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口上的农村剧丨农村剧变迁史

文 │ 小玉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第一篇“乡土本色”中直接为中国社会的基层下了定义。

作为基层的农村社会，向来是中国艺术创作的沃土。农村题材自国内电视剧诞生起就是剧集市场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近两年来，乘着“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春风，农村剧的质量与数量均有所提升。

近期，《幸福到万家》《大山的女儿》等剧的热播，就引发了市场对农村剧大范围的讨论与期待。前者讲述了何幸福如何“挑战”万家庄村支书万善堂权威，带领万家庄致富；后者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聚焦黄文秀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故事。总的来说，其创作都脱离不了特定的时代背景，“礼法之争”“脱贫”仍然是农村剧中常用常新的一个话题。

而若要深究这些火爆农村剧的制胜秘诀，除了话题紧跟时代，真实则永远是最触动人心的东西，《大山的女儿》 就在还原黄文秀事迹的同时，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进而拿下豆瓣9.1的高分。农村剧如何在把握好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性的创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广度与深度不断更新的农村剧

追溯中国电视剧的早期发展史，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关照到了农村与农民的话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描述农民去地主家讨粮的《一口菜饼子》；有讲述年轻男女相爱、带领公社致富的《桃园女儿嫁窝谷》；有讲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公社党委书记的女儿》《神圣的职责》。

《一口菜饼子》电视直播

改革开放前后，农村题材电视剧迎来了短暂的春天。197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三家亲》。随后，《瓜儿甜蜜蜜》《结婚现场会》《牛庄风波》《信任》《浪花》等剧的接连播出，既反映了农村改革建设、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又凸显了农村剧破旧立新、展望未来的时代特色。

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农村深层的社会矛盾开始凸显。以此为背景创作的《太阳从这里升起》《雪野》《白色山岗》《李小娥分家》《山不转水转》等剧多角度探讨农民心理与农村文化，深入挖掘了农村的现实矛盾。

这一时期，农村剧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得到较大的提升，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开始关注农村女性的生存环境。比如，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的“农村三部曲”（《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中均把农村女性当做叙事主体，刻画了一批自主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形象。

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在其他类型剧的挤压下，农村题材落入了无人问津的地步。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这一时期的农村剧仍不乏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从内容选择上看，农村剧引入了新主题，比如《一村之长》等剧开始把乡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作为主线剧情；《庄稼院里的年轻人》以“科技兴农”为全剧主要话题。从表现形式上看，对喜剧元素的深度运用更新了农村剧的风格，赵本山主演的《一乡之长》《刘老根》及其续集均实现了口碑和收视的双赢。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剧的制作水准在不断提升，类型多样化的同时更加追求内容质量的精益求精。那段时期的《老农民》《马向阳下乡记》《平凡的世界》等均是风靡一时的现象级作品。其中，《老农民》和《平凡的世界》投资过亿，筹备年限较长，既有陈宝国这样的老戏骨压阵，也有佟丽娅、袁弘这样的明星愿意走进农村剧的市场。最终，这两部剧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

2020年至今，得益于脱贫攻坚的政策背景，农村剧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小高潮。2021年的《山海情》以口碑引爆全民收视，不同于严肃的农村题材，《山海情》在影像表达上颇具诗意，不煽情、不说教，配以轻巧的喜剧元素和生动、鲜活的人物刻画，显得“洋气”十足，很受年轻人的追捧。

今年刚刚收官的《幸福到万家》，以个人成长见证村庄的繁荣，并引入赵丽颖这样的流量演员，讲述另类“大女主”故事，为农村剧引入新的可能性；《大山的女儿》则完全凭借朴素的情感打动了无数“自来水”。这几部农村剧的成功，证明了无论是以农民为内容，还是为农民而创作，“生涩”的农村故事仍有极大可讲述的空间。

以时代为底色，

“礼法之争”“脱贫”是农村剧的经典话题

农村剧自诞生以来，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公认的繁荣期，而引发行业创作热情的最根本因素还是要落脚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上。

小岗村改革开始

农村剧创作的第一次繁荣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前期，改革开放的第一枪首先在农村响起，这直接引发了文艺界对农村的进一步关注。在风风火火的第一波改革潮里，农村剧同农村一起发展，大多都是记录当时农村改革的现实主义剧作。

新世纪初期是第二次繁荣期。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加之90年代末农村剧作的凋零也让人们开始反思，这些都激起了行业内对农村剧的创作热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而今，农村剧再次迎来了一波创作的小高潮，它们基本围绕如何带领农村“脱贫致富”的话题叙事，明显不能跟“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剥离开来。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内核往往较为集中。

