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明 | 儒家群体共识理论的养成（一）

摘 要：关于儒家的群体共识，在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之前，孔子表述为仁学。孟子和荀子从不同角度证明设置仁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大一统社会建立之后，董仲舒概括为三纲五常，相当长时间内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宋明理学家分别建构气本论、理本论和心本论，从形而上学高度给予证明，最终实现“以儒治国、以儒治身、以儒治心”的大目标。儒家群体共识理论同爱国观念息息相通，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仁学；善；三纲五常；天人同体

关于儒学的特色，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公认的说法。在西方，有一句谚语说：舞台上一个哈姆雷特，而在一千个观众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怎样概括儒学特色？这原本是一个理解性的话题，所见不同，很正常。本文只是笔者的一点心得，无意求得广泛认同。笔者认为，儒学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倡导和维护群体共识。关注群体共识如何养成的问题，贯穿了古代儒学史的全过程。

一、首倡仁学

儒家认为，任何社会的形成都缺少不了精神因素的参与。这种精神因素就是群体共识。儒家的群体共识理论发端于先秦时期，发端于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即将形成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大一统社会正在走来，松散的诸侯联合体即将成为过去。在春秋之前，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由诸侯国组成的联合体，王室只是形式上的领袖，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国家、真正的大一统社会。那时，无论是夏朝还是周朝，普遍都采用五服制度。王室的控制范围，大概仅限于离王室较近的几个诸侯国，叫做“侯服”；诸侯国离王室的距离越远，王室的影响力越弱，分别采取“甸服”“绥服”“要服”的办法；至于那些离王室最远的诸侯国，并不在王室的实际控制范围内，只能采取“荒服”的办法。这些诸侯国不过是对王室实行礼节性的朝觐而已，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并不受王室政令的约束。

周朝初建时期，诸侯国有几百个之多。由于连年征战，弱肉强食，大多数诸侯国都被吞并，销声匿迹了。到春秋时期，仅剩下几十个诸侯国。到战国时期，仅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个诸侯国。到战国末年，强大的秦国依据法家理论，终于用武力扫平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帝国与王国不同，已不再是松散联盟，能真正行使管辖权。秦始皇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由中央派遣官员治理，直接对皇帝负责。

儒家的群体共识理论形成于春秋时期。那时中国虽然还未形成统一的国家，但已显露出走向统一的苗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准确地捕捉到这种苗头，及时提出：新社会应该有群体共识。这乃是统一趋向在观念层面的折射。他把群体共识建立在“道”的基础上面。孔子很看重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他看来，道比生命还重要；即便为求道牺牲了生命，也是值得的。如果说老子特别看重天道的话，那么，孔子特别看重人道，看重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与道家不同，孔子认为人不应该像动物那样被动地遵循道，而是主动地弘扬道。人与道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所弘扬的道，叫做人道，他概称为“仁”。仁是孔子创造出来的，乃是儒家群体共识理论的最初表述。据考古学家讲，他们只在甲骨文中发现过礼字，并未发现仁字。仁大概属于孔子首创。关于仁，孔子未下定义，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说法。在他诸多的表述中，以下六句话，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句，“孝悌为本”。《论语》载：“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虽出自有子之口，所表达的却是孔子的意思。孔子认为，培育群体共识首先应当从守孝悌开始做起。“孝”就是爱自己的长辈，“悌”就是爱自己的同辈。有了这两条，就可以推及路人，进一步扩大仁的适用范围。试想：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长辈都不爱，连自己的同辈都不爱，怎么可能爱路人呢？孔子主张爱有差等：首先爱自己的长辈，其次爱自己的同辈，最后才是爱路人。这样，从小群体到大群体，就能逐步地树立起广泛的群体共识。

第二句，“克己复礼为仁”。颜回向孔子请教何谓仁，他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我们知道，礼乐制度乃是传统观念，相传周公制礼作乐；仁则是孔子提出来的新观念。孔子必须对仁和礼之间的关联性做出解释，才能与传统对接，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他强调，礼乐绝不能仅仅流于形式。“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礼有深刻的内涵，那就是仁。礼不过是行仁手段而已，仁作为群体共识，才是守礼的目的。“克己”两个字很重要，换句话说，只有克服狭隘的个体意识，才能树立起群体共识。

第三句，“忠恕之道”。《论语》载：“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恕之道虽出自曾子之口，的确也是孔子的意思。在这里，孔子基于群体共识，提出对待他人的原则：消极地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不求全责备；积极地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善于推己及人、成人之美。只有遵循这个原则，才能与他人结成社会群体；否则的话，社会群体便无从谈起。

