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50年中，需要了解的30个不道德的心理学实验

在过去150年的人类历史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人类所取得的进步，生物医学和心理学领域也同样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但我们很少想到，在进步的背后，很多人遭到了残害，甚至失去了生命。以下是历史上最不道德的30个人体实验。

30.茶室性研究

对于在公厕内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男性，社会学家劳德·汉弗莱斯一直都很好奇。他想知道为什么“茶室性行为”会导致美国大多数同性恋被捕。汉弗莱斯在华盛顿大学写博士论文时，决定成为“守望者”(当警察或陌生人靠近时，放哨并咳嗽提醒的人)。在汉弗莱斯的研究中，他观察了数百种口交行为，并采访了许多参与者。他发现54%的研究对象是已婚的，38%的人既不是双性恋也不是同性恋。汉弗莱斯的研究打破了公众和执法部门的一些刻板印象。

29. 把囚犯作为测试对象

195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皮肤科医生、维甲酸的未来发明者阿尔伯特·M·克里格曼(Albert M. Kligman)博士在费城霍姆斯堡监狱(Holmesburg Prison)的囚犯身上开始了实验。正如克里格曼后来对一名记者说的那样，“我眼前看到的只是几英亩的皮肤。这就像一个农民第一次看到一片田地一样。”在接下来的20年里，囚犯们心甘情愿地允许克里格曼使用他们的身体进行实验，涉及牙膏、除臭剂、洗发水、护肤霜、洗涤剂、液体食物、眼药水、足粉和染发剂。尽管这些测试需要持续的活组织检查和痛苦的过程，但没有一个囚犯遭受得了长期伤害。

28. 海瑞塔‧拉克斯

1955年，来自巴尔的摩的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是一位贫穷、未受过教育的非裔美国女性，她无意中成为了细胞的来源，这些细胞随后被培养用于医学研究。研究人员也曾试图培养其他细胞，但只有海瑞塔的细胞能够成功存活并克隆。海瑞塔的细胞被称为海拉细胞，在脊髓灰质炎疫苗、癌症研究、艾滋病研究、基因图谱和无数其他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瑞塔死时身无分文，被葬在了家族墓地，连墓碑都没有。几十年来，她的丈夫和五个孩子都对海瑞塔对现代医学的惊人贡献一无所知。

27. QKHILLTOP项目

1954年，CIA开发了一个名为“QKHILLTOP项目”(Project QKHILLTOP)的实验，以研究中国人的洗脑技术，然后他们利用这些技术开发了新的审讯方法。领导这项研究的是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哈罗德·沃尔夫博士。沃尔夫的研究小组要求中央情报局向他提供有关监禁、剥夺权利、羞辱、酷刑、洗脑、催眠等方面的信息后，开始制定计划，并据此开发秘密药物和各种损伤大脑的程序。根据他写的一封信，为了全面测试有害研究的影响，沃尔夫希望中央情报局“提供合适的研究对象”。

26. 斯塔特维尔监狱疟疾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阻碍了美国军队。为了控制这一情况，在伊利诺伊州约利叶的斯泰特维尔监狱成立了疟疾研究项目。芝加哥大学的医生们让441名志愿者被感染疟疾的蚊子叮咬。尽管有一名囚犯死于心脏病发作，但研究人员坚称他的死亡与这项研究无关。这项广受赞誉的实验在斯泰特维尔持续了29年，其中包括首次对伯氨喹(Primaquine)的人体试验，这是一种仍被用于治疗疟疾和肺孢子虫肺炎的药物。

25. 艾玛·埃克斯坦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27岁的艾玛·埃克斯坦曾因胃病和轻微抑郁等模糊症状寻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帮助，但这位德国医生却对她的癔病和过度自慰(当时认为这种习惯对精神健康有害)进行了“治疗”。治疗中的一个实验手术是烧灼她的鼻子内部，但在手术之前只她进行了局部麻醉剂和可卡因麻醉，这场手术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无论如何，艾玛的治疗持续了三年时间。

24. 威廉·博蒙特博士和胃

1822年，密西根州麦基诺岛的一名皮草商人不慎腹部中弹，威廉·博蒙特(William Beaumont)医生对其进行了治疗。皮草商人活了下来，但他的胃上有一个洞(瘘管)，一直无法愈合。博蒙特意识到这是一个观察消化过程的非常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开始了他的实验。博蒙特把食物绑在绳子上，然后把它从皮草商胃上的洞里塞进去。每隔几个小时，博蒙特就会取出食物，观察它是如何消化的。虽然令人毛骨悚然，但博蒙特的实验让全世界都认识到消化是一种化学过程，而不是机械过程。

23. 儿童电击疗法

在20世纪60年代，纽约克里德莫尔医院的劳蕾塔·本德博士开始用电击疗法对有社会问题儿童进行治疗，她认为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治疗方法。治疗中包括在大众面前采访和分析一个敏感的孩子，然后对孩子的头部施加适量的电力。到她的治疗被终止时，本德已经对100多个孩子使用了电击疗法，其中最小的只有三岁。