《秋菊传奇》

比如电影《秋菊打官司》与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同是对陈源斌小说《秋菊传奇》的改编，但二者在制作上有近30年的时间跨度。前者主要突出“打官司”这个主题，后者在“打官司”之外还涉及到脱贫、环保等话题。二者的差别与不同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关系。

除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农村题材剧中也有一些不过时的经典话题在延续。

在中国农村传统的“熟人社会”关系网下，村庄内用以维系乡土社会秩序的依据往往是宗法等级之下的礼教传统，是非对错由德高望重的耆老乡贤判别处置。这样的背景下，“礼法之争”就成为了农村剧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

《高山清渠》草王坝与隔壁村斗殴

《幸福到万家》中主角何幸福因为丈夫被踢伤，状告村支书万善堂，在万家村引发了一场风波；《高山清渠》中主角黄大发所在的草王坝与隔壁村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打一架，好在徐书记及时赶来阻止了这场闹剧。这些传统与法制的冲突并不能简单看做愚昧与先进的对立，正是因为其中留下了对民风的思考空间，才使得电视剧更具现实性，更易引发共情。

农村和农民的发展亦是农村剧中不变的主题之一。从早期的《桃园女儿嫁窝谷》到《刘老根》，再到现在的《大山的女儿》等剧，无不把带领农民致富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

不过，农民脱贫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潮流。农村剧中曾流行过进城致富，后来逐渐转为返乡建设；过去，农村剧更关注物质脱贫，而今，越来越多的情节开始与精神脱贫相关。

尊重现实才能引起观众共鸣

在长期的创作积累下，农村题材电视剧也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类型，可以用三种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它们初步做一个划分。

虚构类和真人真事改编是农村剧最基本的两大划分方式。《幸福到万家》和《大山的女儿》就可以形成这组划分方式中的一个对照。尽管内容创作上反映了很多现实的话题，但《幸福到万家》的人物、故事、情节皆为虚构；《大山的女儿》则根据黄文秀的事迹改编，全剧以现实为基准，最大的诉求就是还原。

在创作方向上，则有严肃类与喜剧类两种划分，但它们的界定标准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现实主义剧作的标准是写实，而笑中带泪才是生活的真谛，称得上严肃类题材的《山海情》中也有一些引人发笑的情节。再比如《刘老根》《乡村爱情》等以喜剧为主要内核的作品，演员班底主要是喜剧演员，剧情始终欢脱搞笑，它们就是非常典型的喜剧类农村剧。

在剧作类型上，主角剧与群像剧是近年来农村剧中比较突出的两类。主角剧的流行时间较长，既有单主角的类型，也有双主角的形态。群像剧在新世纪后的很多农村剧中都有体现，比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山海情》等。

选择合适的呈现方式只是农村剧创作的第一步，担任过《刘老根》《乡村爱情》编剧的何庆魁曾说，“没有扎实的农村生活，光靠在宾馆里编、在别墅里拍，是绝对拍不出好的农村剧的，是没办法感染观众的。”改革开放40多年的时间里，农村发展日新月异，一昧用固有印象去塑造一个农村、一群农民，对影视创作内核的深化而言，并无益处。

一部优秀的农村剧应当是对现实的复刻或反映，它需客观地将农村与农民的生活展现出来，而非因为题材的朴素，毫无道理的拔高。

《江山如此多娇》中，坐龙滩镇书记龙佑民因公殉职，留下遗嘱要把所有的积蓄52000元交党费。濮泉生提出质疑，建议拿这笔钱的一半给龙佑民家人补贴家用。女记者沙鸥缺少对贫困农民的了解，只带着满腔的正义感去阻止濮泉生的行为。这一情节引发了很多观众的讨论，在“濮泉生的做法是否可取”“这笔钱到底怎么分配”等问题上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看法。

不是一昧的颂扬神性，而是敢于直面现实中普通人的矛盾，这样的呈现才是农村剧剧中应有之义，也可以使农村剧免于陷入“高高在上”、脱离朴素情感的误区。

今年夏天热播的《幸福到万家》《大山的女儿》等剧均已收官，目前暂未有高质量农村剧接档。不过，根据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改编的同名剧现已提上开机日程，该剧聚焦的对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导演王伟曾执导过《隐秘而伟大》《白夜追凶》《人生若如初见》等作品，或可给农村剧创作注入新血。

优质农村剧创作的接力棒还在传递，下一棒交到谁手里，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