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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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复苏
任何一次经济冲击和解决复苏都不是同步的，分化是必然的现象。从以往经济周期中我们往往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分化的规律：一是供给侧恢复快于需求侧；二是第二产业恢复快于第三产业；三是大企业恢复快于小企业；四是投资恢复快于消费恢复。但本轮经济下滑与传统的经济萧条有很大的差别，新冠疫情反复、俄乌冲突爆发以及房地产业深度调整导致本轮复苏进程中的分化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现象。
第一个新分化表现为，疫情冲击的区域、产业与非疫情冲击的区域和产业的增速分化远远超越传统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分化幅度。上半年，宁夏、山西、江西和新疆等地的经济增速依然在5%左右的常态水平，但受到疫情深度冲击的上海、吉林却出现了-5%--6%的深度下滑，增速分化差异达到了10个百分点，远远超过2008年的水平。对于这种深度分化，简单利用总量政策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根据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进行差别化政策，特别是要保证这些区域在疫情防控取得胜利，保持经济社会基本功能的常态化，防止出现经济循环全面停摆。
第二个新分化表现为，供给侧由于供给瓶颈因素的中期化使其恢复速度大大慢于常态。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由于供应链瓶颈的广泛存在，导致关键环节产品供应不足，物价水平出现持续的上涨。今年4月，上海实施静态管理直接导致上海港出口供应链断裂，直接导致全国出口水平大幅度下降。由此，政策界和学术界高度关注宏观视角下的供应链冲击，供应链管理以及供应链瓶颈约束成为本轮宏观管理的新焦点和新名词。在未来中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疫情尾部效应很可能导致很多瓶颈效应中期化，导致国民经济循环面临持续压力。因此7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中专门指出，“疫情要防住，但同时还必须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功能有序运转“。在一定意义上，本轮疫情是各国供应链宏观管理体系建立的加速剂。
第三个新分化，接触性产业与非接触性产业的复苏分化，特别是数字经济和网络经济在疫情期间快速发展，但以文化旅游餐饮为主体的接触性服务业却跌入深渊。例如上半年餐饮业增加值增长-2.8%。但信息等高新技术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2%。解决这种分化可以采取定向救助，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增加产业对于各种外部环境冲击的弹性和韧性。也正是从这种角度来看，新冠疫情很可能成为中国数字化转型的超级催化剂。
第四个新分化就是俄乌冲突诱发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全球通货膨胀高企直接导致上游能源、原材料生产行业快速复苏，而高能耗产业严重收缩持续低迷。解决这种分化不仅在于短期对这些行业进行价格补贴，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加速能源结构的转型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因此，本轮复苏进程中政府在消费端加大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在生产端“加大力度规划建设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从上述这些新分化及其处理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应对经济冲击下的分化必须高度关注分化是否触及经济社会的底线，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功能的丧失，分化救助必须关注于底线管理和底部救助，总量政策最好起到辅助性作用；
2）复苏进程中的分化往往体现了不同行业、部门、区域和市场主体对于冲击的弹性和韧性，分化不仅会带来挑战，但也孕育着新契机，很多常规时期的结构性调整可以顺势发生；
3）应对可以推进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复苏分化不能简单采取结构性政策进行全面对冲，这种简单对冲很可能使我们失去了化危为机的调整机会。这时，复苏政策不宜过急过快。过激的总量政策和结构性对冲政策往往使市场失去自我调整和自我优化的机会，就像一个人得了阑尾炎，庸医开出一个大剂量的止疼药，虽然快速止痛，好像药到病除，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掩盖下进一步恶化，在经济社会基本功能和循环稳定的前提下，让市场有步调地进行自我调整和优化十分重要。
4）复苏速度并非越快越好，结构性对冲也并非对症下药，必须深入分析分化的具体表现和成因，采取有利于结构优化的促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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