活着的那一条就被叫做蛊虫，从这条蛊虫身上提炼出来的毒素液体粉末之类的东西就被叫做“蛊毒”。这里的看不见阳光是为了使毒虫产生恐惧心理，隔绝空气是为了加速死亡，让这些毒虫在吃与被吃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蛊虫培养的难度相当大，有的时候花费很大力气收集毒虫，最后因为对于空气、毒虫本身之间的把握不当，可能一条毒虫都没有活下来，这样失败的例子相当之多。

第二种蛊虫的炼制方法与这个大同小异，明确记载来源于《隋书地理志》之中，这里隋朝中原汉人见识到西南苗疆地区人炼制蛊虫的方法为收集一百种毒虫，这些毒虫最大的有蛇类、最小的有人头发之中的虱子、这个收集毒虫必须在五月五端午之前完成，然后在五月五日的时候将他们放入到器皿之中，让其互相残杀，最后剩下一种蛊虫就留下来。

这个残杀吞噬过程之中活下来的可能不止一条毒虫，如果是蛇活下来就被叫做蛇蛊；蟾蜍活下来则为蟾蜍蛊；蜈蚣活下来则为蜈蚣蛊；苗疆地区用蛊的原则一般都是用来报仇杀人，将蛊虫放入到仇人的食物水源之中，等她们吃进去之后，蛊虫在体内慢慢蚕食她们的五脏六腑，等到仇人身死之后就霸占他们的家产和妻儿子女。

自宋元以来，四川等地流行的蛊毒制造方法开始传播到湖广等南方地区，这些蛊虫的种类众多，有的是为了报仇夺人家产的金蚕蛊；有的是女子为了让男子对自己死心塌地，一辈子钟情于自己的“情蛊”；还有的是为了治病救人，以毒攻毒的医家“活人蛊”；种类之多让人眼花缭乱，但不管怎样，蛊虫之事，终究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养蛊之人以什么方法遥控蛊虫为自己做事，蛊虫之效果真的如此明显吗？

历史相关记载之中的蛊虫

历史之中的蛊虫大部分都是当地制作当地使用，很少有见到蛊虫的实际标本和保存下来的蛊虫遗物。所以对于蛊虫的研究必须要从历史文献和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带的实地入手，传言之中威甚大的蛊虫到底是否名副其实，这些还要等到中国专家投入到古籍之中整理之后才能够下结论。

当前中国留下来的最早文献最多能够追溯到商朝时候对于蛊的制作方法，但与蛊相关的历史伟大人物则是要在东西周时代，周王朝在官制之中专门的设置了庶氏来负责杀灭蛊毒这项事情，而他们驱逐蛊毒的方法主要是有三种，第一种就是使用继承而来的诅咒灭杀；第二种是焚烧一些嘉草以烟雾熏杀蛊虫；第三种方法则是很多人围着中蛊之人跳舞祈祷来进行驱逐。

上面这些方法虽然是周朝时候就已经发明了的方法，但一直流传到后世的清朝，今天的人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东方巫术。到了东周早期的春秋时代，著名史官左丘明在自己著作《左传》之中也有大量关于中蛊和解蛊的记载。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为近蛊。

《史记.夏本纪》：（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

《史记.正义》：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

晋候得病之后求救秦国，秦国名医看了之后直接摇头说没救了，这是中蛊了，秦德公的时候用狗来治蛊毒，以上看起来相当荒谬，但的的确确是记载在史书之中最为可信的史料了，是一国之君的官方记载，能不信吗？这些时间的顺序从秦到汉之后，蛊毒的运用因为没有官方上的禁止，甚至一度从蛊毒单方面使用变成了全国性的灾害。

西汉自汉景帝以来，蛊毒已经运用到了宫廷政治斗争之中，汉景帝时候的粟姬为了获得皇帝的宠爱，经常养育一帮巫师来为自己增加邪魅之功，这个增加魅力的就是魅惑之蛊。无独有偶，汉武帝时候因为蛊毒曾经爆发了两次国家级别的大事，第一次是原皇后陈阿娇失宠之后从蜀地招来一群巫女为自己增加媚功，被汉武帝发现之后直接废除皇后之位，那些炼蛊参与者被诛杀的高达300人。

第二次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都有名的巫蛊之祸了，汉武帝最钟爱的卫子夫皇后受到牵连被杀，最贤德的太子刘据受到冤枉为自救不得不起兵造反，整个长安城打成了一片血城，最后汉武帝反攻倒算清洗的时候，被处死的人高达数万人，一个小小的巫蛊诅咒直接改变了大汉的继承人了，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历史。那么事情回到起始点，历朝历代都出现的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南方长江沿岸的蛊病

其实对于蛊虫的研究，学者可以发现蛊虫大部分都是存在西南苗疆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原地区不是说没有，而是相当少，就算是有一些，也是西南地区的人带过来的。蛊毒和蛊虫的分布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而且蛊虫的操作者大部分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特征，当地人称呼为巫师或者长老。

所以学者认为要研究蛊的存在和特征，一定是离不开中国古代的巫术信仰的，从很大一个角度来说巫蛊并列也不是说不可以，对于巫蛊文化的信仰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之中，这本书之中就提到了很多食物吃了之后可以不被蛊毒所害。绝大部分的专家认为蛊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实际上蛊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流传千年得不到根治的血吸虫病。