第四句，“仁者爱人”。樊迟向孔子请教何谓仁，孔子的回答很简洁，只有两个字：“爱人。”（《论语·颜渊》）意思是说，仁作为群体共识来说，仿佛一条精神纽带，把所有的人联系起来，结成和谐的社会。倘若没有这条纽带，所谓和谐社会，便是一句空话。孔子把仁和爱紧紧联系在一起，表明二者同义。在现代汉语中，仁爱连称，已变成一个词。孔子强调，任何人都离不开社会群体。每个人都是群体社会中一分子，必须学会爱他人，与他人和睦相处。孔子家中遭受火灾，他首先问的话是人有没有受伤，并不关心马匹的损失情况。司马牛慨叹自己没有兄弟，他在孔门得到的安慰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7把他人皆视为兄弟，这就是仁，这就是爱，这就是应该有的群体共识。

第五句，“博施济众。”《论语》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圣人已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是践行仁道的楷模。上古的尧舜禹都是这样的圣人。圣人甘愿为他人奉献，为群体付出自己的一切，最能体现群体共识。孔子很崇拜圣人，视为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他期待圣人早点出现，改变目前混乱的世象，重建“天下有道”的新局面。

第六句，“大同之世”。孔子提出他向往的理想人格，也提出他向往的理想社会，即大同之世。关于大同之世，《礼记·礼运》写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句话虽未出现在《论语》，但的确是孔子的一贯思想。所谓大同之世，就是群体共识彻底战胜个体意识的时代。

孔子以上六句话，都是围绕着仁这个核心讲的。在这里，孝悌、克己、恕道、爱人、圣人、大同等，都强调维护群体共识的必要性。他希望用“仁”这条纽带，把所有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结成统一的大社会，不再停留在松散联合体上面。他的这种合理诉求，显然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具有进步意义。孔子的仁学理论应运而生，为全中国统一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儒家对“仁”的关注一脉相承，可谓孔子开其端，后学继其绪。这里所说的后学，首先是指战国中期的孟子和战国末年的荀子。

二、人性有善

在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都认同孔子仁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仁学做出证明。孟子沿着孔子“为仁由己”的思路，用“人性善”支持仁学，对儒家群体共识的普遍性做出证明；荀子沿着孔子“约之以礼”的思路，用“人性朴”支持仁学，对儒家群体共识的约束力做出证明。由于他们的努力，儒家学脉延续和深化。

孟子坚信人性善。他所说的善，乃是一切道德的总称。孟学最鲜明的特色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他强调人性善，旨在为孔子仁学直接提供理论根据：既然承认群体共识是仁，就必须设定人性善。因为只有善良人才能与一群同样善良人结成社会群体；而没有善性可言的狗，只能充当人的宠物，永远也不可能融入人类社会。

在孟子看来，首先，必须认定君主具有善性；他出于善念，才能实行仁政。其次，必须认定臣民也具有善性；他们出于善性，才能接受仁政。双方都出于善念，找到共识，方能组建大一统社会。由此可见，性善具有普遍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对于君主来说，认同性善并不是什么难事，就像为老年人折树枝一样容易，可“治天下于掌上”。孟子所说的“天下”，就是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大社会。人性善被他说成强大的精神力量，锐不可当。民众出于善性，凭借手中的木棒，就可以击败敌人的坚甲利兵。

至于为什么说人性善，乃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大家一致认同的说法。大多数民族都在神那里找原因，孟子没有采取这种思路。他断言人性善乃为人自身所故有，与生俱来。具体地说，性善来自良知或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人性善就发端于此：由恻隐之心形成仁的观念，由羞恶之心形成义的观念，由恭敬之心形成礼的观念，由是非之心形成智的观念。他的结论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人禽之别就在这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在他眼里，只有君子才具备善性，至于庶人，只能算作衣冠禽兽或半人半兽而已。孟子早已把庶人开除在人籍之外，表明性善论只代表一种理想境界，只代表一种正面价值。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君子，不包括庶人。那些失去善性的庶人，并绝非性善本身所致，因而也不能因庶人的存在而推翻人性善的论断。他辩解说：山的本性应该是郁郁葱葱的，可是牛山变得光秃秃的，乃是牛羊啃噬所致，能怪山性吗？同样道理，庶人失落善性，乃是放纵物欲所致，同人性善有什么关系呢？

孟子还试图从形而上的角度论证性善。孟子预设了义理之天，认为人性善来自天性善。就性善来说，天人合一：尽量扩充与生俱来的善心，便可看透人性；了解至善的人性，就等于了解至善的天性。这就叫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体现天性，可谓有“天爵”；拥有特定身份，可谓有“人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去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人的价值不在于人爵，而在于天爵。天爵与人爵并无必然联系，社会上小人物也可成为精神领域的大丈夫。