22. 洋蓟项目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科学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开展了一系列精神控制项目，目的是想解答:“我们能否控制一个人，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甚至违背基本的自然法则，执行我们的命令?”其中一项叫“洋蓟计划”(Project Artichoke)，对催眠、强迫吗啡成瘾、戒断药物，以及使用化学物质诱发失忆进行了研究。虽然该项目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关闭，但该项目为在野外行动中使用精神控制的广泛研究打开了大门。

21. 智障儿童肝炎

20世纪50年代，纽约州立智障儿童学校威洛布鲁克州立学校(Willowbrook State School)爆发了肝炎。不卫生的条件使这些儿童不可避免地感染了肝炎。被派去调查疫情爆发的索尔·克鲁格曼博士提出了一个有助于开发疫苗的实验。但是，这项实验需要故意让儿童感染这种疾病。尽管这项研究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但批评者们最终都在获得每个孩子父母的许可信后沉默了。事实上，让自己的孩子参加实验通常是保证进入这个人满为患的机构的唯一途径。

20.午夜高潮行动

“午夜高潮行动”最初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资助的一个精神控制研究项目的子项目，旨在研究LSD（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对人的影响。在旧金山和纽约，中央情报局雇佣妓女引诱男性实验对象来到设有单面镜的安全屋，然后给实验对象使用一定剂量LSD和其他能改变思维的物质。1965年，CIA停止了这个项目，关闭了安全屋，但午夜高潮行动开启了人们对性勒索、监视技术以及改变思维的药物的广泛研究。

19. 人类意外暴露于放射性尘埃辐射的研究

1954年，美国对马绍尔群岛居民进行了一项医学研究，名为“高当量核武器的高强度β和γ射线辐射对人体影响的研究”，也就是臭名昭著的4.1计划。当布拉沃城堡核试验的当量超过预期时，政府制定了一项最高机密研究，以“评估那些意外暴露在辐射中的人受到辐射伤害的严重程度”。尽管大多数消息来源都认为这次暴露是无意的，但许多马绍尔人认为4.1计划是在布拉沃城堡测试之前就计划好的。共有239名马绍尔人受到了严重辐射。

18. “恶魔研究”

1939年，爱荷华大学的研究人员温德尔·约翰逊和玛丽·都铎在爱荷华州达文波特的22名孤儿身上进行了一项口吃实验。这些孩子被分成两组，第一组的孩子接受了积极的语言治疗，孩子们因为语言流利而受到表扬。第二组的孩子接受了消极的语言治疗，每一个语言缺陷都会被贬低。即使第二组中正常说话的孩子也出现了语言问题，并伴随了他们的一生。

17. MKUltra计划

MKUltra计划是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一个研究行动的代号，该行动在人类行为工程方面进行了实验。从1953年到1973年，该项目使用各种方法来操纵美国和加拿大公民的精神状态。这些不知情的人体试验对象被施以LSD（致幻剂）和其他改变心智的药物、催眠、感官剥夺、隔离、言语和性虐待，以及各种形式的酷刑。

16. 新生儿实验

20世纪60年代，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研究血压和血液流动变化的实验。研究人员选取了113名出生1小时到3天的新生儿作为测试对象。在其中的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将一根导管通过新生儿的脐动脉插入主动脉。然后将新生儿的脚浸泡在冰水中，以检测主动脉的压力。在另一项实验中，多达50名新生儿被单独绑在包皮环切板上，然后倾斜，让他们的血液涌向头部，来监测他们的血压。

15. 厌恶项目

1969年，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数千名同性恋者被移交给奥布里·莱文(Aubrey Levin)医生，他是一名陆军上校和心理学家，他相信自己可以“治愈”同性恋者。在比勒陀利亚附近的Voortrekkerhoogte军医院中，莱文使用电击厌恶疗法来“重塑”他的病人。研究人员向男同性恋者展示一名裸体男子的照片，并鼓励他们进行性幻想，接着再给病人施以严重的电击。

14. 囚犯医学实验

从1913年到1951年，加州圣昆廷监狱的首席外科医生利奥·斯坦利(Leo Stanley)博士将囚犯作为各种奇怪的医学实验的实验对象，实验包括绝育和西班牙流感的潜在疗法等等。在其中的一项实验中，斯坦利使用死刑犯的睾丸在活着的囚犯身上进行了睾丸移植，在某些情况下，还使用了山羊和野猪的睾丸。

13. 变性

1965年，加拿大人戴维·彼得·雷默出生时是男性。但在他七个月大的时候，在一次非常规的包皮环切术中他的阴茎受到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心理学家约翰·莫尼(John Money)是后天习得性别理论的支持者，他说服了雷默夫妇，为戴维进行了性别重置手术，让雷默夫妇将他当作女孩来养。但戴维自己坚称他从未承认自己是女性。他的童年充斥着各种嘲笑，被排斥，和沮丧。38岁时，戴维饮弹自尽。