这种说法一经提出之后，可以说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没有其他，只是因为这种说法太过于新奇，而且这种说法的背后又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其实对于血吸虫病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隋朝的时候，隋朝地理文书之中记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第五的老白皙一直受到蛊虫的侵害。

隋炀帝时代对于江南地区的开发远超前代，所以很多中原人士得以游历江南，可以亲身见证这种史书之中记载的蛊毒发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根据句隋朝名医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中的记载：

病发之时，腹内热闷，胸胁支满，舌本胀强，不喜言语，身体恒痛，又心腹似如虫行，颜色赤，唇口干燥，经年不治，肝膈腐烂而死。

从上面的记载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种疾病发病的时候会出现腹部胀大，能够感受到肚皮以下有虫子在游动，这种疾病相当痛苦，呈现绞痛的特征，因为无法治疗，时间一长之后就会脏腑溃烂被虫子吃干净而死。这种描述和中蛊之后的症状十分的相似，而且从宋代《洗冤集录》盛行以来，对于人体解剖也发现这种情况死去的人身体之中满是丝状黑虫，让人浑身毛骨悚然。

这种疾病其实早在1956年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傅在希的研究之中就已经指出，这并不是蛊毒，而是血吸虫病，长期流行于长江沿岸地带，血吸虫患者的典型特征就是腹部肿大，发热，全身皮疹、腹部绞痛，和隋朝《诸病源候论》之中记载的蛊毒症状完全一样，随后的傅在希发表整理了《进一步探索血吸虫病的来源》一文。

这篇论文引起了我们国家高层的重视，因为血吸虫疾病的危害很大，自古以来就是人民群众最大的敌人之一，三国时代的曹操数十万大军发动赤壁之战，因为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来到南方之后很多人都感染了血吸虫病，结果导致统一战争功败垂成，所以后世研究三国史料的时候认为赤壁之战失败的很大原因就在于水土不服和血吸虫病直接瘫痪了曹操几万精锐大军。

在我们国家解放战争时候实行渡江战役的时候，解放军战士之中的上海地区第9兵团就有3.3万人感染了血吸虫病，本着血吸虫病对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危害，所以我们国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在全国进行血吸虫病的摸底排查，不查不要紧，一查结果真的是吓死人，当时全国之中感染血吸虫病不分轻重的人数竟然高达1160万人。

其中最为严重的应该是江苏地区，这里有一个地区5000多人的居民有超过4000人感染血吸虫病，其中一千多人因为血吸虫病痛苦死去，周边的村镇也有好几百人因为此病而死，这样的结果极大的危害到了我们国家百姓的生命安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国家就意识到，要保障长江中下游沿岸百姓身体健康，就必须和蛊毒血吸虫做斗争，务必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防疫战！

新中国的伟大防疫战争

血吸虫疾病危害如此之大，则我们国家不可不防。在1955年11月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前往杭州指导发布了“抗击血吸虫病方案”。在充分的吸收了各地意见之后，于上海成立了一柯庆施为主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九人小组当时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不够，医疗人员不够，当时的中国不是今天，全国上下接受过西医教育的不足四万人，就算是全部调集过来也不够使用啊！

在这个关键时候，中国的中医站出来了，那个时代中国中医还没有没落，全国上下分布在农村城市的中医超过30万人，所以当时的方针就是中西医结合。这个决策的历史意义相当的深远，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医被正式的纳入到了我们国家的医疗体系之中，保留了最早的一批中医高手，为今天中国中医重新振兴留下了火种。

通过研究认识到大部分的血吸虫都是寄宿在钉螺之中，所以本着消灭传染源的原则，长江沿岸各地有着血吸虫病史的地区都建立起来了“血防所”，其目的就是教育和指导村民消灭钉螺，最为主要的两个方法就是通过喷洒农药进行消灭，农药不足的地区直接进行填埋和扔进沼泽地之中，以此消灭钉螺。

第二个手段就是在传染媒介上面进行杀毒消除，因为西医的无菌和消毒意识相当强烈，所以为了斩断血吸虫的传播，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城市农村开始对粪便、阴沟、阳沟、水源地进行集中整治，像湖南地区的厕所就进行了加盖，各地开始修建厕所，挖掘粪池。

对于有着长期喝生水的南方人来说，以后也尽量不要喝生水，江河湖泊里面的水不能直接饮用，而是要烧开之后再喝，平时的话尽量喝山泉水和井水，少用河水与湖水。这些措施实行之后，中国人从此形成了一个“多喝开水”的习惯，而经过几年的时间，江西余江县就宣布已经全面消除了境内的血吸虫病，并且发表于人民日报之上。当时的毛主席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还专门的写下了两首七律《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从1958年开始，我们国家对于血吸虫疾病的防治从来就没有松懈过，而经过长达五十年的努力，到本世纪初，中国历史之中借蛊毒之名，行蛊毒之实，危害数千万百姓上千年的血吸虫病彻底消失。当然真正的蛊毒好像依旧没有研究头寸为，因为历史之中的蛊毒是少数民族的人工产物，是一种流传至今的风俗信仰，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血吸虫病则是被误认为蛊毒的一种疾病。二者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