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预设至善的神，而人则免不了劣根性，必须由神来拯救。他们选择的是外在超越的路向。孟子坚信人性善，不啻承认人有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并不需要神来拯救。他选择了内在超越的路向。或许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人宗教意识比较淡漠。尽管孟子的论证在理论上不够周延，还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它有助于与人为善人格的养成。在性善论的引导下，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天底下还是善人多，乐于做个性善的君子，乐于同他人交往，乐于结成和谐的群体。这无形中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确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第二，它有助于责任感的提升。在性善论的引导下，大多数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乐于为群体做贡献。尤其在民族危亡时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往往化为爱国志士的行动。第三，它有助于自律意识的培育。在官场中，由性善论衍生出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多少个两袖清风的清官，多少个宁折不弯的强项令，都把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句，奉为座右铭，以“大丈夫”精神激励自己。

荀子不认同孟子关于人性善的先天证论，因为找不到人性先天就善的证据。他也不同意孟子关于人性善的形上论证，因为不能证明义理之天的存在。事实上，人所面对的世界，只有一个自然之天；而自然之天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能证明人性善。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荀子不认同孟子的笼统地说人性善，但不否认人性确有善的一面。人性善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人为贵”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在宇宙中间最有价值。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在万物之中，任何一物都不能与人类相比。“人为贵”的奥秘在于“人能群”。小小的一个人，凭什么可以乘牛驭马？凭的就是群体的力量。人为什么能结成群体？靠的就是一套群体共识，荀子叫做礼义。由此可见，人不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文化的存在。凭借于此，人就能“胜物”，就能成为天地之间的最强者。尽管荀子没用“善”这个字眼，他承认人性有善的一面。以善为共识，人就可以结为群体；否则，不可能结为群体。他完全认同孔子仁学，完全认同儒家的群体共识理论。荀子认定“人为贵”“人能群”，唱出人的赞美曲，肯定人有善的方面，但这只是人性的一种取向。从另一方面说，总有些人拒斥群体共识的约束，流向于恶。他的确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他的确写出《性恶》篇，但不能把他武断地归结为“性恶论者”。因为在荀子眼里，大多数人都拥护群体共识，并不是恶人；只有少数拒斥群体共识约束的人，才是恶人。显然，“人之性恶”是个特称判断，不是全称判断。“人之性恶”还是假言判断。意思是说，假如有人拒斥群体共识约束的话，就会流于恶。由此可见，把荀子归结为“性恶论者”，根本与事实不符。同孟子一样，他承认善可以成为人们的共识，而恶不能。荀子指责某些人有恶的取向，不否认大多数人性有善的取向。善可以成为群体共识，恶却不能。衡量恶，必须以善为尺度，否则，恶从何谈起？荀子只是说有些人趋于恶，怎能笼统地给他戴上“性恶论者”的帽子呢？倘若抱着性恶论不放的话，等于抱着与人为敌的心态；这样的人，还能同他人结成群体吗？如果真的如此，荀子还能称为儒者吗？

在荀子看来，人性是复杂的。与其说人性善，毋宁说人性朴。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朴”在价值上中立的，既可以有善的取向，也可以有恶的取向。“朴”犹如一张白纸，可以信手涂鸦，把白纸变成废纸；也可以画出最美的图画，供大家欣赏。人性有变化，有两种可能；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既然人性有两种可能性，那么，对治人性的办法，自然就不能只是一手，而必须是两手：既要鼓励人主动地为善，又要设法使人被动地不为恶。前者叫做王道；后者叫做霸道。荀子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大略》）。他设计出两手政策，实际上为后世皇帝取法。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岂止汉家？哪个朝代的皇帝不是如此？难怪鲁迅先生会发出“两兄弟”之慨。正是由于荀子有两手设计，儒家才享有“以儒治国”的荣耀。

孟子主张人性善，直接同孔子仁学相联系。仁本来就有善的意思，由仁到善，顺理成章，故而孔孟连称，被后世统称为孔孟之道。荀子主张人性朴，间接同孔子仁学相联系，虽没享有孔荀连称的荣耀，也是儒学不可或缺的环节。孟子和荀子二人的基本观点，其实都是对仁学的论证，并非势不两立。孔子是他们共同的先师。孟子表示，“乃所愿，学孔子”；荀子盛赞孔子“仁且不蔽”。二人都认同仁学，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孟子从理想性出发，强调人性善，但不否认在现实中人有善有恶；荀子从现实性出发，强调现实中有些人性恶，不否认理想的圣人至善。二人的基本观点，大同小异，实在没有争论的必要。

参考文献：

［1］张载．张载集［Ｍ］．北京：中华书局，1978：7-8．

［2］程灏，程颐．二程集［Ｍ］．北京：中华书局，1981：424．

［3］陆九渊．陆九渊集［Ｍ］．北京：中华书局，1980：388．

原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宋志明（1947-），男，吉林吉林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