12. 辐射对睾丸的影响

1963年至1973年间，数十名华盛顿和俄勒冈州监狱的囚犯成为了一项测试辐射对睾丸影响的实验对象。130名囚犯在金钱和假释的诱惑下自愿同意参加华盛顿大学代表美国政府进行的实验。受试者需要每隔10分钟接受超过400拉德的辐射(相当于2400次胸部x光)。然而，囚犯们很久之后才知道实验比他们被告知的要危险得多。2000年，这些参与者与哈佛大学达成了24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和解。

11. 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于1971年8月14日至20日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目的是调查狱警和囚犯之间冲突的原因。研究人员选择了24名男性学生，并随机分配囚犯和狱警的角色。然后他们被安置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地下室一个特别设计的模拟监狱里。指派为狱警的人实施了专制措施，并对囚犯进行了心理折磨。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囚犯接受了虐待。实验结果超出了所有研究员的预期，但这项实验只进行了6天就突然结束了。

10. 危地马拉的梅毒实验

从1946年到1948年，美国政府、危地马拉总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和危地马拉卫生部门合作，在不知情的危地马拉公民身上进行了一项人体实验。医生故意让士兵、妓女、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并追踪他们未经治疗的自然进展。只使用抗生素治疗的实验导致了至少30例死亡。2010年，美国就这些实验向危地马拉正式道歉。

9.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

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开始与塔斯基吉研究所合作，追踪未经治疗的梅毒的自然发展。研究中，在阿拉巴马州的梅肯县，雇佣了600名贫穷、不识字的男性佃农，其中只有399人之前感染过梅毒，没有人被告知他们患有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相反，他们被告知，只要参加这项研究，就可以得到免费的医疗、膳食和丧葬保险。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1972年。除了最初的研究对象，研究的受害者还包括感染梅毒的研究对象的妻子，以及出生时患有先天性梅毒的孩子。

8. 米尔格拉姆实验

1961年，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开始了一系列社会心理学实验，以衡量测试对象服从权威人物的意愿。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是在德国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开始三个月后进行的，他想通过实验弄清楚:“艾希曼和他在大屠杀中的百万同谋是否只是在执行命令?”在实验中，两名参与者(其中一名是演员，另一名是不知情的测试对象)分别待在两个房间，他们能听到，但看不到彼此。然后，测试对象会向演员朗读一系列问题，演员每答错一个问题，测试对象就用电击给与惩罚。尽管有许多人表示想停止实验，但被告知他们不会被追究责任，或者不会有任何永久性的伤害时，几乎所有实验对象都继续了下去。

7. 城镇中受感染的蚊子

1956年和1957年，美国陆军在乔治亚州的萨凡纳市和佛罗里达州的埃文帕克市进行了许多生物武器实验。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数百万携带病毒的蚊子被放生到这两个城市中，目的是观察这些蚊子是否会传播黄热病和登革热。不出所料，数百名研究人员感染了包括发烧、呼吸系统问题、死产、脑炎和伤寒等疾病。这项研究还造成了几例死亡。

6.苏联人体实验

从192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1世纪，苏联将被称为实验室1、实验室12和卡美拉的毒药实验室作为秘密警察机构的秘密研究设施。为了找到一种死后无法检测到的无味、无味的化学物质，古拉格集中营的囚犯被暴露在一些致命的毒药中，测试的毒物包括芥子气、蓖麻毒素、洋地黄毒素和箭毒。

4. 纳粹人体实验

在第三帝国和大屠杀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战俘、罗姆人和其他受迫害群体进行了一系列的医学实验。这些实验是在集中营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导致了死亡、毁容或永久残疾。其中的实验包括试图利用基因来操纵双胞胎;骨、肌肉、神经移植;暴露于疾病和化学气体中;绝育手术等等。

3.731部队

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731部队在哈尔滨进了大量秘密生物和化学武器研究实验，犯下了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战争罪行。实验对象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男人、女人、儿童、婴儿、老人和孕妇。实验包括从活体上摘除器官、截肢以研究失血、细菌战攻击和武器测试等等。

2. 孕妇的放射性物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许多医学研究人员都专注于放射性武器和化学武器。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给829名孕妇饮用“维生素饮料”，并告诉她们这些饮料能改善胎儿的健康。实际上，这些饮料是含有放射性铁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放射性同位素进入胎盘的速度。其中至少有7名婴儿后来死于癌症和白血病，这些妇女也都遭受了皮疹、瘀伤、贫血、脱发和牙齿脱落以及癌症。

1.美国军队中的芥子气测试

1943年，美国海军将自己的船员暴露在芥子气中。按照海军官方说法，他们是在测试新服装和防毒面具对抗致命毒气的有效性。最糟糕的实验发生在华盛顿的海军研究实验室。研究人员找到了刚刚通过八周的新兵训练营的十七八岁的男孩，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一项有助于缩短战争时间的实验。当男孩们到达研究实验室时，才被告知实验涉及芥子气。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遭受了严重的内外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